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账算在哈珀·李身上

May 21, 2016 on 12:46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八十九岁的哈珀·李过世了。她一生只完整创作和出版过一部长篇,《杀死一只知更鸟》,但凭这本书,李获得了美国普利策奖、总统自由勋章、国家艺术勋章等殊荣,她也许本可以在一致的赞誉声中为后人铭记和缅怀,然而一年前,一部“陈年旧稿”的所谓重新发现和声势浩大的出版,给这位传奇作家招来了许多批评和质疑。

从书评角度讲,以《杀死一只知更鸟》续集之名出版的《设立守望者》(Go Set a Watchman)受人诟病,这并不意外,因为它压根就不是一本最后定稿完成的书,而是三十一岁、初尝小说创作的哈珀·李,第一次通过经纪人向出版社递交的书稿,当时编辑的评语是,这绝未达到可出版的标准,那“只是一连串的轶事,而非一本充分构思成型的小说。”所以可想而知,情节松散,不成章法,节奏拖沓,人物形象跳跃……各种批评中的陈词滥调可轻易用在这本被以“成书”形式出版的草稿上。

《设立守望者》另一引起重大争议的地方是小说人物阿提克斯·芬奇的惊人转变。在《杀死一只知更鸟》里,这位挺身而出、在法庭上为黑人雄词辩护的白人律师,年迈后竟成了反对赋予黑人平等权利的种族主义者,这教很多曾因这位深入人心的小说英雄而给孩子起名阿提克斯的美国人难以接受。不过,首先,无论在创作时间还是意图上,《设立守望者》从来不是《杀死一只知更鸟》的续篇,而是后者的初稿,因此角色性格的连贯一致性在这里不适用。而更重要的是,事实上,阿提克斯·芬奇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表现,恰恰折射出了美国种族问题的多面复杂性,而这,也许正是哈珀·李最初想呈现的,诚如作家Ursula K. Le Guin犀利地指出,“这一(《知更鸟》的)早期版本,虽然存在瑕疵和疏漏,却提出了部分《杀死一只知更鸟》所规避的问题。”

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在她的小说《美国佬》里调侃地写道,“许多废奴主义者希望解放奴隶,但并不想和黑人做邻居。今天,许多人不介意雇佣黑人当保姆或加长豪华轿车的司机。但他们百分百介意有一个黑人上司。”这即是美国种族主义的现实。半个世纪前,在南方阿拉巴马州出生长大的哈珀·李洞悉了这一现实,试图把那反映在小说中。

在《知更鸟》里,阿提克斯·芬奇为一位被控强奸的黑人出庭辩护,因为这个黑人是无辜的,阿提克斯要在法律面前捍卫他,这既是出于刚直无私,相信司法的公正,却也包含了一种维护弱者的优越心态,《纽约客》作者Adam Gopnik称之为的南方“自由派”意识形态。他可以友好善良地对待身边的黑人,但同时,在《设立守望者》里,他向女儿简·露易丝解释,“你难道没有想过,你不能让一群落后的人和已有先进文明的人生活在一起,实现一个全民世外桃源?”因此,在扮演了正义化身的二十年后,面对五十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阿提克斯的反应是,不能赋予黑人完整的公民权,不能准他们投票,因为他们资格不够,不够开化。这是典型精英主义思维,在种族问题上的演绎。

1957年,《设立守望者》的书稿没有被出版社接受,但资深编辑Tay Hohoff看到了“闪烁在字里行间的切实的写作才华。”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她悉心指点哈珀·李,不断地重写、修改,最终诞生了《杀死一只知更鸟》。今天,排除所有环绕在《设立守望者》外的炒作噪音,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读的不是哈珀·李的早期作品,也不是什么名著续集,而是一个雏形,一次失败的小说尝试。而哪个成功者,不曾有过失败的尝试呢?

在世界末日后听故事

May 21, 2016 on 12:44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整个意大利处于崩溃边缘:边界被封锁,银行没有现金储备,邮局停业,没有任何外界的讯息,粮食短缺。一群武装少年在乡村横行,四处流窜,村民陷入混乱不安的状态,纷纷逃离。这就是雷奥纳多所处的世界……他的前妻不期而至,把他们十六岁的女儿和她十岁的儿子托付给他,独自去寻找失踪的现任丈夫。冬天临近,前妻未能如约返回,村里越来越危险,雷奥纳多决定带两个孩子前往安全的瑞士,途中却遭遇那群武装少年。要抵达目的地,他们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想生存,雷奥纳多不得不唤醒内心深处的勇气……”

意大利小说《直立的人》的内容梗概令人不由联想起美国小说家科马克·麦卡锡的普利策获奖作《路》,背景都是人类文明的崩毁,主人公踏上征途,父亲带着孩子,在危险和绝望中寻找生的出口。然而,不同于麦卡锡简练、硬朗的文风,年轻一代的意大利小说家大卫·隆格在处理这末世题材时,笔锋迂回曲折,凸显人性的脆弱与优柔。

在《直立的人》里,主人公雷奥纳多是一位小说家,因一件性丑闻而身败名裂,回到老家乡村独居,并自此搁笔。他不像《路》里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保护者。在小说的前三分之一,虽然目睹局势日益恶化,到处是烧杀抢掠、死亡饥荒, 但消极避世的雷奥纳多始终坚持留在原地,偶尔靠倒卖一些生活必需品勉强度日。步步逼近的灾难似乎并不令他焦虑恐慌,他甚至还从路边捡养了一条刚出世的狗崽,拿自己的牛奶喂养它。在镇上仅剩一名员工的葡萄酒庄,“雷奥纳多觉得自己仿佛读到了一部南美长篇家世小说的最后一页。”那是一个读书人发出的感时伤怀,而没有读过书的村民则劝他,买一把武器,“这些钱一定花得很值”,“给你自己还有孩子们搞些厚实的鞋子,还有暖和的衣服”,可他却无动于衷。

寒冷,饥饿,社会失序,暴力泛滥,人与人之间互相算计、虐待、谋害,雷奥纳多带着两个孩子在旅途中所遭遇的浩劫,与市面上流行的末日启示录、反乌托邦小说大同小异。与其说这部作品探讨的是一切毁灭过后,什么才能拯救人类,我更觉得,它是在质疑和试图重建小说,或更广义的讲,故事、文学,存在的意义。

靠写作为生的雷奥纳多,一直是个拒绝面对现实的人,从明知自己的性丑闻乃受人构陷而不愿站出来对质,到灾难临头、宁可得过且过的留守,他的被动可以理解为文人的超世脱俗,但亦不免是某种卑微和怯懦的表现。在小说唯一采用日记体裁的第三部,雷奥纳多反思自己从事写作的动机,“也许是因为我需要为自己量身搭建一个世界:一个可以用来建立关系、会面,有公共花园、商店,还有各种回忆、姿态、情感的世界,我可以居于其中,却不用像现实世界那样,觉得格格不入。”即便停止创作八年,“但这并未阻止我继续活在我还有其他人所写的书本的世界里,并未阻止我固执地逃离生活。”

假设没有前妻委托他照顾两个孩子,而且其中一个是他的亲生女儿,雷奥纳多也许会沉浸在文学和艺术的桃花源里,平静地冻死、饿死、或死于暴徒之手。是责任迫使他回到现实,而且“这个正在等待我的世界,比我当初逃离之时更加凶残、堕落。”

他曾因“明白了自己并非合适的人选来完成这一交托于我的任务”而痛哭,但当他和两个孩子被一群类似邪教组织的年轻人虏获,他的女儿成了首领的性奴后,雷奥纳多的身体和精神出人意料的熬过了野蛮的摧残。他在火上跳舞,烧烂了脚掌,他与大象同笼而居,他被逼在众目睽睽下与一女士交媾,他吮吸母驴的奶水补充养分,这些凌辱和为了求生的不顾一切,一方面剥夺了他为人的尊严,另一方面又仿佛使他蜕变成了超人。他抛下恐惧、摇摆、纠结、挣扎,面不改色地自断一手,不仅救出了女儿,并且带上团伙里一个未受同化的男孩、一位惨遭过轮奸的妇女、连同那头大象和母驴一起出走。他们组成了一支陆地上的“诺亚方舟”,而雷奥纳多,他不再只是原始的父亲,他的肩上还承担了拯救人类的责任。

小说以雷奥纳多的女儿诞下一个女婴做结尾,预示人类重生、繁衍的希望,这一点不新鲜,但耐人回味的是在结尾之前,一个藏身于海边城堡内、收留逃生者的部落中,有人认出雷奥纳多,部落的长老找上他,“为什么你会来找我?”“我们知道你保存着那些故事,我们想听。”此后,有些晚上,雷奥纳多会独自留在沙滩上,点起篝火,等待男男女女围坐到他身边,听他讲那些“不知出自谁手,写自何时”的故事,在我的想象里,这是整部作品最动人温暖的画面。

短篇小说翻身记

May 21, 2016 on 12:42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当201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把最佳小说颁给亚当·约翰逊(Adam Johnson)的短篇集《幸运微笑》(Fortune Smiles)时,那着实出人意料,不仅因为两年前亚当·约翰逊甫以上一本小说《孤儿领袖之子》(The Orphan Master’s Son)摘得普利策奖,短时间内再获大奖的肯定,对于重在发掘和鼓励更多不同好作家的文学奖而言,乃属少见,而且更因为这是一本短篇集,一种在当今英美文坛不受瞩目和重视的小说类型。只需稍稍留意一下现在的图书畅销榜,或岁末的年度好书盘点,我们不难发现,长篇小说几乎独占了小说类的天下,甚至,英语小说界每年最轰动的布克奖,规定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参选。

“出版商不爱出版短篇集,”几乎每个从事短篇创作的英语作者都会这样无奈地说,曾听华裔作家李翊云讲,为坚持不放弃短篇,她和出版商之间达成了写一本长篇、搭一本短篇集的交替协定。若问短篇小说为什么遭冷遇,那似乎是个迷思,尚无明确的解答。但从在商言商的角度,出版社给出的理由很简单,短篇小说卖不出去。有人指出,销量欠佳和读者消费群的缩减有关,并将此归因于大众杂志的式微。今天,除了少数专门的文学期刊以外,刊登短篇小说的商业性杂志凤毛麟角,这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偏好。另一方面,可能也存在一种观点——虽然是常被小说作者反驳的观点——篇幅长,意味着结构更复杂、创作难度更高,所以长篇是比短篇更进阶的小说形式,两者无形中有了高下之分。

近几年,关于短篇小说复兴的欢呼声在英美文坛时有耳闻。互联网当道,信息碎片化,注意力分散,这些时代特征,仿佛预示了短小精悍的故事将更适合当前的阅读趋势。2013年,写了一辈子短篇的加拿大小说家艾丽丝·门罗获诺贝尔文学奖,同年,有“微小说家”之称的美国作家莉迪亚·戴维斯获曼布克国际奖。2014年,伊战退伍军人菲尔·克雷(Phil Klay),以首部短篇集《重新部署》(Redeployment)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然而,有趣而诡异的是,在这同一时期,大部头的鸿篇巨著倏然走俏,成为英美文学圈和出版界的新宠儿。自2013年澳大利亚年轻作家埃莉诺·卡顿(Eleanor Catton)以一部八百多页的小说《发光体》成为布克奖有史以来篇幅最长的获奖作后,接连有七八百页的巨作赢得文学奖的垂青,比如获2014年普利策奖的《金翅雀》和2015年入围布克奖的《小生活》(A Little Life)及获奖的《七次谋杀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Seven Killings)。更令人咋舌的还有,两年前,一本近千页的小说处女作《着火的城市》(City on Fire)引发了高达两百万美元预付金的版权争夺战。

文学大师菲利普·罗斯说过,“一本小说,假如阅读的时间超过两个星期,那其实等于没读。”这句话俨然道破了阅读心理上一个不便言明的真相。一本读得太久的小说,宛如断了线的风筝,再拿起时,通常很难找回原来的线索。于是,当我仍在踌躇于何时能奢侈地抽出两周闲暇,选一本上述厚重的热门或得奖作来读时,亚当·约翰逊的《幸运微笑》的出现,无异令人眼前一亮,终于有了一本可以毫不犹豫慕名追读的小说。

翻开《幸运微笑》,里面收录的篇目较一般短篇集少,仅六篇,而每篇故事均比一般短篇小说长,少则三十页,多的将近七十页。这样的篇幅,不由让人联想起加拿大短篇女王艾丽丝·门罗的作品,但与门罗细密的刻画不同,约翰逊的长短篇更像大型的抽象主义画作,挥洒、利落、写意,套用他其中一则短篇里的话,“你能否讲一个没有开端的故事,它说来就来?”

这些“说来就来”的故事以人物为中心,一反传统短篇小说讲求的戏剧张力,用日常细节代替紧凑的情节,缺乏鲜明的冲突,也没有奇巧的意外结局。约翰逊的笔,像把锋利的刀,不经意地截取一个个人生片段,用疏朗的文字将之呈现,最后,虽然文字画上了句点,人物的命运,他们的过去和未来,却依旧驻留在读者的脑海里,耐人寻味和遐想。

一位罹患乳癌的中年妇人,一个带着童年创伤记忆的恋童癖,约翰逊大胆采用第一人称,直接走入他们的内心;前东德秘密警察监狱的主管,叛逃到韩国的朝鲜人,约翰逊把虚构的触角伸向他个人经历以外的时空;这些迥然不同的故事背景和人物身份,最佳诠释了《花花公子》杂志对亚当·约翰逊的评语,“全美国最有影响力和想象力的大学教授之一”。

《幸运微笑》是既《重新部署》后,连续第二本问鼎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短篇集作品,虽然仅以此而宣称短篇小说的春天来到,未免言时过早,但至少,若能凭借文学奖的推广效应,为短篇小说争取更多读者,逐渐扭转“无人爱读短篇从而无人愿意出版短篇”的恶性循环局面,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将生命活进艺术里

May 21, 2016 on 12:40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今年六十八岁的帕蒂·史密斯成名于七十年代,她与乐队发行的首张专辑《马》(Horses)是摇滚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把诗歌表演与摇滚乐相结合,她被誉为“朋克摇滚桂冠诗人”和“朋克教母”,这是我没有赶上的帕蒂·史密斯。我也不曾了解,八十年代,婚后的她沉寂了十五年,和家人住在底特律,过着半退休的生活,直至丈夫去世,她又复出,2007年她被列入摇滚名人堂,这些是后来从维基百科里获知的。在我的印象里,第一次真正认识的帕蒂·史密斯,她是一位作者,写了一本名叫《只是孩子》的回忆录,一本2010年人人都在谈论的书,但与一般臆想的不同,这本书靠的不是名人噱头的哗众取宠,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殊荣证明了此。

时隔五年,写作的帕蒂·史密斯再度出版了新回忆录《M列车》(M Train)。耐人寻味的书名,M,既可以指Memory(回忆),也可能是Mind(意识),或是Meditation(冥想)。封面里,托腮的史密斯坐在一张角落的小桌旁,目光瞥向一侧若有所思,桌上放了一台宝丽来相机和一杯咖啡,这,或许即是史密斯笔下M列车的起点。

史密斯钟情咖啡馆,书里反复出现的场景,早晨她起床,穿上靴子和大衣,戴上风帽,走去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咖啡馆。她坐在角落她固定的桌前,点一杯黑咖啡、全麦吐司和一小碟橄榄油,有时在餐巾纸上写她的演讲提纲。这是一幅多么契合常人想象的充满文艺气息的画面。出生于工薪家庭的史密斯,年少时未走进过咖啡馆,但那“存在于我阅读的书中,绽放在我的白日梦里”。1965年,她到了纽约,“似乎没有什么比坐在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里写诗更浪漫的”。特别的是,从青春岁月至年华老去,帕蒂·史密斯始终抱持这份浪漫的情怀不减,她甚至写道,有一次她去晚了,固定的位置上已有了人,她不甘心,竟然躲进厕所,直等桌子空了再出来。

帕蒂·史密斯是创作型歌手,是诗人,是视觉艺术家,可她更是一位活在文艺里的身体力行者。首先,她读书,在《M列车》这本回忆录里,几乎每一章,都会出现若干文学爱好者熟悉的地标人物,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布洛斯、W.G.泽巴尔德、罗伯特·穆齐尔、村上春树、芥川龙之介、太宰治、西尔维娅·普拉斯……但阅读给予史密斯的,不是吸收、获取,而更像是一种与文字近身的摩挲体验,所以她不讳言地说,她会因为过度沉浸于一本书而在合上后忘记里面的具体内容。

史密斯把她对文学艺术的爱好融入进生命的旅程。她去拜访她挚爱的作家的墓地;她去法属圭亚那的圣洛朗杜马罗尼镇,意在带回一点当地的泥土和石头送给传奇的让·热内,热内在他的《小偷日记》里记叙过他对那儿监狱的向往,哀叹自己错失了去那儿服刑的机会;她接受邀约,去弗里达·卡罗的故居演讲,回报是获准拍摄卡罗的私人物品;她四处旅行,随身总带着宝丽来相机,她照下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椅子、赫尔曼·黑塞的打字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手杖、托尔斯泰故居内的毛绒熊。

这些即时成像的黑白照片散落地分布在回忆录里,和孤独飘忽的文字相映成趣。梦境、回忆、现实,即便现实,在史密斯笔下亦如一团蒙昧不明、难以捉摸的迷雾,没有明确的时间维度,“穿行过白昼与黑夜,却对时间几乎浑然不知。”读者随着她在清晨醒来,走进空荡荡的咖啡馆,随着她在平安夜独自看晚场电影《龙纹身的女孩》,随着她飞往柏林,出席一个隐秘探险组织的大会,随着她临时在伦敦逗留,窝在小旅馆里看侦探电视剧。

这辆漫游式的M列车,在后半程才逐渐浮现出目的地的端倪。拿在手里的村上春树的《奇鸟行状录》在转机时丢了;一台宝丽来相机被遗忘在了沙滩上;一件朋友相赠的黑色旧大衣不见了;去机场时把行李落在了旅馆;每日所去的咖啡馆关门了;参加的探险协会解散了;从圣洛朗杜马罗尼镇带回的泥土和石头,无法再当面交给热内了;丈夫走了;一个月后她的弟弟也离开了;她喜爱的电视剧完结了:这是一辆驶向“失去”的M列车。“失去的东西。它们隔着薄膜抓挠,企图用无法破译的求救信号唤起我们的注意。” 浪漫的文艺情怀,蓦然间,猝不及防地转变成了心痛,一种面对逝去、无力到流不出眼泪的心痛。这一刻,我想起了尼采的话,“我们拥有艺术,所以不会被真相击垮。”帕蒂·史密斯的《M列车》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诠释和写照。

从拉合尔到纽约、伦敦

October 25, 2015 on 2:13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注意到巴基斯坦作家莫欣·哈米德,是他上当地一家广播电台的读书节目。主持人问他:“你的小说似乎都有一个特点,篇幅较短?”哈米德说,“我看书速度慢,写书也慢,阅读或创作一本鸿篇巨著,对我而言是项了不得的工程,不过归根究底,我想真正的原因是,我希望我写的书能勾起人们阅读的兴趣,我以为,在不流于简单化,不牺牲文体、语言和内容之丰富性的前提下,让作品更吸引人的一个条件是写得短一点,例如在巴基斯坦,人们缺乏阅读严肃文学的传统,在这种情形下,一本薄一点的书,可能容易使读者产生‘不妨一试’的念头。”

第一次听一位作者如此真诚坦直的谈论作品的长短,而且说得如此教人信服,不故作清高,也不是纯粹的戏谑打趣,一如他的小说。他2013年的近作《如何在兴起的亚洲不择手段的致富》(How to Get Filthy Rich in Rising Asia), 采用充满讽刺意味的“自助书”文体,呈现的是经济腾飞下丑陋荒唐的一面,却未落入愤世嫉俗的窠臼,不以讥诮的小聪明来博取眼球。在出版了三部小说,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中2008年入围布克奖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已有了中文版——以后,哈米德整理自己十五年来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评论散文,分为生活、艺术、政治三部分,集结成他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不满及其文明》(Discontent and Its Civilizations)。

弗洛伊德有本著作名叫《文明及其不满》,哈米德借鉴那个标题,在书名上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表达出他对“文明”这一概念的怀疑。“文明是假象,但那是有用的假象,让我们可以否认我们共通的人性,以可恶的区别对待的方式来分配权力、资源和权益。”他认为,“个体的人之间有着超越不同国家、宗教、语言的共性,而同属一个国家、一种宗教、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亦存在截然的差异。”在交流迁徙益发频繁、移民成为全球化现象的今天,个人身份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错综模糊,哈米德本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对“我们属于哪种文明”的划分提出质疑,相信与他个人的经历不无关系。

从该书第一部分的“生活”里,我们知道,哈米德1971年出生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三岁时因父亲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而随家人迁居美国,在美国生活了六年后,他们全家返回巴基斯坦,十八岁时,哈米德再度自己前往美国求学,先后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法学院,进入纽约的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工作,同时开始创作小说。2001年,他被派往伦敦,原本只是为期一年的行程,由于九一一事件而生变,他就此在伦敦住了八年,直到结婚生女后,他又决定举家搬回巴基斯坦,但那也许仍不是定居,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能预见我们的停留,也能预见我们的离去。我有点像个水手……像我这般四海为家的人,心里总有几分藏着那股流浪的冲动。”

哈米德在书中感慨的称自己是“浮萍”,他迄今的人生有超过一半的岁月是在巴基斯坦以外度过的,可一旦提起他或他的作品,似乎永远脱不开“穆斯林”的标签,只因为他是巴基斯坦人。在《伊斯兰不是一块巨型独石》一文中,他回忆一次在德国举办的他的作品朗读会,会上人们不断以“我们欧洲人”、“你们穆斯林人”的措辞向他提问,令他最终忍无可忍的掏出他的英国护照,开玩笑的说,“诚然英国还没加入欧盟,但我希望我们能一致同意它的确是个欧洲国家。”

多元化的身份使哈米德无论在纽约、伦敦,还是家乡拉合尔,都或多或少感觉像个局外人,而这也给了他独特的局外人视角,表现为更趋中庸的调和。在几篇涉及反恐战争和巴基斯坦的文章里,他一方面指出自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来,各种反恐行动造成巴基斯坦内部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平民伤亡大增,另一方面,他也提醒,美国的介入,导致巴基斯坦人轻易地把一切问题归咎于美国,从而失去自省和自我承担的责任感。

同他的小说一样,这些评论性、回忆性的散文亦多短小精悍,平易近人,阅读起来无压迫感,浅白却不失细腻微妙,不时透出哈米德作为小说家一面的含蓄善感。在标题文《不满及其文明》的尾声,他写到他把拉合尔家里的阳台改建成女儿的卧室,继而意识到卧室的窗户正对着一百码外的闹市区,那恰是常会发生爆炸袭击案的地方,他考虑给玻璃窗安装防爆膜,可他说,“我不想知道这些防爆膜是不是西方的工厂生产的,工人是不是穆斯林人,或两者皆是,或都不是。不,我想知道的是,这样的贴膜是否真正透明。因为我女儿的窗外有一棵黄花盛开的金雨树,秀美巍峨,岁数比我们大家年长很多。我希望不要让它在我女儿眼中变得暗淡无光。”这意味深长的隐喻,俨然是小说家的笔触,为文章在冷静的观察性的叙述之外增添了柔和、耐人回味的余音。

翁达杰小说的前世今生

October 25, 2015 on 2:12 pm | In 书斋札记 | 1 Comment

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生平和他的小说一样错综神秘、难以捉摸。1943年,他出生在当时仍是英属殖民地的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在英国以前,葡萄牙人、荷兰人已曾相继踏上这块与印度最南端隔海相望的土地,在不同程度上成为那儿的主宰。一般认为,翁达杰是荷兰殖民者的后裔,可他的身上也带有僧伽罗人、泰米尔人(斯里兰卡当地最主要的两个民族)的血统,“我的背景是一盘名副其实的什锦色拉,要搞清我是谁很难,”翁达杰笑言。

在第二本糅杂了自传、回忆、虚构等多重元素的散文作品《世代相传》里,翁达杰写道,“母亲遗传给了我们蹩脚演员的特点,而父亲虽然有时在公共场合有些疯狂的举动,但是他却遗传给了我们保守秘密的意识和离群索居的愿望。”翁达杰的父母均出生于锡兰富有的名门望族,母亲是一位散发文艺气息的女子,她跳着伊莎朵拉·邓肯风格的前卫舞蹈,“办过一所小型舞蹈与戏剧学校”,“她年轻时高雅的气质和迷人的舞姿曾令所有人倾倒。”父亲则是个十足的浪子,家人送他去英国念大学,他没有通过入学考试,却用家里寄去的钱在英国享受了几年奢侈的生活;他虽然在锡兰轻步兵团任职,却“几乎把那当成了一种业余爱好。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科伦坡的聚会进行到一半,他突然想起自己今晚当班,于是驾一辆挤满了准备半夜去芒特拉维尼亚游泳的男男女女的车,径直开进营房,穿着燕尾服跳下车来,检查一下岗哨,然后跳回那辆坐满了大笑大叫、喝得醉醺醺的朋友的车,扬长而去。”

翁达杰六岁时,父母离异,母亲去了英国,并带走了哥哥姐姐,翁达杰被留在锡兰,此后几年里,他生活在一众亲戚的包围下,直到十一岁,母亲决定接他去英国上学。日后,在过了半个世纪后,翁达杰以童年这段独自从斯里兰卡登船前往英国的经历为轮廓,创作了小说《猫桌》,那是一趟去和母亲团聚的旅程,却也是一次与父亲的永别,从《世代相传》里我们知道,“直到去世,他(父亲)都没和我们在一起。他一直离我们那么遥远,他在北极。”翁达杰给《猫桌》中的男孩起名叫“迈克尔”,同时又在后记里强调,“这部小说虽然有时使用了回忆录和自传的笔法及地点,可它是虚构的。”在翁达杰的作品里,读者似乎永远无法清晰的区分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想象。

翁达杰在英国生活了近八年,无论是作为移民在新环境中受到的冲击和产生的隔阂,还是进入青春期后的迷茫叛逆,总之,念完高中后,十九岁的翁达杰选择离开气氛压抑的英国,前往更广阔的新大陆——加拿大,他的哥哥克里斯托弗已先于他在蒙特利尔定居谋生。在加拿大,翁达杰先后就读于魁北克的主教大学 (Bishop’s University)、多伦多大学和安大略金斯顿的皇后大学 (Queen’s Univeristy),获得硕士学位。期间他首度开始尝试写诗,他说,“在加拿大,你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假如留在英国,我恐怕不会从事写作。我遇到了年轻的作者、编辑,”这里面包括1967年出版了他第一本诗集的马车房出版社(Coach House Press),后来他成了这家独立小出版社董事会的成员,至今依然。

从写诗迈入小说,1970年的《比利小子作品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Billy the Kid)也许是这个过程中一部标志转折性的作品。打开这本书,里面有若干首诗歌,有散文式的叙事片断,有编造的采访实录,有海报、图片、照片、甚至一块空白,而作品围绕的主人公比利小子,乃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美国西部传奇牛仔。跨越自身的国界,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对象或出发点,用想象填补未曾留下记载的空白,寻回、重建那些消失湮没在时间岁月里的故事,这样的创作思路和风格,鲜明或含蓄的体现在翁达杰接下来的小说《经过斯洛特》和《身着狮皮》里,也影响了后来的年轻作家,如爱尔兰小说家科伦·麦凯恩。

诗人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使翁达杰常被人冠以“诗意小说家”,可这个称号也容易造成误解,让人把他的作品与唯美华丽、飘渺脱俗划上等号,而忽略他对历史、现实的关注。事实上,几乎在翁达杰的每一部小说里都暗藏着反抗权威、为边缘人或弱小者发声的入世情怀。譬如在《猫桌》里,男孩迈克尔和卡西乌斯把赫克托爵士的半身塑像丢进大海,“在那时,我们也许已长大,不再对权贵感到好奇。毕竟,我们更喜欢温和的、沉迷于照料他的植物的丹尼尔斯先生……改变我的,永远都是像他们这样的陌生人,在我人生各式各样的猫桌(分配给最没地位的人坐的桌子)上。”

对此,翁达杰解释,“我不认为自己是在写优美抒情的小说,只是恰好那是我会写的。抒情式的手法也许是我能够掌握的方式,但不是目的,而是我用来能够走入人物内心情感的途经。”以《身着狮皮》为例,这部小说刻画了一群为多伦多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却没有被官方历史留下任何记载的移民工人,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靠出卖劳力和血汗为生,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在描写这种种辛劳的付出时,翁达杰用的句子是,“汗水在他们结实的身体和冰冷的衣服之间流淌。有些人由于得了肺炎,或者因为其他季节在制造厂干活时吸进了硫磺而死去。”简单写实的用词,经过诗人翁达杰的组织,变成一种不平凡的描述,那不会教人迷失在辞藻的游戏里,道出的是一个人们熟知或意想中的事实,却别有一番震颤人心的效果。

在写建造高架桥的一章里,翁达杰重点刻画了一个名叫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的工人,他的工作是吊在半空中,检查桥身上“钉进去的铆钉,偏向的阀门,以及承重的托盘和垫石下面水泥凝固的情况。”这明显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角色,空中飞人,“他是个独行客。……即使在档案照片上也很难找到他。你一次又一次地在眼前看到远景,你的眼睛必须沿着天空形成的墙壁搜寻,直到看见河谷对面一小块仿佛烧焦的纸的斑点,那就是他,一个惊叹号,在桥与河之间的某个地方。”但是,无论这些字句多么如诗如画,不曾被掩盖或流失的是20世纪初造桥的艰辛和危险,那个连在档案照片上都难以寻找到的身影,似乎亦暗示了这些工人被历史遗忘的边缘身份。

碎片、拼图、跳跃式的叙事、蒙太奇,这是翁达杰小说的另一大显著特征。他的小说没有一部是单一的线性叙事,即使如《猫桌》,被誉为他最平易近人的作品,在二十一天海上之旅这条支配性的主线之外,叙述者的声音仍不时穿梭于童年船上的“我”和成年后的“我”之间,夹杂的闪回闪进,使整部小说读来犹如一座小径分岔的花园;而他最离经叛道的《遥望》,干脆变成了“用一个故事来把另一个故事写完”,小说内在脉络的联结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战,相关的不再是人物、地点、时代、或符合逻辑的情节发展,而是不同故事之间的映照、回响,一种也许只可意会的沟通。身为一个把文字当作工具的艺术家,翁达杰仿佛试图从中创造出无法诉诸语言来复述的艺术品。

关于小说,翁达杰认为,那“是一个大口袋,里面可以放钉子、芦笋及其他种种一切,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只要找到某种方式把它们架构起来。”另一方面,他与电影有着深厚的渊源,他拍摄过纪录片,从事过电影剪辑工作,还写过一本有关电影的书《对话:瓦特·穆奇与电影剪辑艺术》,这无疑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我非常喜欢剪辑的工作。一秒二十四帧,不多不少——剪到第七帧,或第二十一帧。我非常喜欢那种微观的时间控制。”他简直把这种剪切画面的方式移植到了编辑自己的小说上,“从这儿取一个句子,放到那儿,从而颠覆整部作品,生成新的联想暗示。”

悠游在翁达杰包罗万象、扑朔松散的小说迷宫里,时常会有似曾相识的恍惚。重现的有人物的身份,如小偷,那大概是在翁达杰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角色,自称“我是个小偷”的富翁安布罗斯,先后在《身着狮皮》和《英国病人》里现身的真正小偷卡拉瓦乔,《遥望》开篇所赞的具有“伟大小偷的风度”的让·热内,《猫桌》里不小心被梁上君子利用而成为共犯的男孩迈克尔;相似的画面,悬在半空中检查桥梁的尼古拉斯(《身着狮皮》),吊在空中修葺钟楼的罗蒙(《遥望》),荡至空中观看教堂湿壁画的扫雷兵(《英国病人》);甚至可能一件不大起眼的物品/道具,造桥时尼古拉斯把自己吊在绳索和滑轮上工作,后来他开了一家面包房,“滑轮和滚筒将上百只面包送进烤箱,停顿片刻,然后继续把面包送出去”,过去的一抹影子,落在“从不回忆过去”的尼古拉斯的身后。然而,这些复现的主题、身份、画面、细节,并不让人觉得是单调的重复,那更像一种建立联系和秩序的努力,诚如《身着狮皮》里的一段话:

只有最好的艺术才能整理杂乱无章的事件。只有最好的艺术才能重新调整混乱,不仅表明混乱,而且表明它即将成为的秩序。

紧接着,翁达杰更直截的写道:“每一部小说的第一句话都应该是:‘相信我,这要花些时间,但这里有秩序,非常微弱,非常有人性。’”纵观翁达杰迄今的小说创作,这俨然一句谶语,如今,当我们翻开他的某本小说时,不妨回忆起三十年前《身着狮皮》里的这席话,让我们多花些时间来发现他小说世界的奥秘吧。

他,不是说故事的人

October 25, 2015 on 2:11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科尔姆·托宾大概是当代爱尔兰作家中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一位,在过去几年中,他几次去中国,出席各种公开活动。他给人的印象是谈笑风生,随和亲切。他会拿着他那副从中间开合的眼镜,对着摄影记者的相机摆出搞怪的姿势,他会在朗读会上为活跃气氛,大方地演唱他作品里写到的一首歌。然而,当谈起小说创作,当在回答记者关于他作品的提问时,他说到最多的一个词是“沉默”,换言之,“文如其人”这句中国老话在托宾身上是最不适用的。他的小说常常静得出奇,静在人物都倾向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藏在心里,几乎从不有酣畅淋漓的爆发,静得缺乏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高潮,甚至好像都没有“事”发生。

这种让叙事归于平淡日常的手法,在他的巅峰之作《大师》以后变得益发明显。他的上一本长篇《布鲁克林》写一个从爱尔兰移民去美国的小镇姑娘。在这段离乡背井的旅程中,性格温顺的女主人公并未遭遇特别的坎坷,抵达纽约后,在神父的安排下,既有了栖身的住处,也找到一份应付自如的工作,后还结识了一个情投意合的男友。与一般移民题材的小说不同,托宾把故乡与异乡之间的戏剧冲突完全内化为人物的心理挣扎。时隔五年,他的新作《诺拉·韦伯斯特》(Nora Webster)采用同样的路数,刻画一个寡妇如何走出丧偶的悲伤、建立自己的生活,在波澜不惊的发展中不断跳出读者对故事或人物的预想,展示了小说更多的可能。

诺拉·韦伯斯特的原型来自于托宾的母亲,托宾的父亲在他十二岁时去世,小说的时代和地理背景就设置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托宾的家乡。在很大意义上,这是一部最贴近他个人经历的小说,可他没有从自己的视角来讲述父亲过世给家庭造成的冲击。他在给英国卫报的撰文里说明,回顾当时,“我不记得自己有任何感觉”,失去父亲给他投下的不是明显的悲伤,而“只有一片空白”。但是,在那片空白中,年少的他对周遭的一切变得格外警觉,“那给了我完整的回忆,因此,在《诺拉·韦伯斯特》里,有的场景,连最微小的细节——房间里有谁,谁讲了什么话,谁看了谁,谁没有讲话——都是实际发生过的。”他把这些观察和谛听到的内容变成小说的皮表,在这些已知的基础上施展想象,发掘出一个从母亲的视角来把事情戏剧化的可能,那便是,在一座人际关系十分紧密的保守小镇,一位中年守寡的妇人,她该怎样生活和她想怎样生活之间的冲突。

书中的诺拉四十出头,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两个年长的女儿在外地读书,家中有两个尚在念中学和小学的儿子。刚经历了丧夫之痛的她,没有带着葬礼上的泪痕而登场,也没有表现出刻意的坚强,只是有些愠怒,厌烦了人们对她的关切,却又无从拒绝。独立持家的生活徐徐展开,可她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个决定,似乎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似乎都面临错综复杂的牵绊,会有引发震荡的危险。例如,出于经济所迫把海边的度假小屋出售给一位有意购买的同乡,女儿不悦,因为那里存着父亲在世时全家人的回忆,年幼敏感的儿子由此惶恐家里将供不起他们上大学:戏剧的张力在这类日常小事中若隐若现。

然而,作为创作者的托宾,他有一种非凡的克制力,从来不让这些戏剧性的矛盾激化、走向极端。小说里,诺拉的命运几度出现令人担忧的转折:她原先的雇主念及她可能生活维艰,主动召她回去,她却在上班以后背着他们暗中加入了工会;现今办公室的主管是她当年关系不和的同事,时常对她刁难喝斥;70年代,北爱尔兰局势恶化,她在都柏林念大学的二女儿参加抗议活动,一度与家人失去联系……可狡黠的托宾总是在正面冲突即将爆发、故事可能走向令人扼腕的悲剧时把笔锋一转,将矛盾化解,雇主对她加入工会的举动虽恼但没有记恨报复,她与有龃龉的主管虽未和好,但也通过反抗为自己争取了利益,从此和平共事,失联的女儿在几经焦急的找寻后证明安然无恙:一次次的逢凶化吉,仿佛在在是故意扫读者的兴。

如果说幸福圆满的结局早已成为当代小说家自觉规避的俗套,那么托宾则走得更远,在紧扣写实的同时他试图抹除小说可能有的故事性,而不厌其烦地用细节吸引读者走进小说的时空,直至与主人公形成认同,变成不可分的一体。因此,当有些小说家自谦地说自己只是个“说故事的人”时,托宾却直言,他不喜欢这个称呼,他认为那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小说创作中组织构思的份量,把小说简化归类成一种自然的复述。也许同理,作为托宾小说的读者,他不能只再是一个被情节牵动的故事听众,他需要真正走入文字创造的世界,感同身受地体验主人公所体验的一切,阅读变成了一次征程,而不是无关痛痒的旁观。

凯尔特之虎

October 25, 2015 on 2:10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在小说家科伦·麦凯恩的近作《飞越大西洋》的结尾,2011年,主人公汉娜在都柏林城外海滩边的停车场遇见几户和她一样即将或已经失去家园的人家,全家人“像夹心饼干似的挤在车里”过夜,所有家当用绳子捆着绑在车顶。其中一辆车的保险杠上贴着:“凯尔特之虎,放屁。”

“凯尔特之虎”指的是从1995年到2007年之间的爱尔兰,这期间,爱尔兰的经济高速发展,成为美国进入欧洲市场的门户,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建起了科技园,云集了微软、惠普、戴尔等众多高科技公司。可经济的腾飞也使爱尔兰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吹起了虚假繁荣的房地产泡沫。2008年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波及欧洲,爱尔兰倏忽从威风的凯尔特之虎沦为不得不接受国际纾困的欧猪五国之一。危机给爱尔兰造成什么样的打击,除了新闻报道里失业率、经济增长率等一系列抽象的数字以外,新近几本由爱尔兰新锐作家创作的小说,再再以这场危机为背景,具体而微的勾画了今日爱尔兰人的生活图景。

今年38岁的道纳尔·莱恩(Donal Ryan)本身是一位公务员,小说《旋转的心》(The Spinning Heart)是他利用晚上九点到午夜的业余时间而创作的。这部作品初始屡遭出版社退稿,据说总计达47次或可能更多。但出人意料的是,两年前当这部小说终于付梓成书后,不仅在爱尔兰国内好评如潮,而且立刻入围了2013年布克奖的初选名单,几个月后又获得当年的英国卫报首作奖。有了这样的肯定,很快,莱恩另一部创作时间上早于《旋转的心》、原亦出版无门的作品《关于十二月的事》(The Thing about December)也随即问世。

这两本小说堪称姐妹篇,故事均发生在爱尔兰中南部的一个村镇,人物之间互有隐约的联系。在《旋转的心》里,欠下工人薪资而不知所踪的开发商,突然停工失业的工头,住在高价购买而未完工却已成“鬼楼”里的住户,到爱尔兰当建筑工的俄罗斯移民和被迫离乡去英国或澳大利亚谋生的当地青年,这幅一读即让人联想到房市崩溃的画卷,以一种特别的群像方式,描绘了经济衰退冲击下村民之间如何变得紧张戒备,平静单调的乡村生活底下涌动起愤怒不安的暗潮,流言四起,犯罪事件浮现。全书分成21章,21个人物,每一章用人名做标题,并以第一人称的自述而展开,仿佛21幅自画像,又好像是在谛听一部多声部的广播剧,每一章里的“我”既在讲述自己,也在闲话他人。于是,同一个事件出现在不同人的口中,或重叠或迥异,形成某种叙事的对话,应了约翰·伯格所言的,一个故事的讲述,不再仅限于只有一个版本。

《关于十二月的事》把时间推置到房地产泡沫破碎以前,在章节分割上一样别具匠心,以一年的十二个月把小说分成十二章,比如第一章的开篇:“母亲总说一月是美好的月份。一切在新年又重新开始。”又如,“爸爸会在四月伊始把牛放出板条棚。”或是,“爸爸总是在六月割下第二批青贮饲料。”与《旋转的心》的群像式写作不同,这本小说以一个头脑单纯、常受村里同龄人欺凌的男孩为主人公,过世的父母留给他大片土地,地产开发的热潮深入该村镇,很多人家欣然接受收购,可这个男孩却不知所措,孤独的陷在思念父母的回忆中,痴守着土地不卖,招致开发商和全村人的怨恨,结果被一群做着发财梦的人歪曲成一个贪婪的无耻之徒,其中的反讽不言而喻。

无独有偶,在刚揭晓的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上,今年的获奖作《年轻的皮囊》(Young Skins)也是一部以危机后的爱尔兰乡村为题材的作品,而它出自一位更年轻的80后文坛新秀科林·巴雷特(Colin Barrett)之手。在这本短篇集里,巴雷特虚构了一个爱尔兰西部小镇,“我的家乡是你没有去过的地方,但你认识和它类似的城镇。一个离开国道的环岛,一片工业园,一家有五个放映厅的电影院,上百间酒吧挤在镇中心的方哩之内。大西洋就在近旁;海岸线状似长满节瘤的颌骨,上面分布着有大批海鸥出没的岬角,就在近旁。”

在这些故事里,经济衰退的时代背景不如像在莱恩的作品里那样具象鲜明,但纸上弥漫的失落与彷徨,真切呈现了危机后爱尔兰人的挣扎。故事里的人物似乎都不是那么好的人,或生活的不如意,或干的是不正当的营生,常常无所事事,流连于酒吧、台球房,吵架斗殴,酗酒难改,种植贩售大麻,甚至杀人。在语言上,巴雷特和莱恩一样,采用大量口语和爱尔兰人的俚语,独特的地方色彩使其与英美作家的英语小说形成区别。

对爱尔兰而言,“凯尔特之虎”的经济奇迹也许一去难返,但像莱恩、巴雷特,还有同样以处女作《女孩是件半成品》(A Girl is a Half-formed Thing)获得今年百利女性小说奖的艾米尔·麦克布莱德(Eimear McBride),这些近期不断在各大英语文学奖上展露头角的新面孔,或将是这个最小的文学大国里未来的凯尔特之虎。

走进美国公共图书馆

October 25, 2015 on 2:10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美国科幻小说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说,“我所受的真正的教育……来自公共图书馆。对一个家里买不起书的贫寒孩子而言,图书馆是通往奇迹和成就的门,我永远庆幸不已的是我懂得冲过那道门,充分利用它。”我恍然在这段话中读到自己的影子,若将“贫寒孩子”换成“囊中羞涩的我”,那几乎就是我在美国生活的写照。相对别的物价,美国的书价格不菲,一本书,可以喝三四杯星巴克的咖啡,可以看一两场电影,可以买几件H&M的打折T恤,但幸好要看书不一定要买书,美国有极其完善便利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只要是当地居民,无论美国人还是外国人皆可办理借书卡,无需任何费用。我钥匙扣上挂的借书卡经常多过钥匙的数目,本镇的、邻镇的,还有县的(美国州以下的行政区,大于市镇),而且这些图书馆的分布密度很高,即使是一个小镇的图书馆,也常会有好几个分馆,以方便居民光顾。

来自旧金山的摄影师罗伯特·道森(Robert Dawson)花了十八年时间,用镜头记录下遍布美国的大大小小的公共图书馆,它们或历史悠久,或摩登现代,或在偏远的山区、酷热的沙漠、甚至风景秀美的国家公园,或在人口集中的大都市,它们的建筑或宏伟肃穆,或时尚简洁,或只是一间简单的小木屋,或甚至是一辆满载图书、穿梭于乡间的巴士,即流动书车(Bookmobile)。这些照片组成了图文书《公共图书馆》(The Public Library)的主体,中间穿插了十余篇记述或阐说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功能、意义、现状、变迁的评论散文,出自小说家、诗人、记者、图书管理员、流动书车司机、社会活动家等各种不同身份的作者之手。

先于图书馆而存在的是读书的人。十七世纪,率先抵达新大陆的是来自欧洲的移民,或说殖民者,跟随而至的是他们想读的书,成箱成箱的书在纽约、费城、波士顿的码头登陆上岸,这些书先成为私人藏书,后在主人过世后被捐赠出来,供公众阅读。1700年,英国军队的牧师约翰·夏普(John Sharp)教士将他的藏书悉数留给纽约市,为日后的纽约社会图书馆奠下基石。早期的图书馆采取会员制,会员拿出各自的书汇总在一起,缴纳一定会费后便可从中借阅,同时也借此筹措资金购买新书。图书馆精神应运而生。1833年,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彼得伯勒市(Peterborough)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全靠税收维持的地方性公共图书馆,成为现代社区图书馆的雏形——向所有人开放,完全免费。十九世纪末,发明杜威图书分类法的麦尔威·杜威创办了第一所专门培养专业图书管理员的学校。同一时期,实业大亨安德鲁·卡内基在美国各地及其以外广泛捐建图书馆,仅美国境内就有超过一千四百座,而每建一座图书馆,卡内基规定,当地社区必须保证支持图书馆的运作,经过一个世纪多后,当年修建的这些图书馆楼目前仍有一千三百多栋在被当作图书馆使用。迄今,美国共有社区型的公共图书馆近一万七千家。

时下,美国公共图书馆提供的不再只是传统单一的借阅服务,它也是社区的免费机房和网吧,特别是在一些偏僻或贫困的小乡村,买不起电脑或家里没有网络,公共图书馆遂成了当地居民使用电脑和上网的唯一去处。此外,图书馆还开办免费的计算机课程,教人们如何使用一些基础软件、如何上网求职等各种和当代生活密不可分的技能,旧金山公共图书馆甚至有一位专职的社工,辅导有需要的人如何申请适当的政府补助。随着新科技的发展,美国公共图书馆也开始提供电子书借阅,新近又添加了流视频(streaming video)借阅,部分电影电视亦可以直接在网上办理借阅并观看。

在有些地方,美国的公共图书馆还无形中承担起了某些本不属于它的社会职能。奥兰克公共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在书中述及,1969年,由于开支高额,加州通过一项法案,关闭了几家大的精神病院,但由于小型的社区服务机构跟不上,导致在之后的二十年里城市流浪汉数量激增,公共图书馆替代成了这些无家可归或精神不稳定者的庇护所。虽然他们或衣着邋遢,或言行古怪,时而闹出事端,但图书管理员只能耐心安抚,绝不能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在“向一切人敞开”的宗旨下,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拥有享用公共图书馆的平等权利。

作者在书的引言里指出,历史数据显示,当经济不景气时,光顾公共图书馆的人数便会明显增加,可令人唏嘘的是,图书馆又是经济低迷时首当其冲被削减预算的。自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有关公共图书馆资金紧张的消息时见报道,有的图书馆被迫关闭,有的缩短开馆时间,有的开始向非当地居民收取费用,因此,唤起关注是罗伯特·道森完成并出版这本书的一大初衷。不让知识和信息变成某种特权,美国著名电视记者比尔·莫耶斯在为该书所撰的序文最末写道:“当一家图书馆开着时,无论其规模或形态,民主的门也开着。”

听士兵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October 25, 2015 on 2:09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来自萨拉热窝、主编《欧洲最佳小说》年鉴的美国作家亚历山大·黑蒙(Aleksandar Hemon)说,他很讨厌英美文学里虚构(Fiction)与非虚构(Nonfiction)的划分。他认为,这样的区分一方面造成误解,仿佛非虚构作品里就不包含一丝虚构色彩,反之,虚构文学,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称之为的小说,里面的一切皆是虚假编造的;另一方面,当一部作品被贴上“虚构”或“非虚构”的标签后,那无形中与真的或不是真的联系在了一起,可在黑蒙看来,所谓的“真实”(Truth)其实是在叙事中形成的产物,而并不是先于叙事而存在的,正如著名的艺术批评家、作品、画家约翰·伯格有一句名言:“一个故事的讲述,将不再会仅限于只有一个版本。”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出兵阿富汗,继而入侵伊拉克,这些硝烟战火,转眼已十余年,现在,至少名义上,美国已撤军伊拉克,同时也在逐步从阿富汗撤军。这期间,关于这两场战争,从电视新闻到报纸书刊,从影像到文字,累积的叙述和评论早已满坑满谷。那些亲历战火、幸存归来的士兵开始加入讲故事的行列,把他们看到听到体验到感受到的战争,用他们的语言和思考,讲述给别人——我们——听。近年来,由退伍军人创作的、以此次伊战或阿富汗战争为题材的作品陆续涌现,在英美文坛引起强烈的关注和反响。

几年前,利特尔&布朗出版社以丰厚的预付金签下80后退伍士兵凯文·鲍尔斯(Kevin Powers)的首部长篇小说《黄鸟》(The Yellow Birds)。2012年,这本书出版后,被《纽约时报》盛赞为“当代战争小说的经典之作”,先后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摘得英国卫报的首作奖。凯文·鲍尔斯出生在美国南部一个堪称军人之家,他的父亲和爷爷都参过军,叔叔是一位水兵,谈到自己入伍的初衷,他说,因为他高中成绩不好,想上大学,可没有收到录取,而且美国大学的费用很高,如果参军,部队不仅会出学费,而且还有提供生活津贴。

不无巧合的是,在今年春天出版的又一本伊战题材的小说《重新部署》(Redepolyment)里,即有和凯文·鲍尔斯一样为获得上大学的资助而从军的主人公,而该书的作者菲尔·克莱(Phil Klay)亦是一位从伊拉克战场归来的海军陆战队队员。

《重新部署》为一本短篇小说集,菲尔·克莱通过十二故事,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拼组出一幅多层次、如万花筒般围绕战争展开的图景。集子里的半数故事发生在前线,沙漠、尘土、爆炸、狙击、枪战、汗水、死亡,另一半的故事发生在退伍之后,返乡,脱下军装,重新适应和融入平民生活,可同时从戎赴战的那些往事又时刻如影随形。他们进入大学就读,受到同学的挑衅,他们在酒吧向女孩子讲述或吹嘘他们的英雄事迹,他们患上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他们里有的人自杀,有的人站出来控诉战争。

由于短篇集的灵活性,这些故事里的美军士兵身份各异,除了通常提到战争时我们第一想到的冲锋陷阵的将士以外,有因为会说阿拉伯语而被分派到心理战部门的,有专门负责收尸、处理尸体的,有主要给阵亡士兵举行临终圣礼的随军牧师,还有专做案头工作、从未碰到枪并为此耿耿于怀的文员。可相同的是,这些故事的叙述者都是“我”,都是由一个亲历伊战的士兵来向读者讲述发生在战场上或归来后的故事。我相信这里面包含了作者的意图,暗示出他对这些故事的某种叙述权。诚然,假如以第一手的标准而论,有谁比“他们”更清楚战争前线发生的一切呢?换言之,《重新部署》讲的正是菲尔·克莱自己的故事,是美国士兵他们自己的故事。

故事里的这些“我”用最直抒的方式揭开伊战退伍士兵的内心世界,呈现他们在回到普通人中后所面临的尴尬与挣扎。在一次邦诺书店的新书朗读会上,有观众问克莱,他对这场伊战的对或错持何看法。他说,军人是他的工作,他无意从政治或道德的立场来评断这场战争,而只希望从人的层面来讲述这些和战争有关的故事。好似他笔下的一个主人公,在遇到反战人士时捍卫战争,在支持战争的人面前诋毁战争,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让人禁不住反思,前线与后方,在对战争的认知上存在着一道怎样难以弥合的鸿沟。

在书店的活动上,一位中年女士对克莱说,她的父亲参加过二战,可他从未对子女讲起过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直到临终时才有所启口,读完《重新部署》,她理解了父亲的沉默。再多关于文学关于阅读的恢弘口号也许都抵不上这几句简单朴实的读后感。我想起华裔作家李翊云转述的一则事,一位英国老人在妻子的病床前念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的作品给她听,直至她过世。特雷弗说:“那是我们为何写故事的原因。”或许,那也是我们为何听故事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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