LILY’s blog

夏日时光

周末无他，继续嗜读马丁贝克探案系列。

《阳台上的男子》（The Man On the Balcony）讲述一起虐杀女童案，故事进行得很精彩，只是结尾略嫌仓促，好像没有交代完整，忍不住怀疑会不会是翻译的偷工减料，可因是台湾的译本，这等非专业的做法，似乎可能性不大（不过需承认，这里面有迷信和偏见的成分），有空找英译本对比一下吧。

《失踪的消防车》（The Fire Engine That Disappeared）涉及走私、贩毒、窃车，庞大的有组织犯罪，看似结案，又横生枝节，案情错综曲折。除了主角马丁·贝克，其他几位警员亦个性鲜明突出，尤喜欢抽烟斗、记忆力惊人的米兰德，恍若有福尔摩斯的影子。

不管好莱坞制造了多少商业垃圾，洛杉矶终究是电影大本营，独立影院的规模更大，blockbuster以外，每周仍有不少新鲜影片、特别是外语片上映，算是找出搬到南加的一个feature。 法国导演阿萨亚斯2008年的作品 Summer Hours（L’heure d’été）讲一个传统与继承的故事。老母亲去世，留下叔父的一栋乡间别墅和大批艺术收藏。三个子女中有两个已离开法国，将在别国定居。世界大移民，全球化的不止是经济贸易，还有人口。如何处置这份庞大的遗产？变卖，换成最容易拆分的纸币，成为唯一选择。各种art nouveau 风格的家具摆饰从家中搬到博物馆，供人参观，身价倍增。可是没有插花的花瓶，还是花瓶吗？清理别墅时，大儿子让年老的女佣Eloise挑一件纪念品带走。老太太怀抱一只平日里用的古董花瓶，颤巍巍走出房子，等在门口的侄儿问她拿了什么，她说，“他让我任选一样，我可不能趁机占便宜。就挑了个普通的。值钱的东西对我有什么用？”（He said to choose anything. l couldn’t take advantage. l took something ordinary. What would l do with something valuable?）俏皮幽默的反讽，令人莞尔。

Marilynne Robinson: Home

Marilynne Robinson的第三本小说 Home 是去年出版的，人物承接上一本Gilead，也因为这样，想到以前读Gilead时头皮发麻的感觉，对Home一直很犹豫，直到前阵子Home 获得了今年英国的橙橘奖，又激起一读的兴趣。卫报在报道Home获奖的新闻里这么写：也许意外就是没有意外。……橙橘奖评委们的决定爽快一致。但读完Home，我还是意外的被Marilynne Robinson深深击中，那种被悲伤压得喘不过气的感觉，那种震撼，totally overwhelmed，已经不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也许是读Housekeeping时。三十年，惜墨如金，三本小说，本本经典，Marilynne Robinson无疑是当代文学界的一个传奇。

Home的故事仍发生在小镇Gilead。Glory回到家乡照顾年老体衰的父亲，老教士Robert Boughton。不久，Boughton家的浪荡子Jack也在离家二十年后，因为某些原因回到Gilead。从儿时起，他就是镇上出了名的坏孩子，偷窃，酗酒，还让一个未成年女孩怀了孕，诞下一女儿，年幼夭折。他令家族蒙羞，却又是父亲最疼爱的儿子，这种亲子之情，纠结了多少心痛？故事从Jack回家开始，叙述他与父亲及妹妹Glory每一天的相处。难堪的过去，脆弱得不可触碰，二十年别离造成的陌生疏隔，如何消除，破碎的父子关系，如何修复，没有答案，只是小心谨慎的试探，递一杯咖啡、一张报纸，每个细小的动作，都变得富含深意。洗心革面？故态复萌？最难的，也许是如何与自己的过去妥协。想起一个德语词，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面对、克服过去），不仅对一个国家，也是对个人。

回家的Glory同样有一段密不可宣的过去，恋上有妇之夫，无果的爱情。家是什么？在外面闯荡受伤后、收留我们的疗伤之处？寒舍豪宅，可以遮风避雨，却不一定能够安抚流浪、无所依的心灵，精神的家园是在某个固定的落脚处，还是在路上？Robinson研究神学，宗教是她小说里永恒的主题，Home 里亦有关信仰、宽恕、理解、堕落、惩戒、地狱永劫（Perdition）的讨论争辩，虽无法完全领会，却不妨碍欣赏Robinson语言的强大魅力。Home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话。平凡朴实的日常对话，诠释尽人物挣扎犹豫的心境，细腻绵密的忧伤，不时把人逼到触动泪腺的边缘，流泪的是心。

演唱会

Michael Jackson 死了，世人震惊，前阵子不还说要复出开演唱会吗？想起蔡康永书里的一段话：

“将来如果有你喜欢的歌手，你要想办法去听他的现场演唱会，去跟其他和你一样喜欢他的人在一起。你不知道那个歌手会有名多久，你也不知道他会愿意活多久。你只能趁他还在的时候，让他变成你回忆的一部分。”

Siegfried Lenz：为你默哀一分钟

Siegfried Lenz 是德国当代很负盛名的作家，可说来惭愧，好几年前买了他的成名小说《德语课》，还一直搁在书架上，未曾展读。Lenz 1926年出生在东普鲁士的吕克城，二战时加入德国海军，后在英国被俘，1945年获释。他去了汉堡，在汉堡大学修读哲学、文学、文艺学等课程，1950年任德国《世界报》（Die Welt）编辑，1951年发表第一部小说《空中群鹰》（Es waren Habichte in der Luft），从此成为专职作家，并加入文学团体 Group 47。（君特·格拉斯（Guenter Grass）才是该团体的成员之一，在自传《剥洋葱皮》里，格拉斯回忆细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Group 47 活动的情形）。Lenz 不仅创作小说，长中短篇都有涉猎，也写舞台剧和广播剧。1999年，获歌德文学奖。

《为你默哀一分钟》（Schweigeminute）是Lenz 2008年的最新中篇作品，叙述一个十八岁的高中生爱上女英语教师，是本不折不扣的爱情小说，可令人惊奇的是，作者淡雅忧伤的笔调竟然不带一点情爱的激情，与一般市场上类似的故事大不相同，真是出人意料。校园、课堂、夏日、海水、波浪，风帆、小岛，让人动容的不是生离死别的爱情本身，而是它背后的美丽与纯真。

“勤奋”的周末

周末除了出门采购食物，几乎都呆在家啃书，难得如此安静。

在图书馆借了数本马丁·贝克系列，自Hanning Mankell、Stieg Larsson，最近对北欧推理小说颇为着迷。题外话，Stieg Larsson 的千禧三部曲之二The Girl Who Played Fire，英译本和中译本都将于7月底上市，兴奋难掩。

马丁·贝克系列是瑞典一对夫妻档作家Maj Sjöwall 和 Per Wahlöö 在1965年到1974年间创作的侦探小说，一年一本，直到1975年Per Wahlöö 去世，总共写了十本，2005年由台湾远流引进，全部有了中译本。Maj Sjöwall 和 Per Wahlöö都是媒体工作者，文笔简练明畅，以白描为主，不故弄玄虚，因本身经常接触实际的犯罪案例，写的故事极具现场感和真实感。《罗丝安娜》（Roseanna，1964）是他们初试啼声之作，故事架构比较简单，但描写破案过程丝丝入扣，条理明晰。《大笑的警察》（The Laughing Policeman，1968）也是较早的作品，线索相对复杂，但叙述有条不紊，紧凑扣人，呈现警察如何在纷乱无序的调查中逐渐梳理出正确的破案方向，一步步接近真相。两个故事都涉及性虐主题。Maj Sjöwall 和 Per Wahlöö 被归为左翼作家，很多评论提到马丁·贝克系列的社会批判性，借小说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堕落丑恶，引发反思。不过以《罗丝安娜》和《大笑的警察》而言，这方面的内容不是那么突出，还是以探案过程扣人心弦的情节取胜。

周日居然起了个早，去看早场电影，Woody Allen的Whatever Works。影院里的观众比预想中稍多。在欧洲兜了一圈的Woody Allen，今年的新片不仅重回他的故乡纽约，连影片的基调都回到了他60、70年代的作品，可多了点商业的温情，反成败笔。果然，这个剧本是Woody Allen70年代时写就的，后因理想中的男主角去世而被搁置。主人公Boris显然是Woody Allen自己的影子，纽约犬儒式的知识分子，玩世不恭的自嘲与嘲讽，嬉笑怒骂，宗教、政治、种族……都是他调侃的对象。离家出走的南部少女，丈夫出轨、寻女寻到纽约的母亲，追到纽约、祈求妻子原谅的父亲，来自密西西比比的这一家三口，在这座自由加疯狂的都市，各自找到了意料之外的新生活。纽约究竟是个怎样的地方？释放灵魂的天堂，放纵欲望的地狱？Whatever works!

书·影

这周读的两本书，其实都值得好好写一写，可桌上还叠着一摞想读未读的书，只好偷工减料，简记几笔先：

Everyman by Philip Roth

Philip Roth 无疑是美国当代文坛最重量级的作家，最令人惊叹的也许是他旺盛的创作力，尽管已70多高龄，却仍以一年一本的速度不断带给读者新书，今明两年又将相继有两本作品问世。看介绍，The Humbling 关涉衰老与情欲，是近几年Roth作品里常见的题材，相较之，2010年将推出的Nemesis 对我吸引更大，它讲述1944年夏天脊髓灰质炎在Newark地区大面积流行以及对当地儿童的影响。这也将是Roth的第三十一部小说。

Roth 著作等身，对他作品的了解，还不到冰山一角。Everyman 是Roth 2006年的小说，获得2007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 PEN/Faulkner Award for Fiction），这也是Roth第三次荣获该奖。中译本即将在国内问世。一个美国朋友和我说，Roth的小说太sad，读不下去，唯一读过的一本是Everyman，因为书很薄。确实，Everyman 总共不到两百页，对读者而言，起码不会因篇幅而吓倒。小说以一场葬礼开篇，短短几页，一股无言的悲痛侵入骨髓，感受到Roth令人震撼的语言力量。整个故事弥漫了病痛与死亡的灰色基调，抓一把土，散在逝去人的棺木上，用铁锹一锹一锹把亲人的棺木埋葬，掘墓者平静地讲述怎么把墓坑挖的平整，平整得里面可以放张床……如果我们不相信来生，那么直面的死亡究竟是什么？记得纽约客有篇书评总结Roth的小说，说他像是举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我们只是人（human），人注定是一种有污点的存在（human stain）。而 Everyman的牌子上，赫然写着的是两个更平常的字：死亡。每个人都会死。Philip Roth 真狠。

Oliver Kitteridge by Elizabeth Strout

这是今年的普利策获奖小说。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位作家。她的作品不算多，至今共写过三本小说和若干短篇，也在大学教授创意写作。Oliver Kitteridge 用系列故事集的方式写出新英格兰地区一个小镇的悲欢录。全书共13章，每一个章都可独立成为一个短篇，Oliver Kitteridge，一位退休的七年级数学教师，是串起这章节的核心人物。她心地善良，但说话尖酸刻薄，在小镇居民的印象里似个恶毒的妇人，以前学校的学生也都很怕她。13个故事涉及的多是情感与家庭：与多年前的恋人重逢，隐瞒的情人，出轨的丈夫，在葬礼当天才得知丈夫不忠的妻子，无法修补的母子关系，杀人凶手的母亲，失恋兼患厌食症的少女，有偷窃癖的牧师的女儿…… 还有小镇上少不了的蜚短流长。Elizabeth Strout 不仅语言优美，叙事更高妙，营造出谜样的悬念，刻画真实而复杂的人性，无论冷酷、自私、丑陋、温情，皆让人觉得ha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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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看DVD，从图书馆借了几部Max Ophüls的电影。他是位德国导演，但在美国法国都拍过片。看的两部都是他较后期的法语片，La Ronde 和 Le Plaisir。简洁的镜头语言，传达出丰富的叙事，宛若精致的文学短篇，concise but sophisticated。特别是运动长镜头的使用，实在令人惊艳。

某日下午被courtyard的警铃扰得无法静心读书，于是关上窗，看了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很多关注日常生活细节的画面，上班、下班、超市购物、煮菜、吃饭、看报、发呆。淡淡的忧伤与感动，含蓄节制。虽然没有特别的惊喜，但算得上许鞍华近年来最出色的一部作品，值得一看。

IMPAC都柏林文学奖：Man Gone Down

今年的IMPAC文学奖比较有意思，获奖作是美国作家Michael Thomas 2006年的小说 Man Gone Down。Michael Thomas是位黑人作家，住在纽约，这是他的第一部小说，由一家不太起眼的独立出版社出版，连该奖评委会的人都说，之前并未听说过这个名字。而它却战胜了诸多名家名作，包括Philip Roth、Joyce Carol Oats、Doris Lessing、Junot Díaz的大热小说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等，赢得这笔10万欧元的奖金。文学没有绝对的好次标准，有新作家获奖总是一件好事，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带来新的空气，文学奖项的意义很大也在于此。目前在纽约Hunter College任教的Michael Thomas说，他有三个小孩，背负了一笔贷款和一座建了一半的房子，他会用部分奖金支付些帐单。听来让人辛酸。

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IMPAC文学奖的候选作品来自世界各地图书馆的推荐，Michael Thomas 虽然是美国作家，但唯一提名他的却是巴巴多斯的一家图书馆。由此无端联想起去年瑞典文学院批评当代美国文坛过于狭隘孤立，没有加入到世界文学的对话。这当然令美国文学界极度不爽。不过对我而言，英语之外的作品总能勾起我特别的兴趣，不排除带有猎奇心理。可惜语言的局限，只能苦等译本。

卫报有关IMPAC的报道：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09/jun/11/debut-novelist-impac-dublin-prize

纽约时报2007年关于这本小说的一篇书评：http://www.nytimes.com/2007/02/04/books/review/Glover.t.html

J.R.Moehringer：温柔酒吧

“八岁大时，别的孩子的梦想是去迪士尼乐园，我的梦想是去狄更斯酒吧……”，封面上的这句话把我深深吸引，不仅是这个男孩的故事，还有那家酒吧，拥有如此富有诗意的名字──狄更斯。

作者J.R.Moehringer 出生于纽约，在长岛附近的Manhasset小镇长大，1986年从耶鲁毕业，进入《纽约时报》担任新闻助理，用作者在这本回忆录里的话说，其实就是送稿兼买三明治的小弟。实习期结束后，Moehringer 没有如愿晋升为《纽约时报》的正式记者，他去了其他报社，现任《洛杉矶时报》的特派员。2000年，他荣获普利策新闻特写类奖。《温柔酒吧》（The Tender Bar: A Memoir）是他2005年出版的自传， 也是他的第一本书，引起不小轰动，媒体盛赞，读者蜂拥，被Publisher Weekly 选为2005年“最值得纪念的回忆录”。

传记文学在美国有相当悠久的传统，创意写作里有专门的一项Memoir Writing。作者在该书的致谢里也提到哈佛教授John Stauffer 专为他开列书单，里面都是稀有的老回忆录，为他说明美国回忆录的传统。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乃后人构建，受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导向，其真实原貌成为疑问，因此，个体历史的书写，在这样的语境下变得重要起来。生动的故事与丰富的细节，既是个体生命的记录，也可呈现出一个时代的多重面貌。好的传记文学需要敏锐的洞悉、冷静的审视与斐然的文采，而自传则还要摆脱强大的自我（ego），以免陷入自恋自哀的感伤，对情感的控制需收放有度。

J.R.Moehringer 的成长历程辛酸坎坷。单身的母亲总在为捉襟见肘的生计发愁，母子俩有时蜗居在外公破落的家中，环境吵闹拥挤。父亲只是电台里传来的“那声音”。有幸被耶鲁录取并获得奖学金，入学后却发现，不仅物质上、连学业上，他都难以与那些家境优渥的同学匹敌。从私立预校出来的他们，饱读经典，满腹诗文，自小到大为进耶鲁做足了准备，而他，只是一个公立学校表现不错的学生而已。他们的自信，令他更加自卑。加之失恋的打击，唯有酒吧能给他慰藉。于是，他在夜夜买醉中消沉颓丧，跷课，成绩下滑，差点毕不了业。渴望功成名就，却畏惧自己的卑微裹足不前，在这种矛盾中进入《纽约时报》。为自己的记者梦，努力过，失意过，犯过错。生命的方舟没有因挫折彻底倾覆，在逃避与振作中，作者渐渐悟到酒吧不是永远的避难所，“戒酒感觉很像长大成人，喝酒则反是”。

作者用不疾不徐的笔调，叙述人生的起落，没有赚人眼泪的大喜大悲，温婉平实中带点小小的自嘲。美国人独特的幽默，读来时而让人心痛，时而逗人发笑，哀而不伤，谑而不虐，无论忧伤快乐，都凝固成淡淡的回望与感悟。过去总是在那，不会消失。歇业散伙的狄更斯酒吧，偶尔还会闪现，那是抹不去的回忆。

Amos Oz: Rhyming Life & Death

Amos Oz 是当代以色列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每年媒体眼中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中文世界译介过他的部分作品，包括享有盛誉的自传《爱与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Darkness and Love）、知名小说《我的米海尔》（My Michael）等，这两本书自己还没读过。

Rhyming Life & Death 是他2007年的最新中篇，英译本最近在美国问世。小说很薄，只有100来页，评论界对此作的反响平平，褒贬不一。纽约时报书评提到另一本新书 The Amos Oz Reader，从Oz一贯的创作初衷和主题──认识他者（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thers”）── 解读这一新作，而Adam Mars-Jones在卫报的书评里虽然肯定Oz聪明的写作技巧，却不客气的直言，“后现代是小说的死胡同”（Postmodernism in fiction seems to lead largely to dead ends.）。在阅读这本精巧的小书时，不知为何，几次想起另一本Ian McEwan的小说 On Chesil Beach，两位大作家对男女心理的揣摩、对语言的把玩，令人恍有似曾相识的熟悉。

故事发生在1980年代以色列特拉维夫城的某个夜晚，Oz用大写的“作者”（The Author）称呼小说的主人公，中年的他是文坛成就斐然的名作家，受邀参加一个讨论并朗读自己作品的讲座。他对此类文学活动毫无兴趣、甚至厌恶排斥，于是心不在焉的他，整个晚上沉浸在观察周遭他人、幻想他们的境遇生活的想像中。一个撩拨起他情欲的餐厅女招待，一对黑帮成员，一个忧郁、初露头角的男孩诗人，一个躺在医院病房、无人过问的富翁，一个遭解雇的可怜男子……“作者”宛如创造世界的上帝，赋予这些陌生人姓名、故事，曲折的恋情、跌宕的命运、未卜的前途、凄凉的晚景，细腻的文笔，跳跃的意识流，交织成颇具趣味的游戏之作。

有关Amos Oz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英语译者Nicholas de Lange。他是剑桥大学希伯来语及犹太研究专业的教授，自1960年代起就开始翻译Amos Oz的作品。这种长期固定的合作关系，无疑是一种理想的文学翻译模式。几篇Rhyming Life & Death 的英文书评都不约而同提到Nicholas de Lange，称赞其英语译文纯净流畅，为原作添彩。由他翻译的Amos Oz 自传 A Tale of Darkness and Love 曾获2007年希伯来语─英语译作奖（ Risa Domb/Porjes Prize for Translation from the Hebrew）。

由此想到另两位非英语小说家，一位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斯坦福朗读会上，被问到是否有用英语写作的打算时，帕慕克自豪地说，我有一位非常棒的英语译者，无需自己用英语创作。另一位是挪威作家Per Petterson，他的三本被翻译成英语的小说，译者均是Anne Born，精湛的译文得到评论界的肯定与赞誉。其中Out Stealing Horses 不仅为Per Petterson 赢得都柏林文学奖，同时获得英国独立报的外国小说奖（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Prize），由作者和译者共同分享。

一点题外话：Per Petterson 是个无论叙事还是描写都功力一流的小说家，作品并非长篇大论，但字字珠玑，凝练的语言，经得起反复阅读的锤炼。他的中文译作，目前好像只看到台湾去年出版的《外出偷马》（Out Stealing Horses），期待能有更多的译介。

Graham Greene: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前阵子读了Graham Greene生前自编的日记选《我自己的世界：梦之日记》（中译本，愷蒂翻译），对这位英国作家涌起许多好奇。他一生传奇历险，足迹遍布五大洲，作品题材涵盖世界各个角落，清剿天主教的墨西哥（《权力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二战时期的英国（《爱情的尽头》The End of the Affair）、独裁统治下的海地（《喜剧演员》The Comedians）、冷战时期的越南（《沉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殖民地时代的刚果（《麻风病人》A Burnt-Out Case），关于古巴情报战的《哈瓦那特派员》Our Man in Havana、描写西非的《事物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如此丰富多样的主题，几乎本本不重复，这样的作家，怎不让人心动？另外，葛林的创作既包括严肃的纯文学，又有取悦大众的通俗畅销书，这种分裂多面，令人又惊又喜。而葛林本人既是天主教徒，又是左翼人士，其本身就是矛盾体。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以1930年代墨西哥镇压清洗天主教为背景，葛林基于自己在墨西哥不到两月的经历而写成，被时代周刊评为1923─2005年最伟大的100本英语小说之一。古典小说的风格，叙事完整，人物主次分明。主人公是位逃亡中的神父，颓废中带着某种宿命的悲观和绝望。他不是理想中高大完美的英雄，身为神父，不但喝酒，还曾和女人发生关系，生有一女。可偏偏是他，在残酷的宗教血洗中成为最后的幸存者。他一路东躲西藏，曾有机会可以全身而退，却因履行神职的请求牵绊，错失良机。不堪忍受常年逃亡的精神折磨，宁可自毁自弃，而一旦面临生与死的抉择，又往往倾向艰难的偷生，作者对这种生死挣扎的心理刻画，精妙传神，荡气回肠。可是最后，这位威士忌神父明知可能是个陷阱，却毅然冒险前往，去为一个和他一样被通缉的美国犯人做临终忏悔，无止境的逃亡之旅至此终结。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写于1940年，故事中神父一角的行为动机乍看之下有很多费解之处，作者的叙述举重若轻，平静不做介入的解说，比如小说开头，正在等船的神父遇到一个为母亲寻医、迟迟不肯走开的孩子，在求生与牺牲之间，作者用两句极简单平常的话描述神父的心理转变，“但那位陌生人（神父）站起身，仿佛不情愿地接受一个无可避免的召唤。他哀伤地说，‘这种事好像总是一再发生。像这次一样。’”（But the stranger got up as though unwillingly he had been summoned to an occasion eh couldn’t pass by. He said sadly, ‘It always seems to happen. Like this.’）。仔细回味神父的每一次选择，可以从理想、信仰、人性等方面展开道德、哲学乃至宗教的探讨。或许这亦是古典正统小说的特点之一，用故事呈现庞大深广的命题，但不掺入任何作者自己的观点与态度。后现代以来，这么精纯大气的小说，似已非常少见。批判讽刺、戏谑调侃，整个时代仿佛变得越来越沉不住气。

今天正好在读以色列作家Amos Oz的新书 Rhyming Life and Death，里面有一段有关文学的论述，和自己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引用一下，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段话出自 Amos Oz小说里一个人物之口，所以并不一定等同于Amos Oz自己的看法。

one of the roles of literature is to distill from misery and suffering at least a drop of comfort or human kindness. How to put it: to lick our wounds, if not to dress them. At the every least literature should not preen itself on mocking us and picking at our wounds, as modern writers in our days do ad nauseam. All they can write is satire, irony, parody (including self-parody), vicous sarcasm, all steeped in mal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