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学以致用的迷思

April 16, 2008 on 12:09 a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最近闲谈中，不止一次听人感叹毕业转行、多年所学无用武之地的可惜，学以致用的强大观念，让我有点惊诧，不知作何答，虽然问的对象不是我。想起近日和以前读过的一些文章，零零杂杂，倒是可以做个小结，既当读书笔记，也可对学是否一定要致用一问做点阐发。

A同学有次问我，如果中国有人拿了诺贝尔奖，会有什么待遇？
我答，“这个假设不成立，哪天如果中国有人拿了诺贝尔奖却得不到现在可能的待遇，那才能出个诺贝尔奖。” 这么说，自然斗嘴的成分占较多。

今日读余英时先生《论文化超越》一文，里面论及现代科学在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发展，重又想起A同学的问题，文中的分析很能给人一些启示。19世纪中后，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国人从屈辱中得出的教训，富国强民是近现代中国人决定学习西方、追求科学技术的动机，却忽视了枪炮背后西方人“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超越精神，忽视了“科学的‘用’是从‘真’衍生出来”的本源。文中举牛顿为例，牛顿的数学、物理学在他所处的时代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牛顿研究物理是为证明上帝创造的世界如何完美（对科学史我知之甚少，如有出入，请指正）。

近现代中国在科学道路上是否真得只有功利意识而无一点超越的科学精神，我以为没有那么绝对。比如杨振宁、李政道两位华裔诺贝尔得主，40年代都曾就读西南联合大学，杨振宁一直读到研究生毕业。一时记不起在哪里读到过，有人以此为例，说明当时西南联大的研究教学已达一个相当的高度。再深想之，我觉得，除了具体而微的学识，超越而非急功近利的科学精神的树立，也许是更关键的因素，而这又需回到西南联大自由独立的学术氛围。

西南联大有许多曾经留学海外、学贯中西的学者教授，但超越的科学精神是否完全是个外来和尚，却不尽然。手头在读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还不到四分之一，其中有两处让我格外感慨、也是感动的旧事。一则是在常州府中学堂时，一日，不知何因，钱先生与同学去屠元博校长家中，又进到元博老师父亲屠敬山先生的书斋，见太老师书桌上摆着似正在阅读的李义山诗集，“眉端行间朱笔小楷批注几满，字字工整，一笔不苟。……尚有碎纸批注，放在每页夹缝中，似临时增入。书旁有五色砚台，有五色笔，架在一笔架上，似临时尚在添写。” 钱先生接着回忆道，“余一时呆立凝视，……不知其（敬山太老师）已值晚年，而用力精勤不息有如此。此真一老成人之具体典型，活现在余之目前，鼓动余此后向学之心，可谓无法计量。” 虽然格致之学引进自西方，但超越的科学精神却不局限自然科学一隅，中国旧式文人身上同样流淌着“为知识而知识”、超越物质以外的的治学精神。

另一则回忆涉及民间私立办学。钱穆先生的兄长声一先生（钱挚）师范毕业，在家乡为族人建又新小学。钱先生18岁时，到三兼小学任教，该校创办人秦仲立兄曾告之说，生平有三大志愿，“一为创办一学校，教育宗族乡党之子女”，另两个分别是创办一家诊疗所治病施药和创办一家报馆。教育在中国传统、在旧式有识之士眼中受到的重视，似更胜于今日。

谢泳先生《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一文里，把20世纪初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顺利成功的转型，归功于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创始人严修、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鏞，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学养深厚的他们，具有兼容并包的气度和世界性的眼光。进一步推之，从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迅速发展中，也使我们得窥中西文化相通相融的一个根本结点。可惜这种适应性的接轨没有持续下来，被水土不服的“外国皮毛”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