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Anne Enright: The Forgotten Waltz

二十一世纪的偷情

四年前，小说《聚会》（The Gathering）以黑马之姿摘得布克奖，让我们认识了爱尔兰女作家Anne Enright。《聚会》写了一段灰暗的家族秘辛，受创的童年与死亡的主题如此沉重，像冬日阴郁的天空，寒冷压抑。今年秋，在洛杉矶公共图书馆见到前来宣传新书的Anne Enright本人，清爽利落的短发，一双颜色特别的芥末绿的漆皮皮鞋，尤其是机智风趣的谈吐，似乎很难让人把《聚会》的作者与眼前的她联系起来，连她自己也说，《聚会》是她几度卡住写不下去的一本小说。

Anne Enright此次的新作名为《被遗忘的华尔兹》（The Forgotten Waltz），是她获得布克奖后的第一本新长篇（前一本是2009年的短篇集《昨日的天气》（Yesterday’s Weather）），基调与《聚会》截然不同。小说主人公Gina是一位三十出头、已婚的IT白领，与年逾五十、有家室的Seán 发生了婚外情。如果说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那么偷情似乎亦是。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也许是最经典、最深入人心的偷情形象。又如爱尔兰小说大师William Trevor，他笔下也写过很多偷情的故事，包括新作《爱与夏天》（Love and Summer）。

偷情的主题在小说家笔下被书写出丰富多彩的篇章，这也许与禁忌不无关系，挑战宗教、礼教、道德、法律的种种禁忌。然而在经过了恋爱自由、性爱自由等各种解放运动后，在许多发达国家离婚率已接近或超过一半的现状下，偷情失去了原本新奇挑衅的色彩，变成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这种见怪不怪中，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偷情故事将被如何书写，它与二十世纪十九世纪的有何不同，在这方面，《被遗忘的华尔兹》无疑是本让人眼前一亮的杰作，有书评认为它的成就超越了《聚会》。

小说以Gina“我”的第一人称展开叙事，发生的一切都是透过Gina之口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种有限制的叙述视角。例如，我们无法确知Seán 的家庭出了什么问题，只能从Seán 对Gina的只字片语中获悉他厌倦了妻子、厌倦了家庭生活。此外，第一人称叙述者也往往是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所有一切都是她/他的片面之辞，甚至常常连叙述者本人，如同小说里的Gina一样，也会对自己的叙述或回忆产生怀疑。可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为小说创造了一个活生生、耐人寻味的人物，这也是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的不同。

Gina，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独立女性，在一个五十几岁男人的主动出击下沦陷，陷入欲望、陷入爱，几度想了断而了不断，最后牺牲掉自己的家庭，也拆散了另一个家庭，这简直是供给道学家批判的最佳范本。而Anne Enright却说，“我喜欢不同的读者用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自己的道德观去看待Gina。我很开心有些读者做出几乎清教徒式的反应。它让我觉得有几分好玩。”好的小说家就像坏孩子，不断挑拨刺激着我们渐趋被日常生活麻木的神经，触探敏感的禁区。

整部小说是一次从Gina角度出发的对偷情的解剖。当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与Seán发生关系后，Gina不断想理清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可困惑的同时，她的身体又一次接一次臣服在Seán的攻势下。从游戏到认真的爱情，Gina是勇敢的，敢于直视自己的欲望，敢于承认去爱，但她也可以说是无耻的，无耻的欺骗，无耻的背叛。

要让一个有瑕疵的人物赢得读者的喜爱、甚至唤起同情，这对小说作者而言是个挑战。Anne Enright用细腻幽默的语言描绘出Gina敏锐慧黠的一面。比如，当Gina见到Seán 的女儿时，“他的女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注视着她，仿佛她也许握有某把打开这个男人的钥匙，他的眼睛，放在她脸上似乎比放在他自己脸上更合情合理；长长的黑睫毛完全一模一样，瞳孔周围同样的海灰色，发出一轮淡淡的光，或白或金。”

Gina与Seán女儿的关系是小说里最微妙的，因为她才是真正与Gina正面冲突的对手。一个男人可以用离婚卸下丈夫的角色，却怎么也摆脱不了为人父的责任。“爱人可以被取代，我想——有一点残酷——但孩子不能。无论Evie（Seán 的女儿）变成谁，他（Seán ）都永远不可避免地爱着她。……她的电话响了，我知道是他，终于着陆了。她花了许久才放下背包，打开、找到电话，阅读他的短信。（我等待我的手机发出震动，可它没有。）”

Anne Enright把Gina与 Seán的故事设置在2002年至2009年爱尔兰经济从腾飞到崩溃的巨大转折时期。她解释，“对变迁中的国家来说，偷情是一个绝好的题材，因为它关系的是旧价值体系的瓦解，人们必须创造自己个人的道德观，因为旧的道德权威不再适用或已死。”Enright从2008年开始创作这本小说，她本担心等书出版时经济危机会已经过去，可事实没有。她巧妙的将时代背景不留痕迹的融入在生活细节中，以零散的笔墨生动刻画了危机前都柏林中产阶级的光鲜生活与危机来临后的萧条，在这个意义上，《被遗忘的华尔兹》是我读过的最贴近当代爱尔兰的一本小说。

（for《书城》）

电子硝烟下的书和书店

势不可挡的电子书

2011年，电子出版的发展势头如洪水猛兽：一月，电子书在美国总图书销售中占据的份额达到23.5%；二月，大型连锁书商Barnes & Noble宣布其网站卖出的电子书数量是纸质书的两倍；五月，Amazon宣布Kindle电子书的销量超过了平装本和精装本的总和；十月，《华尔街日报》设立电子书畅销榜；此外，英语图书里首度有了专门颁发给电子书的“出版创新奖”，亦分虚构、非虚构、童书、参考书和漫画五类。

Amazon继续以赔钱赚吆喝的方式推出新款Kindle Fire，引起新一轮抢购狂潮，据说它的售价甚至低于硬件成本。针锋相对的Barnes & Noble也于岁末推出了Nook平板电脑，加入与iPad、Kindle Fire争夺市场的行列。

另一方面，电子借阅得到推广和普及，众多学校和公共图书馆加入美国OverDrive公司提供的服务，用户只需凭借书卡就可将电子书、有声书等各类电子读物下载到iPad、iPhone、Android、Sony Reader、Kindle（仅限美国）等设备上浏览听读，到期后自动失效。同时，Amazon也开设了Kindle图书馆，目前优先会员一次可免费借阅一本，期限为一个月。但对于这种允许零售商亏本分发有偿内容的模式的合理性，不少出版社持质疑态度，所以暂时，兰登书屋、企鹅出版集团等美国六大出版公司中尚无一家参与此项目。

纸质书的反击

电子书便携（一台掌上阅读器可以容纳数千本图书）、快速（随时随地联网就可购买）的优点，也许正好符合了这个高速运转、万事讲究效率的社会的需求，它对纸质书构成的冲击可想而知。但诚如美国作家Sarah Shun-lien Bynum所言，数字时代当我们讨论书时，常常忽略“书是实实在在的物品”这个事实。一本书，除了文字内容以外，有大小、重量，平装精装，用纸有区别，有不同版本、不同封面。因此，当越来越多读者被电子书的便利所吸引时，美国出版商决定在传统印刷书籍的包装上下功夫，以毛边、彩色的卷首或卷尾空页、高质量的纸张、精美的封皮等各种特色推动装帧设计的创意，突出纸质书的实体之美和拥有的快乐，不止在于阅读而已。

例如美国版的《1Q84》，封面外包了一层透明的封皮，露出女孩瞪视的双眸，分外引人瞩目。史蒂芬·金的新作《11/22/63》，不但书封做得格外精致，作为小说，里面还罕见的附上了照片。凭《终结的意义》荣获今年布克奖的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在获奖感言里也特别提到纸质书要抵抗电子书的挑战，必须注重外表的美观。把书做得漂亮，才会让人觉得值得购买和收藏。

书店的危机与转机

随着读者纷而转向电子阅读，实体书店的维艰处境和濒危命运进一步成为热议的话题。年初，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型连锁书店Borders破产倒闭，引来一片哀声，仿佛昭示书店的末日即将来临，可也有人指出，连锁书店的职能理念和独立书店不尽相同，Borders的倒下，对独立书店而言或是契机而非不详的预兆，它留下的市场空白可能为独立书店提供更多生存空间。《电子情书》里的故事也许会逆转，街角的小书店将重新回来。

著名的文学经纪人Andrew Wylie针对美国读者和书店的境况，不无乐观的表示，独立书店不会死，因为人们想要让它存活下来。他自己每个周末都会去附近的一家独立书店买几本书，“因为我想让这家店能一直开下去。”

Andrew Wylie的观点在两家从濒临倒闭到转现生机的书店身上得到最好的证明。位于纽约下东区的圣马克书店（St. Mark’s Bookshop）已有三十余年历史，它地处学生、学者和艺术工作者聚集的社区，以经营文化理论、绘图设计、诗歌、电影研究和外国及本地的期刊杂志为主。2011年8月，经营状况跌至低谷的书店在网上发出“救救圣马克书店”的请愿，两个月内光顾的客人骤增，书店营业额显著上升。10月，当店铺的业主联合学院拒绝了书店希望减租的请求后，当地居民提出抗议，其中一条便是将抵制新招入的商家，后经协商，校方终于同意降租，并免除了之前所欠的部分租金，学校也将协助书店修正商业企划。

为双方进行协调的曼哈顿区主席Scott M. Stringer说，他之所以插手干预此事是因为这家自1977年开业以来的书店对当地的文化生活意义重大。“当一家独立书店歇业时，我们一部分的生活也跟着消失了。在我所住的上西区，当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 and Company）歇业时，西区居民失去了某些他们无法找回的东西。”

另一家绝处逢生的书店是新罕布什尔州的河流书店（RiverRun Bookstore）。因不堪承受高额的租金和资金周转问题，位于Portsmouth小镇闹市区的这家书店原本决定于年底停止再续租约。消息传开后，书店很快收到当地居民以投资形式的近六万美元捐助，并顺利觅得一处租金较低的场所。搬迁时，上百名志愿者前往书店，将数百箱书搬至临时的仓库，而这仓库也是新业主免费提供的。

从货比三家到责任消费

除了网络书店的挤压和电子书的冲击外，威胁独立书店生存的还有人们的消费习惯。据调查，美国有39%在Amazon买书的顾客承认先曾在书店浏览过书再上网购买。这种把书店当展示厅的做法令业者无奈而愤慨。2011年夏，哈佛书店不得不在店内贴出告示：“在这儿找到，在这儿购买，让我们能继续留在这儿（Find it here, buy it here, keep us here）”。可年底，Amazon网站公然推出一项促销，用户用智能手机的价格比较程序在实体店拍摄一件商品即可获得五美元礼券。此举大大激怒了包括独立书店在内的所有实体零售商，波特兰市鲍威尔书店（Powell’s Books）的一名职员在脸书上发起了“占领Amazon”的倡议。或许部分因为这种反作用，新年过后，多家书店都表示今年的节日销售情况比往年出奇好转。

1999年，西雅图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示威活动，迫使矛头所指的星巴克开始逐步采购公平贸易的咖啡。虽然以此为原料的一杯咖啡在价格上略有提高，但第三世界国家的咖啡种植者能因此获得更合理的收益，而不是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中被无限压榨，这是全球化浪潮下责任消费的核心。

英美图书市场不像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没有明确的折扣限制规定。据河流书店的店主透露，美国Amazon上一本书的售价有时甚至低于独立书店的进价，加上其他运营成本，在价格上独立书店处于永远的劣势，可它具有网络书店不可替代的功能。最明显的，网络书店不可能举办现场的作者朗读和签售，而更重要的是，垄断的网络书店在某种意义上也垄断了阅读趣味，塑造单一的主流，最终将损害文学的多样性。相反，根据当地居民需要和店主的不同偏好而存在的独立书店，在书籍挑选及推荐上各有侧重和差异，能更好的关照和促进文学创作的丰富多元。从这个角度而言，多花几块钱去书店买书，背后包含的是维护健康的文化环境的责任。

（for 《上海壹周》）

兴趣的迷思

今年夏天在上海听托宾与王安忆的对谈，中间有读者问两位作家他们在创意写作课上教学生什么，王安忆说，她主要让学生发现写作的乐趣。这个回答虽然普通，但想来颇能获得赞同，可我的心中却哑然失笑，又一个兴趣爱好的迷思。在自己读过的欧美作家的访谈中，几乎没有一个作家说写作是快乐的，包括托宾。记得他在中国时，不止一次告诉采访他的记者，写作对他而言决不是快乐的事。

几年前采访李翊云，她说，从生物本科到免疫学硕士，科学训练对她日后文学写作的影响在于让她获得一种务实、敬业的精神。对她写作班上的学生，她常批评他们不够敬业，“搞科研，每天要在实验室做十个小时以上的实验，写作也是，要当作家，每天不写上3、4个小时，怎么行？再好的作家，也可能写出很差的东西。不管好不好，起码要写出来才知道。光空想没有用。”

把时间再往前推，想起更早读过的一篇沈从文先生的《给志在写作者》，里面谈到兴趣和信仰的问题：

“我接到的一切信件，上面总那么写着：

‘先生：我是个对文学极有兴趣的人。’

都说有“兴趣”，却很少有人说“信仰”。兴趣原是一种极不固定的东西，随寒暑阴晴变更的东西。所凭借的原只是一点兴趣，一首自以为是杰作的短诗被压下，兴趣也就完了。

我听到有人说，写作不如打拳好，兴趣也就完了。或另外有个朋友相邀下一盘棋，兴趣也就完了。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工作靠兴趣，不能持久，太容易变。失败，那不用提；成功，也可以因小小的成功以后，看来不过如此如此，全部兴趣消灭无余。”

这是1936年一位中国作家对写作秉持的情怀和理想，不知这样的信仰是否还在，是否还能传承？

Bowers Museum

洛杉矶南面的Bowers Museum，颇为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附庸风雅”的博物馆，由地产开发商Charles Bowers捐赠土地而兴建，故以其名字命名。建筑风格很像西班牙殖民者在北美造的教堂，白色的外墙，漆木天花板，古朴素雅。周围绿草葱郁，绽放的玫瑰散发淡淡花香，一天见到两拨Hispanic新人在附近拍照。

Bowers Museum和洛杉矶另几家博物馆都有受到购买非法文物的非议。洛杉矶时报两位记者Jason Felch和Ralph Frammolino今年出了一本书《Chasing Aphrodite: the hunt for looted antiquities at the world’s richest museum》，写的便是知名博物馆Getty Museum数十年卷入非法文物交易的丑闻。

Bowers Museum从十月到明年三月的秦汉唐兵马俑展，展品不多，但都很有代表性，陈列布置也非常到位用心。

秦代真人大小的兵马俑：

汉代不似秦代那么铺张奢侈，兵马俑的大小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

汉代的女骑兵俑，看来汉代就有了花木兰，虽然不一定是代父从军：

关于这件陶俑是男是女存在争议，因为中国古代的陶俑不像古希腊罗马的雕塑，通过丰满的胸部或其他身体特征来区别性别，通常区分这些陶俑的一个标志是发式，看这名骑兵脑后的盘发，似乎是女的可能性较多。

汉代的坟墓里多了和农业畜牧有关的陪葬品，猪马牛羊狗俱全，不仅造型逼真，还有生动的细节，如这件母猪陶俑，鼓胀下垂的腹部显示这是头怀孕的母猪：

唐代，有了唐三彩，制出的陶俑，精美程度显然比秦汉高出一大截：

金光闪闪，这是唐僧的禅杖和化缘的钵吗？

钵缘刻有清晰的汉字，可清晰辨认：

博物馆店内所卖的麻将，用朋友的说法，终于输出价值观了：

附：在展览中遇到两件趣事，有参观者看了诸多有关武则天的器物后问一位（似是）工作人员，武则天是empress，她的丈夫是不是emperor呢？馆员坦言她也不知，双方讨论猜测了一番，最后搬出伊莉莎白女王的例子来类比。多管闲事的我忍不住告诉她们答案，她们想了想，觉得比较类似贝隆夫人。

后她们又对和尚化缘用的金碗表示困惑，按说那是作乞讨之用，怎会如此珍贵？有了唐三藏的故事，这就不难理解了，不是吗？

购书整理

最近搜罗的一些旧书，分别购自Santa Monica公共图书馆的二手书店和洛杉矶Downtown的The Last Bookstore：

01, The Soul Thief, by Charles Baxter

02, The Country Girls Trilogy and Epilogue, by Edna O’Brien

03, Alfred & Emily, by Doris Lessing

这是Doris Lessing写她父母的一本书，掺杂着虚实双重色彩，既是小说，也是回忆录。

04, West with the Night, by Beryl Markham

05, Our Story Begins: New and Selected Stories, by Tobias Wolff

06,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by Susan Sontag

07, Death in Summer, by William Trevor

08, After Rain, by William Trevor

09, The Story of Lucy Gault, by William Trevor

10, Travels in Hyperreality, by Umberto Eco

11, Birds of America, stories by Lorrie Moore

12, The Blackwater Lightship, by Colm Toibin

13, The Heather Blazing, by Colm Toibin

充满争议的布克奖，没有争议的获奖者

热闹异常的布克奖终于落下了帷幕，自从九月份短名单揭晓以来，围绕评委会提出的“可（易）读性”（readability）的评判标准，是是非非的争论几乎没有停歇过。评论家指责布克奖忽视文学品质，抨击今年的短名单是最糟的一届，而评委则以入围作品空前的销售数字为自己的选择正名。坦白说，这一正名实在无力，如果销量可以反映一本书的品质，那么何需文学奖，有畅销榜就足够了。至于所谓的“可（易）读性”，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直接指出，“可（易）读性并非检验文学的标准。”温特森以数学作比，“没有人抱怨数学太难——它其实不难——只是不一样，需要一些时间和努力。它属于另外一种语言。文学也是另外一种语言。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文学要晦涩、精纯或讲究——那不是检验一本书的标准——而是指它是在一个不同于我们日常信息和对话交流的层面上运作。”

文学圈与大众阅读群体之间存在鸿沟是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就在上周，当全美图书奖的候选书单公布后，书评人Laura Miller针对入选小说类的多是不知名作品的结果，撰文批评全美图书奖脱离大众的孤立姿态。反观大洋彼岸的布克奖，它向来以与市场和读者接轨而著称，尤其在宣传和推动图书方面的影响力，的确为人称道。但是今年，由悬疑小说家斯特拉·里明顿夫人担任主席的布克奖评委会显然有些昏庸，矫枉过正。文学史上有的是艰深难读却传世的经典杰作，最典型的莫过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同样，放眼当代小说，高眉而兼具可读性的作品亦比比皆是，像奥罕·帕慕克侦探故事外壳下的《我的名字是红》，科尔姆·托宾质朴细腻的《布鲁克林》。因此，今年布克奖刻意强调“可（易）读性”，无形中是将文学的高品质与平易近人对立起来，这不论对文学还是阅读都无益处。

虽然饱受质疑，但最后结果总算圆满。呼声最高的朱利安·巴恩斯的《终结的意义》（The Sense of and Ending）果然摘得今年的布克桂冠。与其他五位首次入围短名单的新面孔相比，朱利安·巴恩斯既是布克奖的常客（之前曾以《福楼拜的鹦鹉》、《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 England）和《亚瑟与乔治》三度入围），也是入围者里声望最高的，因此获奖对他而言不能不说是实至名归。但另一方面，布克奖是一个年度小说奖，奖励的是本年度的最佳英语小说（不包括美国作家的作品），《终结的意义》是否担得起这个头衔，也许是另一回事。

朱利安·巴恩斯1946年出生在英国的列斯特（Leicester），父母是法语老师，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曾参与《牛津英语辞典》增补本的编纂工作。在早期的写作生涯中，他当过书评人、文学编辑和电视节目评论家。他的小说中时常流露出对法国的浓厚兴趣，也因此他是唯一一位同时获得过法国文学梅迪西奖（Prix Medicis）和费米娜奖（Prix Femina）的英国作家。此前曾三度入围却都空手而归的巴恩斯，曾抨击布克奖是“时髦漂亮的赌博”，控诉评委“在短暂的知名度下膨胀得意。”

《终结的意义》是巴恩斯的第十一本小说，书很薄，只有一百五十页，有些评论将它归类为中篇。它是一个关于友谊、回忆与悔恨的故事，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分成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主人公Tony简单回忆了自己的一生，从年少时嬉闹的学校生活到大学期间的恋爱、性的萌芽，然后踏上社会，按部就班地结婚生育，几年后离婚，一个人过日子，直至退休。里面写得最生动的是Tony与两个死党Alex、Colin在学校的经历，三个调皮的男孩如何在课堂上互使眼色、嘲笑别的同学，如何在课下凑到一块，好奇的探讨周围发生的一切、发表高谈阔论。后来，博学深沉的Adrian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暗中改变了三人的关系。更戏剧化的是，当Tony与大学女友Veronica分手后，Adrian成了Veronica的下一任男友。接着，当Tony从美国旅行回来，得到的是Adrian自杀的消息。

第二部分，退休后的Tony突然收到一封信，内容是他的前女友Veronica的母亲去世，其遗嘱里留下五百英镑和一些东西给他。Tony与Veronica的母亲只有过一面之缘，那是两人谈恋爱时，Tony唯一一次去Veronica家拜访，度过了一个不太愉快的周末。Tony从律师口中知悉Veronica母亲留给他的是一本Adrian的日记，可它被扣在Veronica手中，无法拿到。对Tony与另外两个死党而言，Adrian自杀的原因始终是个谜，为此，Tony迫切的想得到这本日记。他想方设法与Veronica取得联系，试图软化她坚决的态度。但是，除了一页让Tony一头雾水的日记复印件外，Veronica给他的不是Adrian的日记本，而是一封Tony自己已忘记的、他写过寄出的信。信里，他刻薄的诅咒他们的恋情会遭报应。时过境迁，Tony对自己当初冲动的恶毒之语懊悔不已。而且报应的确发生了，当Tony目睹报应的结果、自以为解开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时，结尾却大大出人意外。

按照今年布克奖评委“可读性”的标准，《终结的意义》确实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特别是第二部分里Tony追寻Adrian自杀之谜的过程，曲折离奇，悬念丛生。不确定的回忆与不可靠的叙述者给故事蒙上了更多神秘色彩。一次无心之失，一场不可逆转的悲剧，这本来可以是一个非常具有打动人力量的故事，但可惜，最后的惊天转折，虽然奇巧，却是画蛇添足的败笔，表面上是作者的狡猾胜过了读者的智慧，但实际却毁了整本书的基调，让它沦为一个猜谜游戏。

英国独立报在一篇对《终结的意义》的书评里一针见血的指出：“他（朱利安·巴恩斯），与他的同仁麦克尤恩、艾米斯、拉什迪一样，都是‘杜松子酒+汤力水式’的小说家：他的书明快利落、冰凉冷静，给人当头一击，但是它们很少，这本亦然，触及人心。”阅读这样的小说不乏乐趣，但这样的乐趣，或许只是嘴角抽动的一笑，未免过于短暂。

任何文学奖永远都只有几部作品入围，永远只有一本获奖作，因此，任何文学奖的评选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但它不媚俗市场、坚持文学品质的姿态可以赢得口碑和尊重。这两年布克奖的声势越来越大，被读者当做文学评判的权威，对作者和出版商而言，则成为销量上点石成金的魔术棒。但今年的布克奖，在结果揭晓前的一个多月里，媒体讨论的焦点几乎都集中在关于“可（易）读性”的非议上，入围的作家和作品反被抛在一边，对一个文学奖而言，即便皆大欢喜的结局亦无法改变其令人失望的闹剧原貌。

（for 《上海壹周》）

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

美国国家图书奖（NBA）的决选名单公布，小说类的五部入选作品分别是：

“The Sojurn” by Andrew Krivak, published by Bellevue Literary Press

“The Tiger’s Wife” by Téa Obreht, published by Random House

“The Buddha in the Attic” by Julie Otsuka, published by Knopf

“Binocular Vision: New and Selected Stories” by Edith Pearlman, published by Lookout Books

“Salvage the Bones” by Jesmyn Ward, published by Bloomsbury

入围作里，The Sojurn的出版商Bellevue Literary Press是纽约大学医学院下一个很小的出版社，之前因出版的Paul Harding的Tinkers摘得普利策奖而受人瞩目，今年又有出版的书入选NBA，这家出版社的文学眼光令人称道。

另一本短篇集Binocular Vision，作者Edith Pearlman可谓是美国的Alice Munro，一生几乎只写短篇，发表过二百五十多篇故事，而且几乎篇篇都是精品，获得过欧亨利奖，却依旧没有主流出版商愿意出版她的短篇集。这本Binocular Vision，虽然也是由学术性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但终于让这位不知名的短篇大师受到应有的关注。

还有Tea Obreht的 The Tiger’s Wife，这本书从去年就开始造势，拿了年初英国的橘子奖，不过我仍然觉得它是被hype了。年轻的Tea Obreht野心很大，但在宏大叙事的组织和掌控力上还不够令人满意。之前写过的一点书评：http://lily.wuxinan.net/archives/2363

全部的入围名单：http://latimesblogs.latimes.com/jacketcopy/2011/10/national-book-award-finalists-announced.html

瑞典诗人Tomas Tranströmer获诺贝尔文学奖

01，瑞典诗人Tomas Tranströmer 获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之前你没有听说过这位诗人，英国电讯报理出了十条有关Tomas Tranströmer的点滴：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books/booknews/8811508/Tomas-Transtromer-Ten-things-you-never-knew-about-the-poet-you-never-knew.html

02，Steve Jobs传记的出版日期再度提前，将于十月二十四日问世，目前这本书已登上亚马逊畅销榜的首位：

http://artsbeat.blogs.nytimes.com/2011/10/06/jobs-biography-expedited/

加拿大吉勒文学奖短名单

01，加拿大吉勒文学奖短名单公布，入围的六部作品有翁达杰的The Cat’s Table、布克奖短名单里Patrick deWitt的The Sisters Brothers和Esi Edugyan的Half-Blood Blues等。

http://www.scotiabankgillerprize.ca/2011-shortlist/

02，audible.com 邀请好莱坞明星录制有声书：

http://www.publishersweekly.com/pw/by-topic/book-news/audio-books/article/48935-audible-gets-hollywood-stars-to-read-audiobooks.html

03，从《英国病人》、《遥望》到The Cat’s Table，翁达杰的这几本小说里都会写到小偷或偷窃的情节，他说，“写作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窃取，你在闯进他人的空间、他人的故事。”

http://motherjones.com/media/2011/09/michael-ondaatje-the-cats-table-interview

04，两个好朋友的对话，托宾与Jeffrey Eugenides，主要围绕Eugenides的新书The Marriage Plot，Eugenides的最后一段话特别让人感慨，谈及作家的persnonality、作品和童年。“私下你（托宾）是我遇过的最好玩最活泼的人 之一……但你的小说，其广博的情感，难以用‘悲伤’或‘好笑’这样的字眼概括。……至于我们性情上的不同，我想它归结于我们的童年。我的童年很快乐。我猜你的童年不那么快乐，所以回忆‘缠扰’着你。”

http://www.nytimes.com/2011/10/02/opinion/sunday/a-conversation-jeffrey-eugenides-and-colm-toibin.html

你知道或不知道的史迪格·拉森

他是位富有强烈正义感的记者，关怀女性、移民等弱势群体；他是位勇敢无惧的斗士，不遗余力的与种族主义新纳粹主义作斗争；他是位不眠不休的工作狂，一天喝二十杯咖啡，惊人的数字成为日后人们好奇议论的谈资；2004年，他的首部小说书稿在几经遭拒后终于被瑞典一家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接受，他相信这本书一定会畅销，他与女友拮据的经济状况将有所改善，他们甚至开始筹划他们的终极梦想──在一座岛屿上建一间可供他们安静写作的小屋；2004年11月，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时年五十岁的他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来不及亲见自己的作品付梓问世，在接下来的四五年中，从瑞典到欧洲、继而到北美、亚洲，全球读者都在阅读他的千禧三部曲《龙纹身的女孩》、《玩火的女孩》、《直捣蜂窝的女孩》。

史迪格·拉森，他以畅销犯罪小说作家的身份为人熟知、铭记。由于长期致力于揭发瑞典极右组织的不法活动而经常收到死亡恐吓与威胁，拉森生前一直过着低调的生活，竭力避免引人注意。随着千禧三部曲热潮的升温，“拉森是谁？”成为小说故事外一个众说纷纭的谜，来自所谓友人、同事、旧识的爆料不时充斥报纸版面，相关的回忆书籍亦成近期出版界的热点。其中，与拉森相伴了三十二年的女友艾娃·盖布尔森（与Marie-Francoise Colombani合写）的回忆录《有关史迪格·拉森与我：“我想让你们知道的事”》（”There Are Things I Want to You to Know” about Stieg Larsson and Me）是让人期待最高的一本。

艾娃·盖布尔森（Eva Gabrielsson）与史迪格·拉森在十八岁时相识相恋，此后共同生活了三十年，但始终没有结婚，原因是，瑞典法律规定，要登记结婚的夫妇必须公开住址，由于拉森是右翼极端分子的眼中钉，为保护私人信息，他们只维持同居这种比较隐秘的生活方式。可谁也没有料到，当拉森突然去世后，这一基于现实安全考虑的选择将艾娃推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依据瑞典法律，未婚未有子嗣的同居伴侣无权继承逝者的遗产，由于拉森生前没有立下有法律效力的遗嘱，其身后一切、包括千禧三部曲的版权自动归他父亲和弟弟所有。自2005年起，艾娃为拉森作品──不仅是千禧三部曲，还包括他所有发表过的文章著作以及未完成的遗稿──的归属权与其家人展开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协商，至今这场纷争仍尘埃未定。在一段时间内，艾娃甚至担忧自己会流落街头，因为她与拉森居住的小公寓是两人共同购买，收入有限的她无力以市价买下另外一半已属拉森家人的房产。

1972年，艾娃在一次支持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集会上初次遇见拉森，他们都是积极活跃的左派人士，但又拒绝跟从左派内部激进的专断独行，相同的政治理想将两人系在一起。“三十二年来，我们总是拥有某些可聊的、可彼此倾诉的、可探索、可分享、可阅读、可追寻、可为之奋斗、可共同创造的东西。…与史迪格在一起，我理解了什么是‘灵魂伴侣’。”

千禧三部曲是拉森首度尝试小说的作品。曾有人跳出来质疑他的文笔，揣测背后实际捉刀的人是艾娃。虽然艾娃驳斥了这种说法，但她也多次提及，她与拉森经常一起写作，互相交流讨论。在《有关史迪格·拉森与我》这本书里，艾娃凭借她对拉森多年的了解，揭示了拉森如何将自己目睹的现实、自己对新闻工作的理念信条、自己的回忆和生活细节融入小说，并在故事中保留部分人物的真实姓名以示致敬。此外，艾娃还利用自己建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协助拉森在斯德哥尔摩城内为小说人物寻找符合其身份的住所。书末，她进一步表示，这套书是他们两人经历的结晶。它“源自史迪格的童年，但也源自于我的。源自我们的战斗、我们的付出，我们的旅行，我们的热情，我们的恐惧……这几本书是我们人生的拼图。因此我无法确切区分出千禧三部曲里哪部分是史迪格的，哪部分是我的。”

当外国记者纷纷问起，小说里所描述的那些腐败、滥权和歧视虐待女性的现象是否真的在瑞典存在时，艾娃回答，里面大多数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实的，这令他们大为惊骇。被许多国家视为榜样的瑞典，其进步平等的形象陡然间失色不少。而书中艾娃自己的遭遇或也佐证了这一点。在向拉森家人争取拉森作品版权的过程中，他的弟弟竟公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是让艾娃嫁给拉森鳏居的父亲。这是怎样的傲慢和对女性的侮辱？

据艾娃回忆，当千禧三部曲的书稿被出版社接受后，拉森整个人都发生了变化。因怀才不遇而从瑞典通讯社离职的抑郁、创办杂志《Expo》后遇到的重重阻碍、不间断的资金危机，在承受了多年的压力后，他终于“可以轻松的呼吸”。“他的小说即将出版。他的真正价值得到了认可。”他改变饮食习惯，抛弃三明治、冷冻比萨等垃圾食品。“自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他开始懂得照顾自己”，“我们的生活被放到第一位”。可惜这段美好的时光过于短暂。几个月后，因一次小小的电梯故障，本已身体不适的拉森坚持走楼梯抵达位于七楼的《Expo》杂志社，一进办公室便不支倒下，入院后未几离开人世，正在外地工作的艾娃甚至赶不及到医院与他诀别。事后，医护人员对她说，“很少见有人走得那么快”。这是回忆录中最令人扼腕的一段。

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艾娃一方面叙述了自己求助各种方式走出骤失拉森的悲痛，另一方面详细陈说了她与拉森家人之间矛盾决裂的始末，并解释自己不肯放弃争取对拉森作品掌控权的原因在于，当千禧三部曲成为风靡全球的畅销书后，她希望拉森与他的作品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是沦为某种可被无限商业化的产品。“没能够保护他毕生的创作，我感到痛苦无助。那就像是背叛了他。”

在该书第一章结尾，艾娃写道，2005年7月，千禧系列第一部的出版，诞生了一个畅销犯罪小说作家“千禧史迪格”，这不是“我感兴趣”的史迪格，可遗憾的是，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无论是不断对比现实与小说内容的照应，还是细述拉森身后始料未及的继承权风波，大部分内容都脱不开千禧三部曲，至于那个“非千禧史迪格”，只有寥寥的概述和模糊散乱的断片，这是最令人失望的一点。而且，虽然艾娃一再强调自己誓想捍卫拉森文学遗产的权益，不愿见他的名字变成一种商标品牌，但这本单薄破碎的回忆录，尤其是美国版分明沿袭千禧三部曲的封面设计，又何尝不是“拉森产业”的副产品？相形之下，去年底出版的由友人柯多·巴克希（Kurdo Baksi）所写的《史迪格·拉森：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日子》（Stieg Larsson: Our Days in Stockholm）倒向读者呈现了一个较为丰满清晰的另一面的拉森。

柯多·巴克希是库尔德人，1965年出生在库尔德斯坦北部，1980年移居瑞典，1987年出版杂志《黑与白》（Svartvitt）。他与拉森因关注相同的社会议题──移民、种族、排外主义──而结为好友。后来，当拉森主办的杂志《Expo》陷入困境时，巴克希同意接下发行人一职，将两本杂志联合出版，两人从朋友变成合作伙伴。

拉森的外祖父是一位二战期间忠实的反纳粹主义者。拉森一岁时，父母离乡去斯德哥尔摩谋生，把他托给外祖父母照顾，直至他上小学为止。拉森十分钦佩外祖父与希特勒斗争到底的坚决立场，巴克希认为，也许是这造就了他后来拼命三郎的个性，对自己认定的目标矢志不渝。另一个影响拉森的人是他母亲。她在工会工作，热心时政和社会事务，拉森很小就对政治发生兴趣，1968年，年仅十四岁的他加入民族解放阵线，投身反越战的抗议活动。

杂志《Expo》是拉森一生最重要的事业，不但耗费了他大量心血，而且时时面临资金和安全的双重威胁。巴克希坦言，“有时我深信是《Expo》让拉森折寿早逝。”《Expo》是一份由一群热血青年组成的、旨在追踪揭露瑞典种族主义网络的反右翼杂志。杂志创始初期吸引了大批订阅者，在出版和发行上得到瑞典两大晚报的支持。然而随着右翼组织破坏活动的加剧，杂志的广告量缩减，订阅人数下滑，而内部人员的丑闻，更令杂志的信誉遭受重创。同时，巴克希指出，拉森虽是一位能力出众的记者、调查者，但在行政和财务管理方面糟糕透顶。他不体恤同事为《Expo》所做的牺牲，而一再要求他们投入与他相等的努力，像他一样不知疲倦、不计报酬的工作，逼得部分编辑人员辞职出走。

拉森对理想的偏执也引发了他与巴克希之间的分歧。为挖掘新纳粹主义活动的内幕，拉森安排杂志社内不足十八岁的年轻职员化名混入相关政党和组织内部获取情报，巴克希不赞成这种罔顾潜入者年龄安危、并可能使杂志声誉受损的冒险做法。但拉森的观点是，当通过正常渠道对付不了非正义的行为时，只有采取非常手段而不是坐以待毙。为此，两人发生激烈的争执，连多年的友谊也受到考验。

早在七十年代，拉森就洞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在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正朝有组织的集团发展的危险。巴克希形容他永远在人们沉默时擂响战鼓，永远处于风口浪尖，自然成为右翼分子最集中攻击的目标之一。他不断收到冗长的恐吓信，但令巴克希不解的是，拉森竟花许多时间一一给这些狂热的排外分子、种族主义者和新纳粹主义者回信。“如果不给这些具有破坏性的人回信，他们会转而做出破坏性的举动。”这是拉森的回答。在巴克希看来，拉森生命最后二十年里所受的威胁，频繁程度超过任何一个瑞典人。最令他忧惧不安的是累及艾娃。一次，当情势变得非常危险时，拉森犯下荒唐的错误，写了一篇有违记者中立客观操守的文章，被迫从瑞典通讯社辞职。

为受迫害的女性声张正义是千禧三部曲中特别突显的主题，首部《龙纹身的女孩》的瑞典文原名为《憎恨女人的男人》。艾娃·盖布尔森与巴克希在各自的回忆录里均提到拉森年少时一桩对他影响至深的事。1969年夏天，十五岁的拉森在一个露营地眼看三名与自己同龄的朋友轮奸一名少女而没有出手阻止。几天后，他与那个女孩联系，祈求她的原谅但遭拒绝。这是拉森最痛苦不堪的一段回忆。无法忘除的内疚是促使他创作千禧系列的动因之一，即使在完成了前三部后，“他耳中依旧回响着那个女孩的声音”。

现已出版的《直捣蜂窝的女孩》并非拉森计划中千禧系列的终章，他原打算写十本，在去世之际，他的电脑里留下二百页第四部的初稿。如今，媒体与书迷都在关注这千禧第四部的命运。之前，艾娃·盖布尔森曾透露她有意将这本未完成的遗作写完，不过前提是需先从拉森家人手中获得这部电脑的所有权。但今夏，当她在纽约宣传新书回忆录时，又显得摇摆不定。她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们将欺骗自己多久呢？史迪格死了。也许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包括所有的读者和我。”可除了艾娃，出版商是否会另寻影子写手来续写？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拉森家人是否会欣然授权？这些难料的未知数，想必又会掀起一场喧嚣的波澜。

（for《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