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托宾·惊喜

有幸在北京见到爱尔兰作家Colm Toibin，又惊又喜。

托宾本人比想像中清瘦，眼睛里有一种和孩童一样的、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光芒，说话风趣率直，看他在摄影师指导下摆出这个那个姿势，忍不住问他，喜欢拍照吗？他说，不喜欢，不过他人很好（No, but I’m a good guy）。

他说自己不太看电影，今年到目前为止只看过两部，第一部是《白丝带》（The White Ribbon）（听到这个名字时，禁不住惊呼，我最喜欢的当代导演+我最喜欢的他的作品），看完非常喜欢，于是又兴致勃勃去看了下一部，A Single Man，结果失望。Michael Haneke 的《白丝带》讲天主教、讲罪与罚，影片风格与托宾的小说一样，表面安静，内里暗潮汹涌，如果以后再有机会采访托宾，一定要请他聊一聊这位奥地利导演。

托宾曾在斯坦福大学授课，与Michael Ondaatje是旧识。他亦知道旧金山的Divisadero街，并兴奋的提起北加另一处景点Point Reyes（出现在他最新的短篇The Empty Family里）。他说，他喜欢海，所以不习惯Texas的生活，因为离海太远。

听他谈文学与小说创作，受益匪浅。他对中国作家和爱尔兰作家的观察比较，给人很多启示和思考。他说，中国作家与爱尔兰作家相似，都背负着过去的阴影。父辈们曾壮志成城，但理想幻灭，他们的下一代，即托宾这一代，质疑父辈的理想，渴望离开他们，同时又无法摆脱他们的权威。六十年代以前，天主教控制下的爱尔兰，存在严格的审/查/制/度，直到1966年，天主教的势力突然消失，大批外国文学才涌入，他们终于读到了卡夫卡。托宾的祖父是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曾入狱，他痛恨英国政府，却对狄更斯等英国作家和作品情有独钟，政治与文学是可以像这样清楚的分离的。

托宾提到 Nadine Gordimer 和 David Grossman，他们选择留在环境恶劣的本国，观察、聆听、书写；也提到哈金、李翊云，他们住在美国，书写中国。他说，中国变化之快，而李翊云曾说，快速变化的只是物质和生活的境遇，人心、人性的演变，是很缓慢的，或者说，在我们有生之年，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就像读狄更斯几百年前的小说，里面的人物和现在的人没什么区别，只是说的话不一样而已。假如让托宾和李翊云进行一次对话，相信肯定会非常有意思。

Gerbrand Bakker: The Twin

最后，他终于孤独

当今文坛，文学奖多似牛毛，随便拿起一本书，介绍中就可能罗列着知名或不太知名的这奖那奖。对作者而言，文学奖最大的意义也许在于鼓励创作，而作为读者的我，把文学奖当作选书读书的一个重要参考，除了有附庸风雅的心理，更重要的是，它打开了我的阅读视野，当时间不允许我博览群书时，很多时候，是文学奖让我认识了新的优秀作家与作品。

从历史来看，设立于一九九六年的IMPAC 都柏林文学奖是一个相较年轻的文学奖项，它在文坛造成的声势和轰动有一大原因可能来自于它的奖金，它是目前世界上单部作品奖金最高的文学奖，但独特和广泛的评选体系，也许才是它真正的价值和魅力所在。IMPAC的评奖过程分两个阶段，每年，首先由全世界各地的公共图书馆推荐，凡英语或翻译成英语的小说皆可入选，然后由专业的评委会筛选出复选名单，并最终确定获奖作。由于文学趣味迥异不同，有时会发生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去年的获奖作 《沉沦之人》（Man Gone Down），作者迈克尔‧托马斯（Michael Thomas）是美国人，生活在纽约，但推荐提名这本书的却不是美国、而是巴巴多斯──一个大西洋上的小岛国──的一家公共图书馆。另外，IMPAC也是少数肯定译者成绩的文学奖项之一，如果获奖的是翻译作品，译者亦可分享四分之一奖金。

这几年，荣获IMPAC文学奖的作家都不是声名显赫或家喻户晓的名字，但获奖使他们受到主流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尤其是两位非英语作家，挪威的佩尔‧派特森（Per Petterson）和今年因《孪生子》（The Twin）获奖的荷兰作家赫布兰德‧巴克（Gerbrand Bakker），他们出色的作品，让人领略到英语以外不一样的文学世界。

今年四十八岁的赫布兰德‧巴克，从小在荷兰北部一座奶牛场长大，大学主修历史语言学，编纂过两本词源学辞典，从事过影视纪录片的字幕工作，在采访中他甚至提到自己还曾给色情片配写过对白，“那很好玩，起初是根据影片长度付酬，酬劳颇丰，但后来变成按照字数，就没那么好了。”如今，巴克是一位持照的专业园艺师，写作不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全部，他也直言，自己没想过要在写作和其他工作之间作一取舍。“我只在上午写作，写几个小时，下午我干别的事。…我是一个作者，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呆在家里、为了文学而抛开一切。它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同时，巴克也不是一个特别痴迷/也算不上一位爱书成痴的读者，他告诉《爱尔兰时报》的记者，自己二十岁时才在友人的推荐下开始阅读文学作品，之前读过的只有《小熊维尼》和《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两本童话书，“我阅读速度很慢，当人们提到一本本书时，我想……”他笑了笑，似乎想说，书太多，没有足够时间去读。

众多报道把巴克的《孪生子》与前两年的获奖作《德尼罗的游戏》（De Niro’s Game）及《沉沦之人》联系在一起，称它是连续第三本问鼎IMPAC文学奖的小说处女作，但巴克本人却不认同“处女作”这个说法。其实在《孪生子》前，他已出版过一本青少年小说《梨树盛开白花》（Pear Trees Bloom White），迄今为止，他一共完成了四本小说，另两本《六月》（June）和《迂回》（Detour）分别已于去年和将于今年十月问世。因此，若把巴克当成初登文坛的新人，实是误会了。

《孪生子》讲述荷兰乡村一对双胞胎兄弟汉克（Henk）和汉尔姆（Helmer），弟弟汉克勤于农活，深受父亲欢心，注定是将来农场的继承人，哥哥汉尔姆不喜欢农场，渴望去城市生活，因此与父亲关系疏远。谁料，年轻的弟弟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一心想离开农场的哥哥，被迫中断大学学业，从此与牛羊为伍，终日放牧、挤奶、配种、接生，再也没有去过外面的世界。三十年单调无变化的生活，除了四季的轮替，宛若一张白纸，连时间都停滞了。这期间，母亲离世，父亲年老体衰、卧床不起，冷漠疏离的父子关系不仅没有修复，而且日趋恶化。

一日，汉克生前女友茜特（Riet）的来信，给汉尔姆死水般的生活激起几丝涟漪。当日，正是茜特驾车坠入河中，造成汉克溺亡。时过境迁，早已嫁人生子的茜特，请求汉尔姆接纳自己无所事事的儿子到农场帮工，而这位青年的名字恰叫汉克，是茜特为纪念死去的男友而给他取的。

在汉尔姆心中，汉克和汉尔姆是一个不可拆分的词组，得不到父亲宠爱的他，仿佛总是活在汉克的阴影下，像个透明人。汉克意外身亡后，汉尔姆非但没有摆脱影子人的身份、建起独立的自我，反而跌入更深的虚空中，找不到人生存在的实质意义。那场车祸，带走的究竟是谁的生命？双生子、自我投射、身份的迷失与找寻，《孪生子》的故事和主题在西方小说中虽不陌生，但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巴克纯净清新的文笔，将蓝天下大自然的宁静悠远和主人公淡淡的忧伤落寞刻画得楚楚动人，大量日常细节的描述，看似平淡寡味，却体现作者不动声色的克制。

还需一提的是该书的英语译者大卫‧科尔默（David Colmer），这位在荷兰生活了二十年的澳大利亚人，用优美流畅的英语，既保留了原作简练干净的语言风格，又不失荷兰小说该有的异国情调。在阅读英译本的《孪生子》时，无论从用词还是情景，可以分明感觉出它不是一个发生在英语国家里的故事，这一方面归因于原作者巴克准确细致、富有说服力的叙述，另一方面，亦要感谢大卫‧科尔默译出了原作的精髓。

读书笔记

01，雾冰，夏树静子 著，朱佩兰 译

很不错的心理推理小说。杀死幼儿的母亲，本是家中的么女，从小在宠爱中长大，大学毕业即结婚生子，嫁的是企业家二代，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却在产后精神抑郁恍惚，把自己的孩子闷死，令人哗然。未婚怀孕的陶艺师，决定向男友坦白摊牌，没找到男友，却在男友看雾冰的山下，救下似乎企图自杀的凶手母亲，就在差不多的时间里，陶艺师的男友在山上某处身亡，自杀他杀难辨。一边是辩护律师从精神不稳的角度，为弑子的母亲向法庭寻求缓刑的可能，一边是警方侦察男子身亡的真相。小说的一个精彩之处在于真相的若隐若现，像是猜出了大概，但继而故事又出现新的转折，让读者觉得既有挑战性，又不至于太受挫。另外，透过母亲弑子一案，探讨犯罪学中罪犯精神状况与法律责任的关系，叙述清晰明了，详尽得当，不似有些日本当代推理、连篇累牍却只是空洞无关的炫耀学问（knowledge），体现作者严谨的创作态度。

02，厄夜兰花，Polina Dashkova 著，周正沧、陈翠娥 译

这是我读的第一本俄罗斯探案小说。故事围绕一枚俄国贵族留下的兰花钻石胸针，政客、商人、八卦记者、电视女主播、黑道分子、出狱的警察，各路人士纷纷卷入其中，犯罪内容包括迷药、强奸、性、凶杀，堪称一锅大杂烩。整本书的可读性勉强尚可，但布局线索过于复杂，显得有点虎头蛇尾。不过台大外文系助理教授熊宗慧在为该书写的导读里提到一个现象，倒是引起人的兴趣和注意。1991年，伴随前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文学似乎也跟着崩溃，文学创作一蹶不振，但在这种低迷的情形下，有一类作品却异军突起，形成一股稳定的风潮，那就是侦探推理小说。而且，这类小说最主要的书写者和阅读者都是女性，这真的是个有趣而耐人寻味的现象。

新书

01，The Box: Tales from the Darkroom，by Guenter Grass

Grass的实验小说兼《剥洋葱皮》的续篇，英译本将于11月问世。书中，Grass 让自己的孩子回忆童年、讲述那个时常不在身边的父亲。

02，Let’s Take the Long Way Home，by Gail Caldwell

几年前读过 Caroline Knapp的两本书《酩酊》和《欲望》，印象深刻。Let’s Take the Long Way Home是Gail Caldwell叙述她与Caroline Knapp友谊的一本回忆录，里面也记录了Knapp临终前的种种。

纽约时报上的书评链接：http://www.nytimes.com/2010/08/22/books/review/Myerson-t.html?nl=books&emc=booksupdateema3

《遥望》译后记

（翻译的第一本书，Michael Ondaatje 的《遥望》 Divisadero 快出版了，把译后记贴上来赚点吆喝。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小说，也许不像Stieg Larsson 的千禧系列，会一下子吊起读者的胃口，但绝对是一本让人回味不止的小说。一位美国人和我说，她觉得翻译是项exhaustive的工作，不错，而这种对字句细致穷尽的琢磨，有时免不了会败坏一定的趣味。然而《遥望》是例外。虽然距离翻译完这本书已过去一年有余，至今回想起来，里面的人和故事仍让我感到兴奋和动容，翁达杰奇妙的文学魅力给人的震撼和冲击，不是惊涛骇浪，却如涓涓潺流，渗透到心里，无法忘怀。）

译后记

读者对加拿大诗人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印象，也许多源自《英国病人》。这部小说令他蛮声文坛，加之同名电影的推波助澜，更是造成一时轰动。当有记者问他，如何衡量自己的成功时，他说，在名作家与好作家之间，自己宁愿选择后者。

翁达杰不单是小说家，他的创作涵盖小说、诗歌、自传回忆录，他也担任文学编辑，与妻子、同为小说家兼学者的琳达・史伯丁（Linda Spalding） 合办了一本名为《砖》（Brick）的文学杂志。此外，他还涉猎电影，拍摄过纪录片，从事电影剪辑工作。2002年，他写了一本有关电影的书，《对话：瓦特・穆奇与电影剪辑艺术》（The Conversations: Walter Murch and the Art of Editing Film），获得美国电影剪辑师工会的特别赞誉。

自1976年推出第一部小说《经过斯洛特》（Coming Through Slaughter）以来，翁达杰并不是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每两部小说之间总是相隔数年。《遥望》（Divisadero）是他的第五本小说，2007年出版，距离上一本《菩萨凝视的岛屿》（Anil’s Ghost），时隔七年。翁达杰曾在加州北部的斯坦福大学教过一个学期的课。在采访中，他告诉记者，自己当时住在旧金山北面一个朋友的农场，听闻一则马儿发狂的故事，触动了创作《遥望》的灵感。事实上，一个女子在马厩被马踢伤，是他写下的第一幕场景。可是，随着故事的累积展开，写到法国部分时，连翁达杰自己都觉得，“我的老天，这是什么？是另一本书，还是同一本？”

翁达杰不是一个叙述者，而是一个用故事编织意境与情绪的诗人。《遥望》也许是他写的最像诗歌的一部小说。两个（也可以理解为三组人的故事）几乎不相关的故事，缠绕在一条若隐若现的时空链上。过去与现在，加州北部与法国乡村，像万花筒里的碎片，彼此映照，像空谷里的回声，余音不绝于耳。翁达杰说，发生在年轻的安娜、克莱尔和库普身上的故事，没有结束，唯一把它写完的方式，是构想另一个故事。

在《遥望》里，既有讲述成长与爱情的青春物语，“安娜、克莱尔，和库普”，残酷浪漫，令人心碎，又有宛若出自惊悚小说的“红与黑”，紧张跌宕，扣人心弦。传统精彩的叙事，松散地组合在一起，挑战我们惯常对小说某些既定的期待。跳跃的不只是人物、情节，还有每个章节的风格与氛围。它像极了一幅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纷乱的线条与色块，给人强烈的情感冲击，形成一种难以用文字来描述的沟通，因而也很容易让人陷入失望、不屑一顾，继而把它贬成不知所云。因此，阅读《遥望》需要的不仅是耐心，还要有一点开放的包容和信任，接纳这种颠覆、与众不同的小说形式。

翻译《遥望》的过程，对我而言，也是一次奇妙的际遇。小说三分之二的故事设置在加州北部，那是六年来我一直居住的地方。书中许多熟悉的地名，打开我脑中一个个记忆的匣子。旧金山街头的咖啡馆，加州中部广袤的大平原，葱葱郁郁的内华达山脉，淘金留下的荒凉鬼镇，碧蓝澄澈的太浩湖，辉煌喧哗的赌场，森严铁栅后的筹码兑换处……一幕幕如同电影画面，有时，我走入其中，为他们的故事魂萦梦牵，有时，安娜、克莱尔、或库普，走出来，让我觉得他们无处不在。

（这本书在豆瓣上的链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882148/）

高估和低估

上周末，诗人作家兼评论家 Anis Shivani 在Huffington Post 上点名 “十五位最被高估的当代美国作家”，包括有赫赫有名的Amy Tan、Junot Diaz、Michael Cunningham、Jonathan Safran Foer、Jhumpa Lahiri，甚至连《纽约时报》的角谷美智子也被名列其中，对每个人的点评写得颇有趣，不过无非看个热闹。据说稍后，Anis Shivani 还将公布他心目中最被低估的美国作家名单，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暂时还没看到。但《出版人周刊》的编辑倒是已根据读者提名、开出了一个十五位最被低估的作家名单，其中Deborah Eisenberg，恰好是自己最近想读的一位作家，她的近千页的短篇全集刚于今年问世。

《出版人周刊》选出的最被低估的作家的名单链接：

http://blogs.publishersweekly.com/blogs/PWxyz/?p=1358

荷兰作家 Hans Keilson

今期纽约时报书评上介绍了一位百岁荷兰作家 Hans Keilson，他的两部分别创作于1947年和1959年的小说，Comedy in a Minor Key（首度翻译成英语） 与 The Death of the Adversary（有1962年的英译本，目前已绝版） 于最近问世，故事都是以二战为背景。

Hans Keilson 1909年出生于德国，1928至1934年在柏林学医，纳粹期间被迫流亡荷兰，现住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一座乡村，直到最近以前，一直行医为生。从德语wiki上的介绍和作品篇名看，Hans Keilson 应是位用德语写作的作家。

纽约时报书评的链接：http://www.nytimes.com/2010/08/08/books/review/Prose-t.html

有关Hans Keilson的生平简介：http://de.wikipedia.org/wiki/Hans_Keilson

David Mitchell: 云图

David Mitchell 是近年英语文坛非常引人注目的新晋作家。上月底他来洛杉矶的 Skylights 书店朗读新作 The Thousand Autumns of Jacob de Zoet （该书入围今年的布克奖初选）并签名售书，本有意去凑热闹，结果畏于洛杉矶下班高峰的堵车做了罢，转而宅在家中读他的《云图》（台译本，左惟真/译）。

有关 David Mitchell，之前浏览过一些介绍和书评，形成一个印象，是位相当具有实验性的前卫作家。不过当读完《云图》的前两章后，发现，与某些现代后现代派作品相比，他的小说一点不抽象晦涩，虽然整体布局采用了俄罗斯套娃+把故事拦腰斩断再使其收尾相接的奇巧结构，并为每个故事设计了不同的文体形式，从日记、书信、手稿、采访录到电影故事和普通的小说，但叙事手法基本仍是遵循传统常规，甚至不乏类型小说和好莱坞电影的元素在其中，是一本情节紧张刺激、精彩极具可读性的小说。无论时空跨度，还是反思人类文明进程的主旨，都既显示出小说磅礴的气势，也见出作者创作的野心。但一本小说能否承载如此宏大的命题，以《云图》而论，还是略微庞杂了些，缺少一点subtleness。其中对企业王国/企业政治的刻画描述，令我想起Naomi Klein的 《震撼主义》 ，是书中给人印象和触动最深的部分。

William Trevor: Love and Summer

爱的未完成式

去年冬天，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听李翊云的朗读会。会上，她读了自己致敬爱尔兰小说大师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的中篇新作，故事里有个中国版的“包法利夫人”，她沉湎在哈代、劳伦斯等西方作家的小说中，寻找现实里得不到的爱情。用英语写作的李翊云，直言自己拒绝用美国式的罗曼蒂克书写爱情。她说，她的爱情故事没有一个是被用来“消费”的，她笔下的人物感情强烈丰沛，却受到压抑约束，这种未能尽情宣泄的情感表达，可能是中国式的、可能是爱尔兰式的，或者更多是来自文学偶像威廉·特雷弗对她的影响。当我在读特雷弗的第十四本小说《爱与夏天》（Love and Summer）时，这段话反复在我脑中回响。

《爱与夏天》讲述一段短暂、心碎、绝望的爱情。在一座宁静保守的爱尔兰乡村小镇，Ellie是个在修道院长大的孤儿，成年后，依照传统到镇上的人家里去做女仆。幸运的她，在工作的第一户人家，就受到男主人的求婚。婚后，Ellie恪守妻子的本分与职责，在养鸡、送鸡蛋、买食物、煮饭……琐碎忙碌的家务劳作中，过着简单平凡的生活，惟因迟迟没有小孩，在她心中造成些许疑窦和负担。一次偶然的相遇，让她心若止水的生活泛起波澜。

有着一半意大利血统的爱尔兰青年 Florian Kilderry 继承了父母留下的大宅，还有一大笔待偿还的债务。为了还债，Florian决定出售屋子，然后离开爱尔兰去流浪。Ellie在镇上的一次葬礼上，注意到Florian陌生的面孔。两颗年轻的心自然的碰撞在一起。单纯善良的Ellie初次尝到爱情的甜美与酸楚，Florian却从Ellie身上回忆起自己青涩的初恋。

Ellie与Florian 在小镇众人一双双无形、又好像无处不在的眼睛下，从互相吸引的友谊发展出爱情。但Ellie人妻的身份与Florian流浪的计划，阻止他们放肆自己的情感、对彼此袒露真心，只能任压抑的激情在心底燃烧，把自己灼伤。

最早察觉Ellie与Florian关系异常的是镇上的老姑娘Connulty小姐。Connulty 家族在镇上拥有很多产业，家底殷实，双亲过世后，留下Connulty小姐与Joseph姐弟俩，但两人关系疏远冷淡。Connulty 少女时恋上一位有妇之夫，结果男子一去不返，不小心怀孕的她，被父亲强拖去堕胎，这在Connulty小姐心上留下永远的疮疤。也许正是鉴于自己所受的伤痛，她屡次暗示Ellie，远离Florian。

Ellie 的丈夫Dillahan是位朴实勤劳的农夫，不善言辞，但他沉默的背后，其实有一段可怕痛苦的往事。在一次粗心的倒车中，他亲手撞死了自己的妻子与幼儿，不安的自责，永远纠缠着他。

过去的、与正在发生的，一股股的忧伤，堆叠蕴积，让人在放下书本时，感到一种汹涌的剧痛，如排山倒海般，无法驱遣。

夏日将尽，Ellie在新买的绿旅行袋中装满石块，将它沉入黝暗的水底。夜幕下，Florian离开空荡破败的大宅，“岩石、荆豆、小小的海港、遥远的灯塔，最后一点爱尔兰的印迹也被从他（Florian）身上抽走了。他凝神注视，直到最后一片陆地消失，只剩阳光，在海面上跳舞。”《爱与夏天》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不禁令人联想起，这也是威廉·特雷弗离开爱尔兰、到英国定居的时间。

年逾八旬的威廉·特雷弗，虽然五十年代后一直住在英国，但他认为自己“每一条血管里流的都是爱尔兰的血”。自一九五八年发表第一部作品至今，威廉·特雷弗已经出版了三十多本小说和短篇故事集，荣获过无数文学奖项，两次被英国王室授予“荣誉骑士”的称号，可他低调、深居简出，只用源源不断的创作打动读者。在特雷弗的小说《露西·高特的故事》的中文版序言中，讲到一位老人在太太临终时，朗读威廉·特雷弗的短篇小说给她听，老人说，“能在她告别尘世时朗读特雷弗的小说给她听，他只觉是幸福”。当评论界有人为瑞典学院还不把诺贝尔奖文学奖颁给威廉·特雷弗而忿忿不平时，我忽然觉得，任何奖项的光环，在这则“他的故事助老妇人安息”的插曲面前，都黯然失色了。

（《书城》2010年8月号）

Inception

我们到底进了谁的梦？

凭借两部蝙蝠侠系列在影坛确立很高声望的英国导演Christopher Nolan，其新作Inception 无疑是今夏最备受关注的电影。无论预映时评论界的一片叫好，还是公映后保留批评声渐起，想来都不太可能动摇影迷们的狂热追捧。错综复杂的剧情，环环相扣的梦境，引发人们热烈的讨论。现在，冒着剧透的危险，让我们走进Inception层层叠叠的影像迷宫去一窥究竟。

缘起

Inception 是Christopher Nolan继1998年Following 之后第一部自编自导的作品。据说Nolan 花了十年时间完成这部影片的剧本，而“数个人分享同一个梦境空间”、“借助梦境走入人的潜意识”，事实上，从青少年时起，Nolan就开始在心里琢磨这些点子了。

影片开场不久，Leonardo DiCaprio扮演的盗梦者Cobb与助手Arthur走进日本人Saito的梦里，企图偷得他内心的秘密，结果失败，原来Saito知道这个盗梦诡计，有备而来，目的是试探Cobb的团队，雇他们为自己完成一项任务，不是窃取、而是在人的脑子里植入想法，其难度在于要让对方相信这个被植入的想法是他自己产生而不是外界强加给他的。Saito向Cobb开出条件，如果任务完成，他可以让Cobb免除背负的杀人控罪，顺利回美国与家人团聚。

组队

植入想法是个史无前例的任务，众人认为不可能，但Cobb却有把握将它完成，因为在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里，他曾经成功的实现过把一个想法植入人的大脑，但这件事让他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在策划过程中，Cobb找来另外三人，出色的梦境设计师 Ariadne、能在梦境中变身成其他人的Eames和拥有超强催眠药剂的化学师Yusuf，与他及助手Arthur组成“梦之队”。

如果说片中Cobb为完成任务召集了一群盗梦界的高手，那么片外，Christopher Nolan 为打造这部十年磨一剑的巨片，也是网罗了当今影坛的许多知名面孔，从大明星到演技派戏骨，Inception的演员阵容十分强大耀眼，其中有六位获得过奥斯卡提名，包括主演Leonardo DiCaprio和Ellen Page，还有两位分别是奥斯卡影后Marion Cotillard（饰演DiCaprio的妻子Mal）和影帝Michael Caine（饰演Mal的父亲）。

演技日臻成熟的DiCaprio 是Nolan多年来一直很想合作的演员，但由于角色问题，他始终没法说服DiCaprio出演自己先前的影片，直到 Inception剧本的出现。盗梦、解锁梦及梦境如何影响现实人生，这些主题深深吸引了DiCaprio。同时，Nolan 也参考他的建议，修改了剧本，加强故事中的感情线索，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驱力。

片中的Cobb，一方面是个头脑冷静果决的盗梦者，一方面内心压抑着最深沉的爱与负疚，早已不是青涩杰克的DiCaprio，演起这类带有悲情色彩的英雄角色，可谓驾轻就熟，演技方面虽然谈不上有新鲜的突破，但自然不过火的表演，把人物诠释的很到位。

筑梦

Cobb的团队设计了三层梦境来完成任务。所谓梦境的层次，即人睡着、做梦，在梦里再睡着，做第二个梦，在第二个梦中再睡着，做第三个梦，依次类推。把人从梦中唤醒的方式是让人在梦里经历突然死去的感觉，做梦的人就会惊醒，回到上一层梦或返回现实。至于设计的三层梦境，其实是三个由梦境设计师虚构出来、但情节相关的小故事，演绎这些故事的是团队成员、任务针对的对象以及做梦者意识里想像出来的人和物，目的是通过这三层故事，令对象产生或悟出某个想法，即是所谓的“植入”。

随着梦境的逐级展开，Cobb与团队成员一步步进入人脑更深层的潜意识。与某些艺术电影不同，Nolan 在用影像呈现梦境时，注重的不是天马行空的超现实，而是怎么使梦中的情景和感受最贴近现实，令人更加虚实难辨。哈佛大学一位研究梦的心理学家指出，在部分细节上，Nolan 切实精准的抓住了现实刺激对梦境中的人的作用和影响。例如，当第一层梦境里，载着睡着的人的面包车从桥上坠落、处于失重状态时，在第二层梦境里的这群人也失去了重量，身体漂浮在空中。又如影片开头，当伙伴把Cobb推入装满水的浴缸、企图唤醒他时，梦里的Cobb看到的是滂沱大雨从窗户涌进来，将他淹没。

救赎

惊险的筑梦之旅对Cobb似乎有另一层深意。在Cobb每一次入梦盗梦过程中，他过世的妻子Mal总会一再出现，扰乱他的计划。Cobb向Ariadne吐露，自己曾和妻子被锁在梦境里许多年，梦里的美好让妻子将它信以为真，不愿醒来，后来，Cobb利用植入想法，让Mal相信那个世界是假的，把她唤醒。谁料，醒来的Mal依旧留恋梦中的世界，精神崩溃，最后跳楼，以为这样就可以从此刻的“梦”里醒来，重返她认为的“现实”里。她甚至留下遗书，指控Cobb是杀人犯，逼使Cobb和她一起重返梦境。从此，Mal 成了Cobb心中的梦魇，她的投影，不时出现在Cobb梦中，破坏他的行动，并劝诱他留在梦里。

在执行Saito的任务中，Mal的映像再度出来搅局，令Cobb和Ariadne不得不临时进入第四层梦境救出同伴，同时，Cobb亦终于拒绝Mal（Cobb自己意识的投影），告诉她，这是假的世界，他要回去。

Cobb几经曲折完成了任务，Saito信守诺言，用一通电话勾销了他的杀人罪。回到美国家中的Cobb，掏出陀螺，想确认自己身处的是梦还是现实（陀螺永远转下去，表示在梦里，陀螺停下来，表示在现实里），但日思夜想的一双儿女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来不及等陀螺的结果，便朝他们走去。影片在此落幕，似给观众留下一个开放的结尾，但片中的蛛丝马迹，也许暗示了答案只有一个。

蒙着层层梦境面纱的Inception 是一部难得激发人在观赏时动脑思考的好莱坞大片，这也正是它的趣味所在。但电影的本质其实是投影在幕布上虚幻的影子。“我们进的到底是谁的梦？”当Ariadne在行动结尾问出这句话时，或许这才是Nolan真正留给观众的问题。

（《南都周刊》影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