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李辉)

February 7, 2008 on 2:57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沈从文与丁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说不清的恩怨纠葛,两人有同乡情谊,从一起编织并实践文学理想(还有胡也频)、朋友落难时挺身而出侠义相助、到后因立场不同渐渐疏远陌路、直至晚年主要由丁玲一方公开决裂,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好事者猜测纷纭。

新版《沈从文与丁玲》,三分之二的正文,通过双方及旁人留下的许多文字史料,扒梳整理两人六十年间从好友到反目的全过程,作者秉持客观中肯的研究态度,从那一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心境变迁中,寻究纠葛的根源。文字流畅清晰,可读性很高。

另占去三分之一篇幅的附录,读来给人更多有趣的发现。沈、丁二人公开的真正决绝,缘起80年代丁玲女士的一篇《也频与革命》,言辞之激烈,已达詈骂的程度,读来让人心惊肉跳。而促成此文的导火线,乃是因为她读了沈从文30年代在她遭绑架失踪期间所作的《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关于丁玲是否真得直到80年代才见到这两本小书,还是累积的不满借题发挥,相关人士仍有不同看法,两位老人都已作古,争论追究,无非停留在个人恩怨的层面,实无太多意义。倒是丁玲在读了香港新版的这两册书后,因之失实虚构的内容,做了127条眉批、旁注,让我格外好奇,可惜一时不知何处去觅这些批语,只能从《干涸的清泉》(陈漱渝)一文归纳选引的若干条中一窥豹斑。

批语中,一部分涉及具体细节的史实,比如,沈写,《记胡也频》一文着手前,曾询问过丁的意见,登载后,付印时一切是丁经手,而丁说,根本不知道,也未经手,又如,沈写,丁与胡有预备翻译《茶花女》等三部外国作品,而丁说,两人的英文根本够不上翻译,更如,沈写,胡也频“最喜欢在人说话中间说话”,而丁反驳,“也频就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这类各执一词、针锋相对的说法,若要去一一考证,既不可能,也是徒增困扰,而所谓“真实毕竟只有一个,……,留待读者来判断了”的遁词,未免是太高估了读者。

另有两类批语,究其根本原因,实出一辙。一类,两人对左翼文艺运动的不同看法,关乎鲜明的政治立场问题,唯求同存异的可能,另一类,丁对沈文笔趣味的贬斥,或许才是真正激怒她的关键,但也最能让人理解。细想之,里面除了岁月年龄的差异,也是隐晦的意识形态作祟,与前一类不无关系。

沈从文是一个极浪漫、满脑子幻想的文学家,30年代他的创作开始接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小说里毫无回避对男女情爱的大胆描写,故后被郭沫若斥为“桃红色文人”、“文字上的春宫”。艺术的情色与淫秽的色情,即使在今天中国依旧不时被混为一团,成为敏感的雷区,譬如对李安《色,戒》一通“站着、跪着”的铮铮批语,不过是意/识/形/态强行介入艺术的又一次侵犯。因此,当沈从文用一种小说抒情式的笔调,描写丁与胡初恋的情与欲时,在经过革命文学思想洗礼的丁玲女士眼中,自成了不堪入目的侮辱丑化,低级趣味的混蛋梦呓。

文学理念不同而生误会矛盾,本是无可厚非的常事,不过因此而用“胆小鬼”“市侩”这样的骂词,在公开的文章里攻击一个作家,是处心积虑,是一时意气用事,总之实难让人不厚非、不为沈先生不平。也是语言暴力在革命文学里屡见不鲜的又一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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