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采访李翊云，她说，从生物本科到免疫学硕士，科学训练对她日后文学写作的影响在于让她获得一种务实、敬业的精神。对她写作班上的学生，她常批评他们不够敬业，“搞科研，每天要在实验室做十个小时以上的实验，写作也是，要当作家，每天不写上3、4个小时，怎么行？再好的作家，也可能写出很差的东西。不管好不好，起码要写出来才知道。光空想没有用。”

把时间再往前推，想起更早读过的一篇沈从文先生的《给志在写作者》，里面谈到兴趣和信仰的问题：

“我接到的一切信件，上面总那么写着：

‘先生：我是个对文学极有兴趣的人。’

都说有“兴趣”，却很少有人说“信仰”。兴趣原是一种极不固定的东西，随寒暑阴晴变更的东西。所凭借的原只是一点兴趣，一首自以为是杰作的短诗被压下，兴趣也就完了。

我听到有人说，写作不如打拳好，兴趣也就完了。或另外有个朋友相邀下一盘棋，兴趣也就完了。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工作靠兴趣，不能持久，太容易变。失败，那不用提；成功，也可以因小小的成功以后，看来不过如此如此，全部兴趣消灭无余。”

这是1936年一位中国作家对写作秉持的情怀和理想，不知这样的信仰是否还在，是否还能传承？

昨晚去听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办的一场Conversation，与李翊云一同朗读了自己作品的Sarah Shun-lien Bynum，是位极其可爱率直的女作家（还没读过她的小说，活动结束后买了她的近作 Ms. Hempel Chronicles，是个系列故事集，中间有作者自己当中学老师的经历），说话时偶尔会流露讲故事时那种丰富的表情，年龄与李翊云相仿，也曾就读于爱荷华的作家工作室，也是去年纽约客选出的 20 under 40之一。整场对话基本是轻松的聊天，聊的主要是写作，中间有段题外话却让人颇有感慨。Sarah Shun-lien Bynum 提到，数字时代不知人们会不会忘记书是一样实实在在的东西（book is an object.）。

书有大小，有重量，有平装精装，用纸有区别，有初版有读书俱乐部版有motion picture版，每个版本可能有不同的封面，诚如自己有时买书时会忍不住“以貌取人”……到了电子书，这些差异似乎都被抹杀了，岂不也失去了不少与书相处的乐趣？

昨天家里坏了一个电灯，工人来修，是位上了年纪的墨西哥老先生，对话从天气转到土地，老先生平和的告诉我，California、Texas、Arizona、New Mexico以前都是墨西哥的。

阅读中常有这样的偶遇，文字与现实仿佛冥冥中有所约定，在两个邻近的时间点上相继闪现，像是为了加强些什么。

在Cancun有人对我们住在洛杉矶却不会说西班牙露出的惊异神色，女人岛码头酒吧里那面高悬的加州州旗，忽然间这些都变得更易理解了。

在读林怀民老师的新书《高处眼亮》，没想到一段普通的推荐语也能引发人感慨：

“在获得了所有国际艺术界的盛誉，对台湾民众，林怀民代表的是超越经济、科学成就以外的真实台湾价值。他拥有一个在文明社会，金钱与权力都不足以取代的尊贵地位。”

一本是早先入围了今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 Lord of Misrule，这是Jaimy Gordon的第四本小说。由于入围揭晓时，这本书还未真正上市，因此负责该书的McPherson & Co.出版社面临一个究竟该印多少册的难题。印得太多，需承受退书的风险，印得太少，万一错过大卖的契机。按McPherson & Co.的惯例，通常一本新书的印数是2000册，然而当 Lord of Misrule入围后，单是 Barnes & Noble 一家书店就提出要2000册。更微妙的是，这本书的正式发行时间是11月15日，而今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颁奖日是两天后的11月17日。

（《华尔街日报》上的相关新闻：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4510704575562580993084298.html）

另一本书是刚获得加拿大吉勒奖（Scotiabank Giller Prize）的 Johanna Skibsrud 的 The Sentimentalists。虽然吉勒奖在英语世界里的知名度也许不及布克奖之类，但它是加拿大最具声望的文学奖之一，影响也极广。The Sentimentalists 这本小说实际出版于2008年末（所以错过了去年的评奖），销量只有几百本，有关它的评论也非常少，几乎悄无声息。而吉勒奖突然把它带到了众人的瞩目下。看一看去年吉勒奖获奖作 The Bishop’s Man（by Linden MacIntyre）的销量，精装本卖出了75000册。现在，负责出版 The Sentimentalists 的 Gaspereau Press 面临的不是该印多少册，而是能印多少的问题。这家十分注重手艺品质的小出版社，采用手工印刷印制 The Sentimentalists 的封面，因此，要照顾出版社的其他业务，目前一个星期至多印出约莫1000册。出版社的老板之一倒是非常淡定，他说，“书只要卖出来我们就会尽快加印。我知道这引起很多讨论，但过一年，这些就烟消云散了，我们会继续出版好书，读者会继续期待我们的好书。那是我们所做的。”此外，Gaspereau 会首先集中满足独立书店的订单。

（《出版人周刊》上的相关新闻：http://www.publishersweekly.com/pw/by-topic/book-news/awards-and-prizes/article/45127-gaspereau-press-swamped-as-skibsrud-wins-giller.html）

Gaspereau 老板的这番话表明独立出版者的一种态度。最近还有一条新闻，也体现出独立出版商抵制商业污染的坚决立场，发人思考。Amazon.com 宣布从2011年开始资助一个之前没有奖金的翻译文学奖 Best Translated Book Award，这听起来是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可是不然。没多久，去年有图书获得该奖的Melville House 出版社宣布从此退出这一奖项，抗议Amazon的介入。这家出版社的创始人之一在退出声明中表示，“拿Amazon的钱，就好比医学研究机构拿烟草公司的钱。（Taking money from Amazon is akin to the medical researchers who take money from cigarette companies）”。

（《卫报》上的相关新闻：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10/oct/29/publisher-boycotts-prize-protest-amazon-sponsorship）

对谈中，Colum McCann 讲到自己对小说的一些看法。

他说，与creative writing同样重要的是creative reading，一部作品是开放的，只有遇到一个好的读者（a good reader）它才最终得以完成。

对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他说，与通常所谓“写你知道的”（write what you know）相反，他选择写他“想知道的”（write what you want to know）。李翊云也曾一模一样说过这句话。

他认为，小说是一组组照片（series of photographs），小说家是用文字在作画。他提到这方面一位特别杰出的作家翁达杰，说他是自己文学上的hero。这两位作家都曾和电影结缘，可见电影对他们文学创作的影响。McCann 拍过一个短片，并有入围奥斯卡。他的新获奖作Let the Great World Spin 即将拍成电影， 目前他正在从事剧本改编工作。他很坦率地表示，在忠实原著与拍出好电影之间，他会选择后者（make a possible good film），他甚至直言，有些坏电影坏就坏在过于忠实原著（too faithful to the book）。

他说，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的魅力在于一旦完成，即使不可复制，也会永远存在。就如 Philippe Petit 走钢丝的举动（串联起 Let the Great World Spin 整部小说的一个隐喻metaphor），虽然双子楼已不复存在，但走在纽约城中时，抬头，他仍能看到 Petit 停在空中的身影，这就是艺术。

提到文学大环境，McCann 说，与美国日趋保守的政治环境相反，最近十几年，美国文学界是最开放，最包容并蓄的，大量移民作家涌入，非洲作家、亚洲作家、东欧、巴尔干半岛……而且有人愿意阅读他们的故事（虽然个人认为，这里不排除有猎奇心理，但认同McCann所言的积极的一面），这种情况在英国、在爱尔兰都是不太可能的。

托宾本人比想像中清瘦，眼睛里有一种和孩童一样的、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光芒，说话风趣率直，看他在摄影师指导下摆出这个那个姿势，忍不住问他，喜欢拍照吗？他说，不喜欢，不过他人很好（No, but I’m a good guy）。

他说自己不太看电影，今年到目前为止只看过两部，第一部是《白丝带》（The White Ribbon）（听到这个名字时，禁不住惊呼，我最喜欢的当代导演+我最喜欢的他的作品），看完非常喜欢，于是又兴致勃勃去看了下一部，A Single Man，结果失望。Michael Haneke 的《白丝带》讲天主教、讲罪与罚，影片风格与托宾的小说一样，表面安静，内里暗潮汹涌，如果以后再有机会采访托宾，一定要请他聊一聊这位奥地利导演。

托宾曾在斯坦福大学授课，与Michael Ondaatje是旧识。他亦知道旧金山的Divisadero街，并兴奋的提起北加另一处景点Point Reyes（出现在他最新的短篇The Empty Family里）。他说，他喜欢海，所以不习惯Texas的生活，因为离海太远。

听他谈文学与小说创作，受益匪浅。他对中国作家和爱尔兰作家的观察比较，给人很多启示和思考。他说，中国作家与爱尔兰作家相似，都背负着过去的阴影。父辈们曾壮志成城，但理想幻灭，他们的下一代，即托宾这一代，质疑父辈的理想，渴望离开他们，同时又无法摆脱他们的权威。六十年代以前，天主教控制下的爱尔兰，存在严格的审/查/制/度，直到1966年，天主教的势力突然消失，大批外国文学才涌入，他们终于读到了卡夫卡。托宾的祖父是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曾入狱，他痛恨英国政府，却对狄更斯等英国作家和作品情有独钟，政治与文学是可以像这样清楚的分离的。

托宾提到 Nadine Gordimer 和 David Grossman，他们选择留在环境恶劣的本国，观察、聆听、书写；也提到哈金、李翊云，他们住在美国，书写中国。他说，中国变化之快，而李翊云曾说，快速变化的只是物质和生活的境遇，人心、人性的演变，是很缓慢的，或者说，在我们有生之年，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就像读狄更斯几百年前的小说，里面的人物和现在的人没什么区别，只是说的话不一样而已。假如让托宾和李翊云进行一次对话，相信肯定会非常有意思。

报道的链接：http://www.latimes.com/entertainment/news/la-ca-working-hollywood-20100711,0,3419535.story

四年前的夏天，大学室友与我隔着太平洋，在MSN上定约，四年后去南非酒吧当waitress。

四年后，我们俩还是隔着太平洋，在开心网上定了巴西之约。

攀上荣誉之巅，下一步注定是坠落。意大利这次，只是跌得重了一点。

不用再记挂淘汰赛，按早有的计划，安心出去野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