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天使面孔，魔鬼野心──莱妮•里芬斯塔尔

她是欧洲最美丽的女人之一

她拥有无法抹杀的才华

可她用电影为纳粹张目，用谎言为自己辩白

在道德和艺术的天平上，是她欠世人一个道歉，还是时代欠她一个原谅？

叛逆的童年

1902年8月，莱妮•里芬斯塔尔出生在柏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从商，经营供暖和通风设备，公司设在柏林最繁华的商业街上，事业顺遂，家境虽不是特别优渥，但衣食无忧。母亲来自一个木匠家庭，自结婚后，一直不停生育，莱妮是18个孩子中的长女。父亲在家中居于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对妻子和子女都是一副严厉管教的模样。随着年龄增长，莱妮身上渐渐透出继承自父亲的那种倔强和顽固，进入青春期后，她更是极度渴望摆脱父亲的专制，追求自由自主的生活。

在学校里，莱妮显示出强烈的求知欲和机敏过人的禀赋，深得老师的喜欢。可另一方面，她不循规蹈矩、不服管束的旺盛的精力，与普鲁士刻板的教育体制格格不入，招致很多麻烦。因为在课堂上无休无止的提出课本之外的问题，莱妮的操行成绩一栏屡得低分，是个令人头疼的学生。

一战结束，德国战败，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到处是工人罢工、游行示威，革命浪潮席卷了德国各阶层人士。但年少的莱妮把这一切关在门外，沉浸在自己艺术的小天地里，从诗歌、绘画到戏剧、电影，无不令她着迷。16岁时，她说服父亲，让她报名进入一所艺术学校就读。20世纪初，社会风气依旧非常保守，演员，或者说戏子，是个被人鄙夷的行业，特别是女演员，更常被与“有伤风化”等同起来。尽管莱妮的父亲年轻时有过业余舞台演出的经验，但他决不允许自己的女儿上台或参与电影演出。不过这根本阻止不了莱妮的艺术之梦。

1918年，莱妮偷偷参加了一部电影的试镜，地点在一所舞蹈学校。她在那里看到一群女孩在教室练习跳舞，不经意的一瞥，激发了她对舞蹈的兴趣，“我不由自主地想加入她们的行列”。于是，她在未征得父亲同意的情况下，自作主张报名了舞蹈基础班。知情的母亲无力反对莱妮对舞蹈的热爱，只有与女儿一块合谋瞒住暴戾的父亲。后来事情败露，父亲大发雷霆，几乎要与母亲离婚。这场家庭危机最后以莱妮的妥协收场。她答应去父亲为她安排的寄宿学校念书，父亲收回离婚申请。但是，莱妮还是悄悄把舞鞋塞进了行李，带到寄宿学校，并且一离开学校后，又重新回到了舞蹈班。

美貌的威力

高挺的鼻梁，深邃的双眼，莱妮拥有几乎无可挑剔的五官，曾经在一次柏林举办的选美比赛中获得过第二名。她的美貌为世人公认，吸引了络绎不绝的追求者，犹太银行家哈里•佐卡尔（Harry Sokal）便是其中之一。

1923年夏天，21岁的莱妮与友人在波罗的海度假。比她大四岁的哈里•佐卡尔第一次见到莱妮，就为她深深倾倒，一见钟情。假期结束时，他便向她提出求婚。莱妮没有答应，可也没有明确回绝佐卡尔继续向她示爱。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不仅是莱妮死心塌地的仰慕者，而且全心全意支持她的事业，特别在资金方面，成为她强大的后盾。

20年代，阿诺德•范克（Arnold Fanck）导演的登山系列电影（mountain film）引起了莱妮的极大兴趣。她不仅与佐卡尔专门到拍摄电影的实地旅游探访，回到柏林后，还直接致电阿诺德•范克，要求和他见面。范克对这位陌生的舞蹈演员一无所知，首次会面中，莱妮巨大的热情和饱满的自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对莱妮滔滔不绝谈论的电影计划，他只是默默聆听。不久，范克决定安排从未有过大银幕经验的莱妮出演自己下一部影片的女主角。从初始的谨慎保留到委以莱妮如此重任，范克态度的突然转变，不免令人生疑。一位研究范克电影的学者指出，莱妮的追求者哈里•佐卡尔在这中间起了关键作用。在范克那部新片中，四分之一的制作经费来自佐卡尔。

为了莱妮，佐卡尔放弃在银行的工作，转而投身电影业。1925年，他买下范克濒临破产的电影公司，进行重整。这一策略不仅很可能直接导致了范克接纳莱妮担纲主演自己的影片，也促使他在后来的电影海报上，把莱妮的名字列于男主角之前。

莱妮与范克合作了数部影片。拍片期间，她在片场跟着范克学习掌握了许多电影拍摄的技法。30年代，莱妮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表演，用今天的话说，产生了“演而优则导”的念头。她撰写了《蓝光》的剧本初稿，却在筹集资金时遇到困难。莱妮决定自掏腰包，而佐卡尔再次出资，义不容辞的担任了这部影片的合作制片人。

在私生活上，从1926年到1933年佐卡尔被迫离开德国期间，莱妮与佐卡尔在柏林毗邻而居，这不禁引发人们对两人关系的猜测。佐卡尔对莱妮事业上的鼎力支持，真的是纯粹出于友谊还是别有所图？莱妮一再否认自己和佐卡尔谱出过恋曲，这不难理解。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谁也不会愿意把自己和一个犹太男友扯在一起。但根据佐卡尔对莱妮传记作者说法，他和莱妮维持过一段性爱关系，直到1925年。

元首的“情人”

30年代初，一战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岌岌可危，经济低迷，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保障体系令失灵，政局混乱，政府更迭频繁，全社会弥漫着消沉灰暗的失意情绪。希特勒在这个时刻登上政治舞台，以激情四射的演讲，令德国民众为之神迷，莱妮只是其中之一，她对希特勒的欣赏，在当时并不罕见。

1932年5月，在听了希特勒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次集会上的演讲后，莱妮主动给希特勒去信，里面不仅流露出她的仰慕之情，而且提出想与希特勒私下会面。当然，莱妮对会面的可能没有寄予太大希望，但出乎意料的是，希特勒不仅很快给她回了信，还同意与她见面。原来，早在莱妮的首部电影处女作问世时，这位后来的“元首”就开始留意这位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星兼女导演。在两人的第一次会面中，希特勒便向莱妮发出邀约，“如果我们掌了权，你一定要拍我们的电影。”

从纳粹运动初期起，希特勒身边就不乏女性仰慕者，而他亦很善于利用这些仰慕之情，不断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和地位，但另一方面，希特勒也很注意避免不必要的绯闻，和他关系亲近的多是已婚女性。作为“元首”身边仅有的几位单身女性之一，莱妮与希特勒的关系自然成为坊间猜疑的话题。

莱妮究竟是不是希特勒的情人，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确凿的答案，但从周遭人的观察和一些侧面的事实，可以看出两人彼此吸引、非比寻常的亲密关系。例如，纳粹核心人物戈培尔曾试图撮合两人，用他的话说，莱妮是唯一能“让希特勒还与生活有联系”的女人。希特勒多次邀请莱妮到自己的乡间别墅或柏林的公寓，也亲自拜访过莱妮的家和工作室，虽然是在晚上，但仍引来邻居的注意。

一直以来，莱妮坚称是希特勒对她展开攻势，而被她拒绝，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可信。比如，希特勒很不喜欢女人化妆，为此，莱妮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素面朝天。而根据希特勒女管家的说法，莱妮曾对她坦言，她喜欢希特勒，可她不是希特勒想要的女人。希特勒的男仆则形容莱妮来访时眼中和脸上散发出的光芒，是在其他女人身上从未见过的。不过这两位仆人都一致否认莱妮和希特勒有过情人关系。

野心的代价

希特勒上台后，当即把莱妮当作自己的御用导演，赋予她拍片的自由空间，大到惹恼了宣传部长戈培尔。可是握有元首直接颁给的通行证，莱妮的导演之路畅通无阻，由此展开了她电影生涯最辉煌的一页。1934年，拍摄纽伦堡党代会的《意志的胜利》，获得巴黎博览会电影展金奖，1936年，执导柏林奥运会纪录片《奥林匹亚》，在威尼斯电影节和巴黎电影荣获大奖。这两部纪录片开创的摄影技巧、体现的电影美学，既让世人看到莱妮杰出的艺术才华，也成莱妮一生背负的原罪。在很长一段时间，它们一直是电影界的禁忌，尤其在德国，无人敢去、愿去触碰它们。

二战后，莱妮一直试图撇清自己与政治的瓜葛，摆脱贴在她身上的纳粹法西斯标签，强调自己只是个单纯的艺术家，从来没有认同过纳粹的政治主张，对犹太人遭屠杀一无所知。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史料的曝光、以及当事人回忆录的出版，证明莱妮的很多说辞只是不堪一击的谎言。例如，她说自己完全不知有集中营的存在，而在辩解自己的某些行为是迫于戈培尔的威逼时，又言及害怕戈培尔把她关进集中营。既然不知，何来害怕，明显的自相矛盾。但是，这些揭开的真相，不仅没有使人们可以给莱妮来个明确的道德审判，反而使她变成一个更加矛盾重重的人物。

以对她反犹主义的这条控诉来说，莱妮自编、自导、自演的首部电影《蓝光》上映后，遭到犹太影评人的猛烈抨击，这一重创确实让莱妮怀恨在心，她把这些批评视为对她个人的人身攻击。纳粹上台后，犹太人被迫流亡，无形中让莱妮觉得扫除了自己事业上的障碍。可如果说莱妮真得拥护纳粹的反犹主义，也就仅此而已。即使在反犹浪潮甚嚣尘上后，莱妮依然光顾犹太人开的商店，这一举动甚至令纳粹高层对她的忠诚度产生怀疑，但因她享有的特权地位，所以放弃追究。更令人意外的是，莱妮甚至利用她的影响力救助过受迫害的犹太人，使他们免遭盖世太保的逮捕，或安排他们偷渡出境。

终其后半生，莱妮从未说过一句道歉，却一直拼命说服人们相信她所述的故事版本。她竭力洗白生命中纳粹那个污点，但对自己帮助过犹太人的善举只字未提，这不难理解。因为说，等于戳穿了自己先前所谓对集中营惨状毫不知情的谎言，因为说，等于打破了先前为自己树立的一个不关心政治、只专注艺术的无辜艺术家形象。

艰难的再出发

1949年，去纳粹化委员会将莱妮判为“纳粹同情者”，无罪释放。可官方的一纸判书，根本改变不了莱妮战后的艰难处境。很长一段时间，她陷入各种官司纠纷，起诉对她的不实传言，争夺对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的电影胶片的所有权。此外，她的第一次婚姻也触礁生变。她在1944年嫁给了军官彼得•雅各（Peter Jacob）。战后，丈夫的一再出轨，令她精神崩溃，最后走向离婚。她以为有了官方的“无罪”判决，就可以重拾导演一职，但现实是，只要媒体一句“希特勒的情妇”，就能把她的拍片计划毁于一旦。从1953年到1963年，她构想了十三份剧情片和纪录片的拍摄企划，只有两个算有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但最后都归于失败。莱妮认识到，要在战后德国东山再起，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些失败的努力中，莱妮从海明威的小说《非洲青山》（The Green Hills of Africa）中得到灵感，想拍一部有关非洲的电影，虽然影片没有拍成，却带莱妮走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开启了她投身摄影的事业新起点。十几年间，她数度深入苏丹山区，寻找努巴族人的踪迹，在那里重新发现了自然原始的美，回到德国后，出版了数本摄影集。

72岁时，她隐瞒年龄，报名学习潜水，并考取了潜水证，开始把镜头对向缤纷多姿的海底世界。2002年，在百岁生日之际，她推出了自己一生最后一部电影，《水下印象》（Underwater Impression），距离她导演的上一部电影，相隔了半个世纪。不论欠缺的忏悔或道歉，是否仍难让人对她说出原谅，但起码，她用对美的那份固执，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完满的句点。2003年，101岁高龄的她，在睡梦中安详离世。

参考书目：

Trimborn, Jürgen: Leni Riefenstahl, A Life, Faber and Faber, New York, 2002

（《优雅》传奇栏目）

李翊云：好奇的眼睛洞穿人心

（几个月前给杂志作了一篇李翊云的专访。虽然对她目前的两本小说是否值得译介到中文世界，我的看法和她本人一样，但采访中听她谈的很多东西，非常有意思，也很给人启发，因此决定贴上来。发到杂志上的稿子，由于版面缘故小有删节，以下是完整的原稿。）

近年来，一个华人女作家的名字在英美文坛声名鹊起。她的作品不断见于《巴黎评论》、《纽约客》等知名文学杂志，她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屡获文学奖项，她在2007年入选新一代美国杰出小说家。

她叫李翊云，是个地道的中国姑娘，在北京的四合院长大，出国前没有用中文写过小说，到美国后才开始用中学和大学里积累下的那点英语，尝试文学创作。可是短短四年，她便有作品在英语文学界崭露头角，随后与兰登书屋签下两本书约。纷至涌来的成功，令同时代人目眩。

转行，第一个铁了心的决定

李翊云的父亲是位研究核物理的专家，母亲是教师，和许多同年龄的尖子生一样，李翊云从小受到浓厚的数理化熏陶，中学搞奥赛，大学就读于北大生物系，本科毕业后，于1996年赴美到爱荷华大学攻读免疫学博士。一路走来，这一切显得顺理成章。出国亦是她儿时的理想，“大院里的小孩都是学习很优秀的，我念小学时，就看到身边比我大一点的同龄人纷纷出国。”处在青春期叛逆的她，“也特想到外面去，不想呆在家里。”

在爱荷华，身边美国同学聊的不是实验就是电视，中国留学生则关心买车购物，这几样都勾不起李翊云的兴趣。她从小喜欢读书，《收获》《十月》、大部头的世界名著，儿时似懂非懂的阅读记忆，在她心里悄悄埋下艺术的种子。带着想找人聊聊文学的愿望，她报名参加了一个社区学校的写作班。班上多是老太太和中年妇女，虽然可能没有遇到理想中志趣相投的朋友，但写作班老师的一席话，对她意义非凡。“你应该好好写，争取有一天能让作品发表。”这番鼓励与鞭策点燃了她的文学之梦。

之后几年，李翊云利用业余时间大量读书，并坚持不懈练笔，私下用英语写了很多长短不一的作文。“那时候也没有太多作家朋友，就是自己埋头不停的写。当然写的很不成熟，知道不可能发表。”研究生三年级时，她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只需再做一年实验，然后写论文毕业，谋一份大学教职，眼前的人生好像预设的电脑程序，只要按部就班就可有个非常稳定安逸的将来。就在这时，她恍然发现，科学研究并非自己的梦想，她决定放弃博士学位，专心投入小说创作。导师惋惜，拼命挽留，父母反对，母亲说，“当作家也赚不了钱，你浪费了我们给你的所有的教育。”可“那时我确实死了心了，觉得这一辈子就做过那么一个铁了心的决定”。

录取她，普利策作家的唯一请求

从研究生院退学的李翊云，经过两年自修苦学后，决定申请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室。这是全美排名第一的英语创意写作系，1990年代一半的普利策获奖作家是那里的毕业生。虽然李翊云的英语写作得到该系教授James Alan McPherson的力挺，但虚构写作专业的主任一票否决了她的申请，理由是，“英语不是你的母语，你就不该用英语写作”。李翊云只好暂时进入非虚构写作专业就读。

第二年，McPherson教授再度为李翊云说项。这位害羞的普利策获奖作家以自己二十年在爱荷华任教的资历，请求虚构写作专业的主任录取这位中国学生。“所以我其实是走后门，进了那个班。”

不过讽刺的是，正当虚构写作专业对是否录取李翊云无法达成共识、局面僵持时，她给《巴黎评论》寄去的《不朽》（Immortality）一作，被编辑选中，即将发表。不久，《纽约客》也决定刊登她的另一篇作品《多余》（Extra）。这两家都是英语文学界数一数二的杂志，他们对李翊云小说的青睐，一方面为她的申请增加了砝码，另一方面，也令一直把她拒之门外的那位系主任颇为尴尬。

一进虚构写作班，兰登书屋便与李翊云签下两本书约，从此，她开始了专业英语写作的生涯。那一年，她一气写了八个短篇，完成了第一本小说集《千年敬祈》。2005年，李翊云以非虚构写作与虚构写作两个硕士学位，从爱荷华作家工作室毕业。学生签证到期，此时，她面临留美身份的问题。

绿卡遭拒，移民局重理轻文

2004年，李翊云申请美国“艺术类杰出人才”绿卡，虽然有著名作家、国际笔会美国中心(PEN American Center)主席拉什迪（Salman Rushdie）以及纽约客杂志主编的鼎力推荐信，美国移民局仍以申请人没有达到美国国会对杰出能力规定的高标准为由拒绝了她的申请。这件事引来外界很大关注，中英文媒体都做了相关报道。支持她的同行认为，移民局不了解文学界残酷激烈的出版环境，因而低估了她的才华与成绩。“确实比较荒唐，相比下，科学人才在美国申请绿卡非常容易。这个坏消息也让我变得很出名，后来别人一见我，就问我绿卡的事，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从触电写作至今，李翊云用的一直是英语，在文学表达上，英语对她而言是种更轻松自如的语言，她把它比作自己写作的母语。虽然留美不是唯一的选择，但一波三折的绿卡申请过程还是带来一定困扰，“考虑过移民加拿大，或去英国、爱尔兰。”“不想回中国，不是因为不爱。……就好像，你不会和你的母亲住在一块，无论你多么爱她，有一天还是会离开她。”2007年，已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英语系任教的她，终于顺利获得在美永久居留的身份。

相夫教子，自由放养式母亲

“周末发现，7岁的大儿子有个Twitter帐号，据他说，真奇怪，我有两个粉丝呢。4岁的小儿子与老爸打拳落败后说，‘我可能长得可爱，但却是个不好对付的对手。’”

现与丈夫住在加州奥克兰城的李翊云已是两个小孩的母亲。“其实我也不是什么模范母亲，我家小孩属于放养型，”李翊云用从《纽约时报》上学到的一个新词形容自己的为母之道，“我能做到的就是把他们喂饱了，澡洗了，牙刷了，换上干净衣服。以前小时候比较费劲，白天老得陪着他们，我只能夜里写作。现在长大了，他们会自己上网去玩，看看电视，或者两人打来打去，只要不哭，我就不去管他们。我这个人好像没什么原则性，当妈也是。”

今年初，李翊云推出了她的第一部长篇作《漂泊者》，接踵而来的新书宣传活动占去了她许多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出门前，上小学一年级的大儿子用哲人的口吻对妈妈抱怨说，“出名有什么用？你出名就意味着我不能天天见到你。”

大儿子从小就感受到母亲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光环。“他一方面可能觉得得意，另一方面也很看不惯。”“我觉得自己就普普通通一个人，但学校老师有时会跟他说，比如听见你妈妈在广播上，看见你妈妈在哪儿，然后把照片给他看。他回来就说，真没意思，今天有十个妈妈和我说在广播上听见你，谁在乎啊？”

小儿子对母亲的成功没有哥哥感到的那么强烈。可有一次，学前班的老师拿了一本李翊云的书，让他给全班做个演讲。小家伙上去说了两句话，这本书叫什么名字，是翊云·李写的，然后就下台了。“小孩子就这样，他才不在乎你怎么有名，他只要天天看见你，要你陪他玩。”

对话李翊云：
（以下“G”代表《优雅GRACE》杂志，“李”代表李翊云）
G：你刚从多伦多回来，是去参加活动吗？
李：对，参加一个类似艺术节文学节的活动，和另外三个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我们都觉得挺无聊的。我不太喜欢参加这类活动。

G：这是属于你新书的宣传活动之一吗？
李：不是。宣传新书是出版商安排的book tour。以前比较多，近年来出版业不景气，所以很多新书的宣传安排在本地，去外地很花时间和金钱。这次宣传《漂泊者》，我去了美国东部、中西部、西雅图等地。因为要照顾家庭小孩，我觉得出远门很麻烦，但我的经纪人说，我应该高兴，因为他们愿意给我安排那么多城市的book tour。

G：一般book tour包括哪些行程？
李：上电台接受访问，通常是当地或全国性的公共电台（NPR）。白天有媒体采访，晚上去书店签名售书，或做个演讲，和本地作家进行对谈这类。我在纽约时，去的是亚洲协会。

G：你的新书《漂泊者》（The Vagrants）写了多久？
李：初稿写了不到一年，但修改的时间比较长。我的美国编辑和英国编辑都给我不同的意见。在美国，一本书从交稿到出版，中间一般需要一年半时间。

G：你觉得，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对你后来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李：影响总是有的。像我们家，从小就不太主张我看小说，但小孩子嘛，爸妈说不要干的事，一定会去干。那个年代文学杂志特别多，我记得7、8岁时，看的就是《收获》《十月》这些大人看的杂志，印象中没看过小孩的书。上中学后，看得更多更杂，有的也看不太懂。我觉得不懂是很好的，什么都弄懂了，就没有好奇心了。另外，我记性很好，把不懂的事情都记下来了，然后自己瞎琢磨，有时候琢磨对，有时候琢磨不对。后来回想，这些对当作家都是很有用的。

G：从生物本科到免疫学硕士，这6、7年科学领域的训练，对你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有帮助吗？
李：有的，主要是从科学训练里得到的那种务实、敬业的精神。像我教课后，就常批评我的学生，说他们不够敬业。搞科研，每天要在实验室做十个小时以上的实验，写作也是，要当作家，每天不写上3、4个小时，怎么行？再好的作家，也可能写出很差的东西。不管好不好，起码要写出来才知道。光空想没有用。

G：你平时有比较固定规律的时间来写作，还是凭灵感决定写或不写？
李：以前比较规律，因为既要教书又要管小孩，所以都是夜里写，从12点到4点，规定自己每天写4个小时，但这样做对身体不好。现在一般早上有空的时候写一点，我又刚交稿了一个短篇小说集，大概明年夏天出版。目前想缓一缓，毕竟写作是细水长流的事，不给自己太多压力。

G：新的短篇集与上一本《千年敬祈》有什么不同？
李：写第一本书时，我只是在学习怎么写故事，各种各样的写作方法都尝试一下，所以不是非常统一，东一锤西一棒的。这本书，我觉得比上一本更成熟一点，知道自己想写的是什么，对故事和人物的基调更有把握。

G：作品问世后，会不会关心报章媒体的书评？
李：我基本上不看。但现在的出版商都要求作者最好有个个人网站，我需要把一些书评收集在我的网站上，所以偶尔看一两眼。说实在，从书评上学不到东西。无论说好说坏，有时都觉得没有说到点子上。但如果我知道那位书评作者，比如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在《纽约书评》给《千年敬祈》写的书评，一下子教会了我很多关于写小说的东西，这样的书评，值得一读。

G：美国注重文化多元性，你觉得，作为少数裔作家，在这种环境下是更容易生存立足，还是反而更难？
李：说实在，我不太想这个问题。我知道，他们发表我的作品，肯定会想到这是个中国人写的，或者，他们不用我的作品，因为最近有足够多中国人的作品，要换个别的国家的。出版界肯定有这种考量，但这和我没有关系，也不带给我快乐。我唯一能做的是把小说写好。

G：你的父母读过你的作品吗？
李：他们会问我写了什么，但我就含糊其词，不告诉他们。他们也知道我不愿讲。

G：那你丈夫呢？
李：这本《漂泊者》他没看过，我让他下本书再看。他是个很严苛的读者，会说这儿不好，那儿可以写得更好，我觉得没有帮助，就不让他说。可他又不能违心赞扬我。为了不引起矛盾，我索性不让他看。

G：你现在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写作，教学与创作，你个人更喜欢哪一个？
李：我不喜欢教书，只是为了挣两个小孩的学费和生活费。如果专职写作的收入够的话，我肯定就不教书了。我的性格不太爱和人说话，但教书一定要和学生打交道，比较累。

G：创意写作作为一门大学科目，是美国的首创。在中国好像还没听说过。你在爱荷华写作班学习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其实，写作是不能教的。但去学写作，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结识写作上的朋友，像我一些最好的朋友，都是写作班时的同学，他们会陪伴你一辈子的写作生涯，这种友谊很可贵。我们在一起不聊别的，就讨论书。第二，在写作班学的其实不是写作，而是怎么读书，跟着那些教授会发现自己原来的读书可能并不得法。另外，我也是在念写作班时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文学偶像──William Trevor，这个很重要。具体写作技巧相对是次要的。

G：从写作班的学生转变成老师，你在教授写作时，主要教给学生的是什么？
李：我会教他们一些写作技巧上的窍门和捷径，但光凭这些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我无法教他们怎么写一定能写出好的作品，但能给他们的习作指出毛病，告诉他们为什么这样写不对。另外，我会和他们分享我认为好的作家，教他们怎么读文学作品。

G：你去年到北京参加书虫文学节，阔别十年后再回中国，对国内巨大的变化会不会感到震惊？
李：我觉得变化主要是客观上和物质上的，像我回北京，路都不认识，对这些都是有心理准备的。因此这种震惊只是表面的。回到家，和邻居一说话，觉得和20年前没有变化。生活的境遇可能变了一些，但人心、人性的演变，是很缓慢的，或者说，在我们有生之年，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就像读狄更斯几百年前的小说，里面的人物和现在的人没什么区别，只是说的话不一样而已。

（《优雅GRACE》人物专访）

从乡下妞到坏女孩──海伦·格利·布朗

她是第一位获得美国杂志终身成就奖的出版界女性

在最有影响力的80岁以上美国人评选中位列十三

她今年87岁，却仍担任世界畅销女性杂志的国际版执行总编

负责36种语言、60个版本的Cosmopolitan在全球的出版与发行

她用智慧，书写了一个优雅不老的传奇

小石城，不愿回到的过去

海伦·格利·布朗出生在美国中南部阿肯色州的小镇绿森林，4岁时与家人搬到州首府小石城，住在郊区。经济拮据、平淡乏味的小镇生活，与媒体上好莱坞明星的光鲜亮丽大相径庭，和许多女孩一样，混杂着虚荣和好强的复杂心理，海伦从小怀揣着飞上枝头的公主梦。当她成为畅销作家后，与同时代来自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大都市的成功女性不同，她总是竭力撇清自己与出生地的关系，却未意识到童年的成长环境在她身上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比如，即使在找到白马王子、入主Cosmopolitan主编后，她仍保留着穷孩子节俭的习惯，反对职员外出就餐，坚持每天自带午餐便当。

母亲也许是海伦人生的反面教材。身为家中长女的克莱奥·格利，虽然学业出色，终还是敌不过家中的压力，从大学辍学，承担起照顾其他八个弟妹的责任。在婚姻上，克莱奥迎合家庭的期望，拒绝了自己更倾心的学校同事，而嫁给一个仕途光明的律师。这个错误的决定令她终生抑郁寡欢，也给年幼的海伦造成阴影。

在海伦和姐姐玛丽眼中，父亲是个亲切风趣、备受人喜爱的慈父，每年带她们去参观阿肯色州的博览会，去当地机场旁看飞机起飞，可是这段快乐的童年没有持续太久。1932年，海伦十岁时，父亲在一次电梯意外中丧生，无论精神上还是经济上，这对格利-布朗一家都是沉重的打击。婚后迫于丈夫要求、当起全职太太的克莱奥，发现自己缺乏足够的能力独立养家，又值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对女性而言，工作机会更是相当稀少，母女三人的生活捉襟见肘。和当时许多女性一样，再婚成了克莱奥为自己和女儿寻求基本生活保障的唯一出路。

从母亲身上，海伦得到一个教训，与其为任何原因牺牲自己，不如好好为自己而活，后者才是积极的人生态度。

洛杉矶，单身女子的生活

1937年，母亲担忧大女儿玛丽会重蹈自己的覆辙，早早成家怀孕，囚禁在婚姻的牢笼，决定举家离开保守的小石城，去洛杉矶暂住。早已厌倦小镇沉闷无趣的生活的海伦，终于得到解脱，可贫困依旧像幽灵一样，困扰着她们。

搬到洛杉矶没几个月，玛丽患上脊髓灰质炎，变成无法正常行走的残疾人。一个无力独立养家的母亲，一个跛足、需要经常接受物理治疗的姐姐，不论海伦在中学取得多么优异的成绩，不论母亲对女儿寄予多少厚望，最后金钱决定了海伦和母亲一样，在大学念完一个学期后，不得不退学。她回到加州，在一所文秘职业学校半工半读，第一份工作是在洛杉矶一家电台做打字员。

虽然失去了大学深造的机会，但自学生时代便是风云人物的海伦，绝不会安于做个平凡的小职员。不过在“女权主义”还是一个陌生名词的四十年代，女人要在男性主导的职场争一席之地，海伦并没有太多空间。儿时贫寒的生活和眼前养家的压力，使海伦极度渴求经济上的安全感。在频繁更替的秘书工作中，海伦踏上了一条可预见的路──被包养的女人。

衣食无忧并没带给海伦快乐，她事后回忆，“我以为这样可以令母亲、姐姐和我自己获得永久的生活保障，……但结果证明，一切都错了。”再多花钱的自由，都只是虚幻的独立，她无法同时胜任秘书与情妇的双重角色，一年后，男人决定变卖生意，移居他乡，海伦如释重负。

战时因特殊要求，女性纷纷走出家庭，投身相夫教子以外的工作，但二战结束后，提倡妇女回归家庭的呼声再度高涨，早婚早孕成为一个显著潮流。1945年，美国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23岁，1951年，三分之一的女性在18岁时结婚，到1958年，15岁至19岁间的已婚女性已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年龄段。年轻的海伦以一种不屑嘲弄的态度看待婚姻。“有时，我觉得一个丈夫和三个孩子对我而言，远远不够。”她视结了婚的女子为循规蹈矩或长期饭票的牺牲品，并语出惊人，婚姻只是人生最糟时的保护所，“在风光无限的岁月，你根本不需要一个丈夫。”

婚姻，事业起步的基石

虽然身边的女性友人一个个踏进婚姻殿堂，跨入三字头的海伦依旧享受都市单身女子的生活。在一次应征纽约一份广告文案工作未果后，她心血来潮决定给自己换辆新车。穿上迷你裙，在洛杉矶车行试开心仪已久的福特雷鸟跑车，结果却看中更昂贵的一款奔驰运动车。最后，她几乎花去全部积蓄，用五千美元现金买下那辆她认为将掀开她人生新一页的车。海伦的预感的确没有错。不久，她遇到了后来的丈夫，大卫·布朗。海伦相信，最初吸引大卫的不是自己的女性魅力，而是这辆车。“这一疯狂的购买，肯定大大震撼了我的新朋友。”

35岁的海伦摇摆在独身的骄傲和结婚的渴望之间，可对刚刚结束第二段婚姻的大卫而言，结婚也许是他最后才会考虑的安排，不过这并未影响海伦坚定的爱情。家境优渥、事业有成、风度翩翩的大卫，在海伦眼里是最理想的丈夫人选，她没有理由放手。也因此，无不有人质疑她把大卫当作事业的踏板。诚然，海伦后来的成就与大卫不无关系，但如果纯粹从功利角度理解这段婚姻，似乎有欠公允。五十多年携手共渡的风风雨雨，也许是最好的反驳。

虽然大卫的收入远远超过海伦，但婚后的她，既没有放弃广告公司的文案工作，像其他电影制片人的妻子那样，做个社交名流，也没有以事业为借口，拒绝承担一个传统妻子对家庭的责任。她亲自下厨，把脏衣服扔进洗衣机，打扫房间。大卫在欣赏海伦操持家务的同时，也义无反顾的支持她的事业，把海伦推向第一个高峰的《单身女孩与性》（Sex and the Single Girl）一书便是这么诞生的。

说来滑稽，大卫对海伦写作才能的认识竟是来自无意间窥看了海伦与某个男相识的调情书信。读完那捆信件，大卫非但没有妒火中烧，或向海伦质问那个男子是谁，反而惊喜的发现：海伦有写书的潜质！

当连续剧《欲望都市》红遍全美、四个女主角的感情事业为观众津津乐道时，三十年前海伦所著的《单身女孩与性》无疑是都会单身女郎的教科书先驱。它不仅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书，更在美国掀起一场关于单身女性观念的大讨论。书中对女性有权享受性爱之乐的辩护和提倡，在60年代性解放运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可是，海伦认为女性可以利用姿色等性别优势、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观点，遭到不少女权主义者的指责和抨击。与一心打破不公平的社会制度、追求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不同，海伦选择一条巧妙利用男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实现女性自我的实用主义途经。也因为这些争议，她在女性解放运动史上的地位被一定程度的忽略与低估。

Cosmopolitan，大都会的辉煌巅峰

《单身女孩与性》令海伦一鸣惊人，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多到邮局无法投递。由于实在无法一一回信答复，海伦与大卫产生了创办一本杂志的想法，目标读者是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他们撰写了详细的企划书，可在募集资金过程中，屡屡碰壁。虽然创办杂志的愿望没有实现，但它把海伦领进了美国报业巨头赫氏集团。

Cosmopolitan 是赫氏旗下一份有80年历史的女性杂志，但到60年代，因为理念问题已远远落伍，面临转型或停刊的两种选择。有人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布朗夫妇，大卫于40年代曾就任Cosmopolitan的执行编辑，于是他把海伦和她之前的杂志构想介绍给了赫氏集团的主管。

世上的事往往充满讽刺和阴差阳错，赫氏集团在传媒界是出了名的保守，可最后竟点头雇佣了海伦这样一位大胆前卫的女性，出任Cosmopolitan的主编。不过这中间不是没有妥协，海伦后来也承认，有时她不得不否决一些太敏感的文章，比如涉及到女同志的话题，是绝对的禁忌。

海伦主编的第一期杂志便推出一篇讨论避孕药与女性性解放的封面故事，开启了Cosmopolitan的全新时代，以致短短几年中，绝大多数读者误以为它是从海伦开始问世的。即使在杂志内部，1985年11月，Cosmopolitan隆重推出了庆祝海伦担任主编20周年的特别刊，但对第二年该杂志创立百周年的纪念却无特别动静，仿佛前面的80年历史因为海伦的出现变得不复存在。

五六十年代，出版界仍是男人的天下，海伦是当时唯一两位女性杂志主编之一，另一位是Vogue的Diana Vreeland。她卓著迅速的成绩──使Cosmopolitan脱离濒临倒闭的困境，并一跃成为全美销量第一的女性杂志──令业内人士既敬畏又困惑，却没有为她赢得足够的尊重。1969年，赫氏集团为现任主席举行加入赫氏50周年的庆典，邀请的宾客名单中独独遗漏了海伦，只因她是女的，这令正意气风发的海伦颇感沮丧。

不过Cosmopolitan节节上升的销量，吸引了广告商越来越多的关注，海伦的努力也渐渐得到男性同行的肯定，把她与文学界顶级期刊《纽约客》的编辑相提并论。“《纽约客》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她（海伦）深知女性读了这份杂志会有什么反应，因为她就是那个女孩。”

工作，另一种优雅的老去

惧怕衰老是女性普遍的担忧，海伦亦不能免俗。她严格控制自己的体重，借助各种美容科技抵抗容颜的老去，不过对她来说，忘记年龄的最佳途经是工作。”我根本不能相信自己真实的年纪。衰老只是一个陷阱，你必须有点傻子的疯狂，相信自己正在摆脱它。我通过工作，竭尽全力逃离那个深渊。”

进入80年代，Cosmopolitan的销售从顶峰出现回落，一部分原因是同类新兴杂志的涌现和效仿，增加了不少竞争对手。同时，海伦与杂志目标读者日益拉大的年龄差距也成为要求她离位的重要理由。虽然早在1983年，海伦就宣布要找一位后继者接替她的位置，但她的留恋犹豫以及几乎完美的工作表现，令赫氏集团无法狠下决心。直到1996年，在服务了Cosmopolitan 31年后，海伦终于决定退下主编一职，但她并没离开出版界，转而就任Cosmopolitan国际版的执行总编，负责Cosmopolitan在全球的出版发行，直至今天。87岁高龄的她，依旧活跃在曼哈顿赫氏大楼的办公室，这简直是奇迹，不是吗？

参考书目：

Scanlon, Jennifer: Bad Girls Go Everywhere—The Life of Helen Gurley Brown, Oxford, 2009

（《优雅GRACE》传奇栏目）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用文字和生命较量

她在20世纪30年代轰动法国文坛，却于二战后销声匿迹，

她是犹太裔作家，却皈依天主教，作品深得反犹人士的青睐，

她的一生，矛盾重重，争议不断。

2004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上，一本未完成的遗作《法兰西组曲》成为大热门，几天内卖出二十几种语言的翻译版权。2004年12月，该书的法语原著在法国售出26万多本，当年的雷诺多文学奖破例颁给了这位已故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她是上世纪30年代法国最畅销的小说作家之一，1942年遭纳粹迫害，逝于奥斯维新集中营，年仅39岁。短暂的一生里，她创作了十七部小说和无数个短篇，留下若干未完成的手稿笔记。她曾是划过文坛的流星，但她文字的生命，在半个多世纪后，再度复活，绽放耀眼的光芒。

流亡，通往文学之梦

1903年，乌克兰基辅市富人区，一幢雕梁画栋的三层别墅里，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上层家庭。父亲是位大银行家。1913年，全家获准迁到圣彼得堡居住，这在当时是只有百分之三的犹太人才能享受的特权，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在俄国的地位和财势，可见一斑。

伊莱娜极少提起自己的母亲，从她的作品及她女儿对外祖母的描述中，可以推知她的母亲是个漂亮却虚荣的女人，耽溺物质享受，挥霍丈夫的钱，陶醉在英俊美男的包围中。据伊莱娜的女儿伊丽莎白回忆，二战结束后，失去双亲的她与姐姐，乞求外祖母收留，却被拒之门外。

伊莱娜一出生，母亲就对她不闻不问，全权丢给家庭教师照顾。1932年 父亲去世后，母女俩关系更加疏远恶化。法国被德国占领后，母亲用假的拉脱维亚护照逃出巴黎。当她得知伊莱娜因生活拮据去她公寓拿走她的皮草时，立即通过中 间人，写信要求女儿把皮草归还。伊莱娜也不示弱，在回信中冷冷的挖苦道：“没错，是我拿走了皮草……和别的东西。我早把它们卖了，让她的外孙女和女儿能多 撑上一段时间。我想，能帮她女儿一把，她一定感到很荣幸。离开巴黎时，她早知道女儿既没钱也没工作。……注：很遗憾，那些破旧的皮草根本不值几个钱。”

1917年，俄国社会动荡不安，圣彼得堡成为革命的摇篮，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受到巨大威胁。于是，他们先搬到莫斯科，后逃往芬兰，1919年春天，从斯特哥尔摩辗转到法国。父亲很快在巴黎重建起生意，内米洛夫斯基一家仍旧维持着原来精致奢华的生活。

对16岁 的伊莱娜来说，法国并非陌生的异乡。“从四岁起到战争（二战）爆发，我每年都会去法国一次，第一次在那里待了一年。从小抚养我长大的是位法国女家庭教师， 在家中，我和母亲总是说法语。”和今日许多怀揣艺术理想的青年一样，伊莱娜把巴黎当作实现文学梦的应许之地。可是，这份对法国盲目天真的迷恋，也为她日后 的悲剧埋下伏笔。

舞会，母亲的遗传因子

虽然内米洛夫斯基一家是从俄国逃亡到法国的犹太人，但在巴黎，他们既不参加犹太人的活动，也鲜少和俄国移民打交道，而与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中产阶级往来密切。

到达巴黎后的伊莱娜，随即和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打成一片，渴望融入 这个与自己犹太出身完全不同的世界。她频繁出入各种舞会，并在给女友的信里，炫耀自己如何成功虏获一个个男性。“我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三周，结识了一群英 国青年……我使出浑身解数，让他们围着我团团转。”可有时玩得太过火，也闹出事情。“…来找我，给我上了两个小时的课：训斥我似乎太轻浮，告诫我挑逗男孩 是种很坏的行为，诸如此类。你知道，我把亨利甩了，……第二天……他揣着枪来找我？……我有点紧张……幸好最后，他的朋友把他带走了。然而我开始反思，也 许不应该开感情玩笑……玩弄别人的感情！”

也是在舞会上，伊莱娜遇到了米歇尔·爱 普斯坦、一个“肤色很深的棕发小个子男人”。米歇尔也是出生于犹太金融家家庭，和伊莱娜一样，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两人可谓门当户对，可母亲却对这门亲事不 太赞同。“昨天有个笨蛋问我母亲，‘到处都在传言，你的女儿要嫁给爱普斯坦了，这是真的吗？’你应该看看我母亲当时的表情……简而言之，事情发展的不那么 顺利。”

尽管母亲反对，23岁的伊莱娜还是于1926年夏天与米歇尔在巴黎登记结婚了，两人并未举行犹太式的婚礼。婚后的伊莱娜，收起花蝴蝶般的社交生活，从舞会中抽身，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转移到文学创作上。

写作，惊艳法国文坛

如果说法国给内米洛夫斯基一家提供了政治庇护和经济保障，那么它带给伊莱娜的，则是心灵和精神的自由，她可以用她喜欢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

一到巴黎，伊莱娜便开始向法语杂志投稿。最初，她给一本面向男性 读者的杂志配写漫画对话。虽然这份杂志充斥着裸女素描和供人消遣的故事，内容并不怎么高雅，但对伊莱娜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文字可以得到发 表。挣得的第一笔稿费，令她深感骄傲。“杂志主编一脸惊讶的盯着眼前这位17岁的投稿者，她看上去更像个15岁的小女生。”

伊莱娜不可思议的文学天赋，震惊的不只是这家三流杂志的主编。1929年，文学巨匠普鲁斯特的著作出版人Bernard Grasset 收到一份没有签名的手稿，信封上只署名“爱普斯坦”（伊莱娜丈夫的姓氏）。他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但当他读完手稿，难掩发掘到一颗文坛新星的喜悦和兴奋。据他的助手回忆，“第二天，Grasset就给这位作者回信，表示非常愿意出版这部作品，并请他尽快前来出版社签约。可是等了三个礼拜，作者仍没出现，于是我们在报上登了一条寻人广告…最后，事情进展顺利。一位（身材娇小、黑发、俄罗斯血统、羞涩的） 年轻女子来到出版社，不到半个小时内就签下了出版合约。”

这本《大卫·格德尔》一经问世，便在巴黎文坛引起史无前例的轰动，成为艺术沙龙议论的焦点。评论界毫不吝啬的用各种溢美之辞赞许这部作品和这位年轻的女作家。但小说里对犹太人漫画式的讽刺和批判，也招致犹太读者的非议，指责她加深了外界对犹太人的成见，助长反犹主义的气焰。

事实上，《大卫·格 德尔》反映了伊莱娜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从小在上流社会长大，特权与财富造成的优越感，使她看不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犹太小商贩，嫌恶他们的贫穷肮脏，可 另一方面，对于自己身处的大金融资产阶级，她亦充满憎恶与不屑，深悉他们对金钱无止境的贪婪和精于世故的狡诈伪善。伊莱娜从心底鄙弃和拒绝这个势利冷漠的 世界，可摆脱不了这一出身在她骨子里留下的烙印。这种撕裂，演变成她笔下对人性清醒而冰冷的嘲讽，同时折射出她在自我身份认同上的尴尬困境。犹太血统，是 她改变不了的宿命，无法认同做一个犹太人，是她一生悲剧的根源。

《大卫·格 德尔》的一鸣惊人，使伊莱娜以一名犹太作家的身份，引起法国文坛瞩目，但这远未满足她在文学上的雄心壮志。她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法语作家，得到认可。在日 后的创作生涯中，她极力摒弃俄国犹太文化对她的影响，往更纯粹地道的法语小说方向努力，试图通过写作，与过去决裂，为自己确立一个新的身份。她曾说，“我 希望，并相信，我是一个法国作家，而不是俄国作家。…… 我说法语比说俄语开始得更早。除了学校的家庭作业，我从未用俄语写过任何东西。我思考、甚至连做梦，用的都是法语。”

遗稿，因文字而重生

虽然伊莱娜的作品得到右翼人士的欣赏和青睐，她也曾试图求助有威望和影响力的友人提供保护，但都无法改变一个没有祖国的犹太人在纳粹铁蹄下的命运。1942年7月13日，盖世太保到法国勃艮第南部一座小村庄逮捕了伊莱娜。几天后，她被送往奥斯维新集中营，没多久在那里感染伤寒身亡。

在避难勃艮第的两年中，伊莱娜每天仍花大量时间在写作上。虽然纳粹颁布了严格的审查制度，禁止发表、出版、销售任何犹太人写的书，但文字是她绝望与不安中唯一的慰藉。

1940年，目睹德国入侵法国，伊莱娜计划创作一部五卷、1600页的巨幅长篇小说《法兰西组曲》，详细记述法国社会各阶层──从上流社会、知识分子到工人阶级──对战败沦亡的反应和表现。时间没有允许伊莱娜完成这项宏伟的计划，只留下两卷手稿《六月风暴》和《柔板》。女儿误把它们当作母亲的日记，不愿打开这份痛苦的回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当她决定把母亲的所有文档捐献给法国现代档案出版馆后，才第一次展读那些细小字迹下的故事，从而发现了母亲的遗作。

《法兰西组曲》在法语和英语文学圈内获得如潮好评，被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作品相提并论。这是二战文学里首部创作于战争期间的小说。2006年1月，伊莱娜的女儿在接受BBC采访时说，“对我而言，最大的快乐是看到这本书被人们传阅。那是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我的母亲因此复生。它证明，纳粹并没有成功的杀害她。这不是复仇，但是一次胜利。”

无论伊莱娜作品里对犹太人的负面描写存在多少争议，无论伊莱娜生前与右翼反犹人士过从甚密的关系和她最后命丧纳粹之手的结局形成多大讽刺，都不能否定她在文学上的才华与成就。她凭借自己的笔和文字，在法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万神殿里争得了一席之地。

参考书目：

Weiss, Jonathan: Irene Nemirovsky: her life and work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优雅》传奇栏目5月稿）

借书记──文化与公共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的概念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早在古罗马时期已有对臣民开放的图书馆，而印刷出版的发展与中产阶级的兴起，大力推动了公共图书馆事业，使其有了今日的规模。就美国来说，目前有近9200家公共图书馆，平均每三万人拥有一家，遍布于全美的大小城市和乡镇。它们有别于大学、研究机构或专业性的图书馆，旨在为市民服务，服务对象针对从儿童到成人的所有普通居民。 图书馆的经费除了捐款，主要来自纳税人缴纳的税金，而馆里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当地的志愿者，如退休老人、家庭主妇、或假期中的学生。

我所住的小镇Palo Alto，位于旧金山以南的硅谷中心，其公共图书馆共有五个分馆，包括一个专门的儿童图书馆，分布在这个面积不到67平方公里、人口才6万出头的小镇里。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密布程度，可见一斑。

公共图书馆最大的功能是借阅，除了提供非专业性的书籍、杂志报纸和参考资料外，美国公共图书馆也出借大量音像资料，包括影视录像带、DVD和音乐CD，而且更新速度很快。通常，新片DVD面市几个星期内便会在图书馆上架。只要是当地居民，无论美国人还是外国人，均可免费办理所在镇或郡图书馆的借书卡，因此，也没了要光顾盗版的理由。

美国公共图书馆借书卡的办理手续非常简单，只需出示驾照（在美国，驾照兼作身份证用途）和一份能证明当前住址的凭据，如水电或电话费帐单，即申即取。一般，一本书的借期是三到四个星期，影碟的借期是一个星期， 到期如果没有别人要借的话，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续借两次。

每家图书馆视其规模和经费，馆藏量从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Palo Alto是硅谷首屈一指的富人区，镇图书馆亦是财大气粗。一个显著的例子，对于畅销榜上的热门书，诸如去年Tina Brown的《黛安娜传记》、阿富汗裔作家胡塞尼的A Thousand Splendid Suns，Palo Alto 图书馆一次便购入十几二十几个副本，排队借阅的人多到上百，好不壮观。而随着蜂拥热潮的退去，部分副本将流到Palo Alto 每月一度的旧书市，无不吸引着广大爱书者。

几乎每家公共图书馆或分馆都有定期组织自己的周末二手书市，有的一月一次，有的一季度一次。书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图书馆弃置的旧书，二是当地居民的捐书。通过一个booksalefinder.com的网站，用户可以查询全美每个周末的书市信息，也可设置电子邮件订阅。每月第二个周末的Palo Alto书市，是硅谷一带规模较大的一个，每次起码有上万本书，小说、传记、历史、哲学、科学、艺术、经济、建筑、菜谱……从通俗读物到严肃文学，一应俱有。而超低诱人的价格，更是令爱书者和藏书家们趋之若鹜。大致上，简装书每本50美分，精装本一元到几元不等，花一两块钱买上一本簇新的精装书，是常有的收获，有时还能买到首版珍本，或意外淘到有作者签名的珍藏本。

馆际互借和流动书车是美国公共图书馆提供的两项重要便民服务。书海繁卷浩帙，时而会遇到在一个图书馆找不到想借的书的难处。只要拥有一张借书卡，便可通过馆际互借，申请把书从千里之外的其他图书馆调来，给读者提供了极大便利。除了少量收取几美元、至多不超过十美元（如果超过十美元，图书馆会事先征求借阅者的意见再决定是否调书）的费用外，绝大多数的馆际互借都是免费的。

流动书车（Bookmobile），顾名思义，是一辆满载着图书、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巴士。读者先通过电话或在网上申请要借的书目，然后到流动书车固定停靠的站点取书还书。有些图书馆的流动书车不止一条行驶路线，从周二到周五，每天停靠的站点也不同，遍及小镇或郡的每个角落。

美国的公共图书馆与当地居民的生活紧密相联，他们不仅致力组织各种文化讲座、职业技能培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更是格外重视。图书馆辟有儿童读书区，经过精心布置，明快活泼的色调，童趣盎然。在里面，有的孩子依在父母怀里听他们念故事，有的一个人沉浸于童话漫画中，偶尔玩性起来，亦可小小嬉闹一番，而不会打扰到外边阅览厅里其他的大人。在图书馆里，常常会看到跟在父母身后、拉着小篮子的小孩，篮子里装着一摞五彩缤纷的儿童书。读书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是从童年、乃至更早时期的潜移默化开始的。

文化大国的建立不完全取决于剧场美术馆的华丽多寡，文化大国的标榜也不完全在于多少犹可炫耀的历史旧帐。在对美国快餐文化嗤之以鼻的同时，从旧金山湾区小镇的公共图书馆和许许多多读书的普通美国人身上，我看到另一层深厚的文化内蕴，而这，抑或才是文化命脉之延续的关键。

（给杂志写但未被用的稿子，很多内容其实在以前的部落格日志里都写过，这次只是攒合成一篇比较像样完整的文章。）

残阳下的独立书店

经过三年多的谈判协商，谷歌与美国出版商协会及作家工会就在线图书版权的法律纠纷，终于在几个星期前尘埃落定。虽然对协议中“图书版权登记”的具体操作，美国国内依旧议论纷纭，但一个新的电子图书时代正在慢慢走近，已是不争的事实。英国卫报记者把谷歌这项1.25亿美元的协议，与苹果iTune网络音乐店掀起的唱片工业革命相提并论。其中按章节收费下载一条，将极大提高书被利用的灵活度。在全球经济黯淡凄迷、美国书店业销售额下滑的现状下，谷歌这条颗粒化书本内容的新路，既使读者能够更有针对性的把钱花在刀刃上，也给出版商制造了一个新的收入来源，具有非凡的开创性意义。

在为出版界这一划时代的改革感到兴奋踌躇的同时，不禁勾起对独立书店落寞身影的缅怀。几年中，一家家独立书店惨淡倒下，据统计，1993年全美仍有4700多家独立书店，到2006年，已减少至2000多家。即将到来的数字图书时代，让人对独立书店的前景更加忧心忡忡。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随着Borders、Barnes & Noble 等大型连锁图书超市的兴起，紧接九十年代，在亚马逊网（amazon.com）引发下的网络书店风潮，独立书店举步维艰，一再陷入财务困境。今年初，美国公共电视做了一期名为《简装书之梦》（Paperback Dreams）的纪录片，叙述旧金山湾区两家有五十年以上历史的独立书店，如何在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挣扎为生。其中位于柏克莱校区的科迪书店（Cody’s Books），在连年亏损、几度搬迁后，终在今年夏天彻底歇业。

爱书者哀挽独立书店的消失。作为一个城市或社区的文化地标，独立书店被赋予的涵义早已超过简单的图书买卖。它既履行着文艺沙龙的职责，又象征了追求自由、反抗权威的叛逆精神。如曼哈顿岛上拥有87年悠久历史的高谭书坊（Gotham Book Mart），在开业初期，以销售禁书著称，最出名的当属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和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美国西部代表伯克莱精神、历经半个世纪风云起伏的科迪书店，1989年因在橱窗陈列拉什迪的小说《撒旦的诗篇》，遭伊斯兰教会的恐怖威胁；而旧金山市区的城市之光书店，更是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大本营。

近年来，伴随反对连锁化声音的高涨，独立书店承载了更强大的文化使命。人们光顾独立书店，不再仅仅为了买书，更渐成一种立场或姿态的标榜，一种与主流大众保持距离、追求个性化的行为，虽然有时，这种刻意的特立独行也会变味成反向的附庸风雅。

可是，作为一个商业实体，书店不可免俗的必须面对赢利问题。独立书店一般地处闹市中心，由于房地产业的发展，租金上涨让很多书店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纽约城中的高谭书坊，因拖欠50多万房租被法院勒令拍卖藏书，关门打烊。另外，在成本与管理效率两方面，形单影只的独立书店，根本无法与资金雄厚、规模化经营的连锁书店相抗衡。而网络书店的诞生，进一步削减运营成本，具备书籍多样性和价格折扣的双重优势，加上新增的图书预览、音频简介等多媒体功能，对绝大多数的理性消费者而言，网购成为更佳的购书所选。不少独立书店也兼营旧书买卖，但由于书目整理工序繁琐，需要大量人力，仍然不敌从ebay、alibris等一些网络二手书店。

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媒体改变了读书私密性的原貌。各大报纸的畅销书排行榜、电视广播节目里的名人荐书，很大程度影响和形塑了人们的阅读口味。在美国，只要经电视界女王欧普拉金口推荐过的书，无一不销量激增，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人们重拾阅读的兴趣，但也反映出现代人在读书选择上的盲目跟风。因此，欧普拉读书会节目自开播来就饱受争议。许多文学评论者认为她推荐的书目类型单一、流于感伤主义，有的作家非但不以作品被欧普拉挑中为幸，甚至公开表示不屑。

独立、私人化的阅读，在媒体的高调渲染和推波助澜下，逐渐演变成公开、从众、追逐潮流的时尚行为。畅销书越卖越多，人们的读书视野却越来越窄。独立书店个性化的特点，在阅读口味日渐趋同的时下，丧失了与连锁及网络书店匹敌的优势。

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和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美国社区居民并没有放弃为独立书店的生存奔走努力。2005年8月，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开普勒书店宣布倒闭，引起当地人强烈抗议，经社区注资和私人捐款，两个月后再度开业，维持至今。不过有前车之鉴的印刷机书店（Printers Inc. Bookstore），10年前濒临关门之际，虽经社会各界援助得以重新开张，但维续不到三年，仍在2001年再度划上句号，人们对开普勒的未来依旧不太乐观。

独立书店的衰落，带走了一个阅读的黄金年代。在这场全球化、标准化、批量化的文化变迁中，它注定扮演那个无能力挽狂澜的悲剧角色。而由谷歌引领的电子收费图书馆，是否能带动出版业、图书业走出低谷，做主的，仍是生活中每一位实实在在的读者。

（这篇本来是给一本杂志写的稿子，但因杂志停刊没用，既已成文，就贴在这里。）

囚禁在“美国梦”里的珊尔达·菲次杰拉德

给我一个主人公，我为你创作一出悲剧。

──F.司各特·菲次杰拉德

走到童话故事的尾声，从此我们将永远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像塔里的公主一样。

──1920年春，珊尔达婚前写给司各特的信中

囚禁在“美国梦”里的南方淑女：珊尔达·菲次杰拉德

文/LILY

藉着天生丽质，充当男人的缪斯，这是一则20年代美国丽人的生动广告。它给不谙世事的珊尔达·塞瑞描绘出一幅美好浪漫的前景，却使她终生禁锢其中，并一步步引她走向毁灭。

她与菲次杰拉德金童玉女的结合，没有在文学史上留下一段佳话，相反，在不少研究者和读者眼中，珊尔达是一个脾气乖张的疯女人、寄生虫，自私轻佻，贪图享乐，连菲次杰拉德后期的沉沦不振，也被自然的归咎于她的虚荣、嫉妒和神经质。

上述对珊尔达的责难，在男性居主导的社会历史里，并不新鲜。70年代后，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一些女作家开始从更富理解和同情的角度，为她辩护。珊尔达的悲剧，既缘于她性格中不可回避的弱点，也是男权社会里女性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失败和破灭。

继续阅读 囚禁在“美国梦”里的珊尔达·菲次杰拉德…

苏珊·桑塔格：如她的独特和真实

她是小说家、散文家、批评家，

她是导演，写剧本、拍电影、当评委，

她是激进的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

她是二十世纪美国最具争议的女性，被誉为“公众的良心”，

也许再多的头衔都概括不了她，她是苏珊·桑塔格，独一无二。

继续阅读 苏珊·桑塔格：如她的独特和真实…

艾尔玛·蕾维尔：电影巨匠背后被遗忘的伴侣

希区柯克用两双手拍电影，其中一双是艾尔玛的。

──查尔斯·夏普林（知名电影评论家）

在希区柯克眼中，对他作品最大的褒奖是，“艾尔玛喜爱这电影。”

──希区柯克的多位合作者

艾尔玛·蕾维尔：电影巨匠背后被遗忘的伴侣

文/LILY

提到“希区柯克”，想到的是一个大提琴般胖嘟嘟的身影，是《后窗》《群鸟》《迷魂记》《惊魂记》《西北偏北》等一连串经典的惊悚悬疑电影。它已不仅仅是一个导演的名字，而成为一种电影手法的代名词，在这个名词背后，除了大名鼎鼎的的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还有一个被人忽略和遗忘的名字：艾尔玛·蕾维尔，希区柯克夫人。

艾尔玛（Alma）一词，在拉丁语里，是“灵魂”的意思。

艾尔玛是谁？她比希区柯克晚出生一天，却早于他四年开始在片场工作。她是希区柯克五十四年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电影事业上最亲密的共事伙伴，从挑选剧本、作品改编、面试演员、到后期电影粗剪版的最后把关，她几乎参与了希区柯克电影每一步的制作过程。

寻遍学校和周围的市立图书馆，只找到一本希区柯克女儿帕特里夏与劳伦特·布泽劳合著的回忆传记《艾尔玛·希区柯克──男人背后的女人》。在这非常有限的资料里，我失望的发现，艾尔玛的一生平凡无奇，谈不上有惊天动地的作为，也没有大起大落的风浪，简单平顺得可以用几句话一概了之，可偏偏，从这波澜不惊的人生里，散发出一股谜一般的引力，就像希区柯克电影里的MacGuffin（通常指悬念故事开始时出现的一个莫名事物，能够一下子抓住观众的好奇心），驱使着我去窥探里面平淡的生活真相。

一，恋爱，结婚，从电影开始

1996年，纪念电影诞辰一百周年，由英国诺丁汉市的市长亲自揭幕，在市中几处与电影结下历史之缘的遗址上，竖立起纪念牌，其中一块牌子上写着：“艾尔玛·露西·蕾维尔，电影编剧，剪辑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爵士的妻子，1899年八月十四日出生于卡罗莱纳街六十九号。” 可惜的是，这块纪念牌后被人偷走，不复可寻，成了一桩悬而未决的偷窃谜案。不过由此我们找到了艾尔玛一生与电影密不可分的印证，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从小是泡在电影世界里长大的。

艾尔玛是家中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后不久，全家搬到伦敦西部，出门拐角就是当时英国最大的特威肯汉姆电影片场（Twickenham Film Studios），父亲乔治在那里的服装部工作。小时候，她常喜欢骑自行车到片场找父亲，看到演员们工作时的情形，尤其令她着迷。此外，母亲露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电影迷，她不理家人的反对，经常带着女儿到外面看电影，很快，艾尔玛对电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十六岁，当很多那个年代的女孩子，或待字闺中，或等着嫁作人妇、相夫教子的时候，年轻的艾尔玛却离开学校，在特威肯汉姆片场开始了第一份工作。虽然她的兴趣更多在表演和拍摄上，但父亲认为，她应该首先了解胶片如何剪切组接成一部电影的过程，于是，她成了剪辑室的一员。

枯燥无味的剪片没有吓倒艾尔玛，相反，她在片场快乐得像个小孩，不仅熟练掌握了专业的剪辑技术，被委任在原版的电影底片上直接操刀，而且经常主动帮手一些零碎的活计。很快，她获得片场的第二份工作，在剧组担任场记，负责每场戏的拍摄顺序和前后的一致性，它和剪辑一样，要求分外精细准确、一丝不苟的注意力和很强的组织能力。

在与希区柯克相识前，艾尔玛已参与过多部电影的制作拍摄，包括1918年（这时的希区柯克，甚至还没有进入片场工作）加入大卫·格里菲斯执导的《世界的核心》剧组。与美国电影人的合作，使艾尔玛较早的接触到当时走在时代尖端的电影技术，没想到的是，这些经历，在二十多年后，为她与希区柯克移居美国、转变风格、在好莱坞展开拳脚做了有利的准备。

婚后的艾尔玛很少提及自己的过去，希区柯克的编剧之一维特菲尔德·库克（合作有《欲海惊魂》《火车怪客》）这么描述道，“在第二次合作中，我对艾尔玛（和希区）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注意到，她从来不谈论自己，也不谈论她的过去。她曾经是默片时代的先驱，但对此她只字不提”。不过，关于她与希区相识、相恋的经过，在女儿帕特的书中有详细的讲述。

1921年，艾尔玛换到拉斯基明星公司的伊林斯顿片场工作。已有着五年多电影资历的她，算得上片场的前辈，新人见了她，都会点头致意，以示尊敬，可竟有一位捧着一大摞说明卡片的小伙子，完全无视她的存在，径直穿过片场而行，这使艾尔玛困惑不解。她与希区同在伊林斯顿片场工作了两年，但据艾尔玛回忆，这期间希区几乎从未正眼看过她。

之后不久，伊林斯顿片场倒闭，艾尔玛失业数月，正当她心烦意乱、焦虑踌躇的时候，忽然接到一个希区打来的电话，“我是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我们手头正在拍摄一部新片，我是副导演，不知你是否愿意出任此片的剪辑师一职。”这部电影名叫《女人对女人》（Woman to Woman (1923)），它揭开了两人长达五十多年的合作生涯。

在希区柯克的的第一印象里，艾尔玛是个有几分傲慢自大的女人，这解释了头两年在伊林斯顿片场他对艾尔玛的冷漠。对英国男人来说，承认一个女人比他自己职位高，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因此，希区一直等到自己在电影界的工作地位超过艾尔玛，才终于主动与她联系。对丈夫这点大男子主义情结的理解和包容，或许也是婚后艾尔玛越来越低调的转入背后、默默支持希区的一个原因。

《欢乐园》是希区柯克首部独立执导的影片，也是他第一次与美国女演员合作，这使他十分紧张不安。每完成一个镜头，他都会谨慎询问艾尔玛的意见，“这样可以吗？”，这大概是唯一一次希区对自己的导演能力缺乏信心，在以后的拍片现场，人们见到的永远是那个镇定自若、胸有成竹的希区柯克。

1926年的《房客》是希区和艾尔玛合作的第一部在英国制片厂拍摄的影片（之前他们一直在德国拍片），也是被公认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希区柯克”电影。可是制片商最初看完样片全无好感，甚至不决定发行，拷贝被冷落在架子上积灰。希区的导演事业眼看还没开始可能就要结束。

幽默是希氏电影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而实际生活中，他与艾尔玛达观开朗的人生态度，也令人钦佩欣赏。在《房客》出片不利、事业岌岌可危的时候，两人决定用一件生命中更重大的事件，来分散注意力，度过这个灰暗失意的阶段，那就是──结婚。

1926年12月，艾尔玛与希区在天主教堂宣誓完成婚礼。几个月后，基于《房客》一片的投资较大，制片商决定在伦敦一些不知名的小影院试映该片，不料随即获得观众与评论界的双重肯定，被赞誉为有史以来最好的英国电影，后来被多次翻拍。

二，“知道太多的女人”，希区柯克最亲密的工作拍档

1956年，希区柯克重拍自己三十年代的旧作《知道太多的人》（又名《擒凶记》），获得很大成功，在影片发行之际，希区巧借片名，撰写了一篇关于艾尔玛的文章，题为《知道太多的女人》，在谈及电影拍摄部分，希区写道，“她帮我阅读剧本，我有赖于她给的意见。比如《捉贼记》里，她帮我设计了追（车）一场戏的轮廓大纲。电影开机第一天，她总是亲自到场，有时会看样片，告诉我她的批评建议，每一条都合理明智。她对电影工业仍然保持着良好的触觉。”

在事业的合作上，希区和艾尔玛无疑是一对完美的电影夫妻。希区的助手佩姬·罗伯森形容两人的关系好像一颗橙子的两半，结合得天衣无缝。

1927年，有记者问新婚的艾尔玛，“什么是电影成功的关键因素”，她用了最简单的两个字回答：“兴趣”。电影成为她终身的追求，幸运的是，她遇到了一个与她同样将电影视为生命的希区柯克。

随着《房客》的意外好评和商业成功，两人在瑞士度完蜜月后，便一头扎进片场。希区已是独当一面的导演，相继拍摄了《戒指》《香槟》《蒙克斯人》《讹诈》等多部风格迥异的影片，其中1929年的《讹诈》是英国的第一部有声电影。艾尔玛仍主要从事编剧方面的工作，包括负责编写电影的分镜头剧本等等。

1929年，艾尔玛开始与希区合写剧本，1935到1938年间，两人马不停蹄，合作了五部重要的电影，《39级台阶》《特务》《怠工》《年轻姑娘》和《贵妇失踪案》，高产优质的速度，令人惊讶。在希氏作品以外，艾尔玛也与其他导演进行剧本方面的合作，获得不错的评价，但相形之下，她似乎更愿意与丈夫一起拍片，即使有时她的名字在工作人员名单里，被低估的列在“场记”而非“编剧”一栏下面，可对此，她似乎并不在意。

1939年，希区柯克受美国制片人塞尔兹尼克邀请，举家迁往好莱坞，展开其电影事业新的一页。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虽然艾尔玛·蕾维尔（由于婚前艾尔玛的名字在电影圈已有一定声望，所以婚后，她并没有照传统习惯改姓希区柯克）的名字仅仅出现在四部希区柯克的电影里（分别为《深闺疑云》《疑影》《帕拉亭案件》和《欲海惊魂》），但事实上，几乎每一部希氏的作品，特别是前期的筹备过程，都少不了艾尔玛的参与。

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拍片，希区柯克每次收到有意向的小说或剧本时，第一关便是交给艾尔玛审阅。如果艾尔玛不喜欢，就当即否定，如果喜欢，则再由希区决定下一步的计划。

作为登陆好莱坞的第一部作品，希区为《蝴蝶梦》里第二任德文特夫人一角的演员甄选煞费苦心，整个过程中，他征询了艾尔玛和秘书琼·哈里森小姐许多意见，并将她们对每位应征者的看法反馈给制作人塞尔兹尼克。最后，琼·芳登得到这个角色。 对希区来说，任何一部电影，所有幕前幕后的工作者，都需要通过艾尔玛这最后一关，才算合格。

对自己的电影，希区柯克一向重视观众的反应胜于评论界的声音，但他最在乎的始终是艾尔玛的评价。在希区眼中，艾尔玛的喜欢，是对他电影最大的褒奖，反之，若艾尔玛对其中某个镜头表示疑义，即使是很小的细枝末节，也会让希区懊恼沮丧。

希区柯克对妻子的“言听计从”，绝非盲目。艾尔玛对电影敏锐的直觉和天赋得到多位希区合作伙伴的肯定。维特菲尔德·库克赞许她“有非常棒的想法，能够娴熟掌控剧本的结构，精通电影，并且和希区一样，深谙如何发挥悬念的功效”。而事实也证明，艾尔玛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对希区的电影是多么重要。

1960年，希区柯克开始拍摄《惊魂记》，据派拉蒙负责宣传的赫伯·斯坦伯格回忆，基于情节过于血腥暴力而决定采用黑白摄影，很可能是出自艾尔玛的建议。影片制作完成后，照例，在寄出拷贝前，希区先让艾尔玛审看该片。看完电影，艾尔玛对他希区说，“非常棒，只是你还不能把拷贝寄出去。”

“为什么？”

”因为在珍妮·李被杀、尸体躺在浴室地板的画面里，你注意到她喉咙有个吞咽的动作。”

试想，这么一部经过剪辑师、助理剪辑师、音响师等数位幕后制作人员表反反复复检查观看、最后定稿的电影拷贝，却没有人发现这个微小而严重的差错。因此，在《惊魂记》最后上映的版本中，本来一镜到底的这场戏，只能被切割成几个蒙太奇画面的组合。

三，家庭，普通人的生活

与希区柯克在镜头或众人前的自如相反，艾尔玛似乎对人群有着一种天生的排斥，这可能与她十一岁跟父亲上街观看爱德华七世的葬礼时，被人拽到在地的阴影有关，加之她不到五英尺的娇小身材，帕特认为，母亲也许是担心拥挤的人潮会把她轻易淹没或消失其中。

三十年代，希区在英国电影界的知名度，使他的美国之行，成为一件轰动的大事，在纽约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当他们在好莱坞安下家后，夫妇俩选择尽量远离名利场，使一家人维持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和氛围。尽管家中雇有厨师，艾尔玛却坚持每每亲自下厨，而希区就负责晚饭后洗碗的活儿。朋友夸赞艾尔玛做的菜简单却很可口。他们也喜欢在家中招待朋友，但从不讲究场面的铺张奢华，他们极少接受好莱坞社交晚会的邀请，因为觉得无聊透顶。

对希区柯克而言，艾尔玛不仅是电影工作上不可或缺的助手，生活里同样是他最大的依赖。希区看到警察会紧张害怕得全身僵硬，因此，出门时都由艾尔玛开车，希区说自己是个很怕孤独的人，即使在看书的时候，也喜欢身边有人陪伴，而这个人，就是艾尔玛。

因此，当1958年艾尔玛被诊断出罹患子宫癌时，朋友们更加忧心的却是希区，失去艾尔玛，等于夺去希区一切的活力，难以想象希区将如何承受这个打击。庆幸的是，朋友的担忧没有成真。艾尔玛手术成功，逃离了死亡的威胁。1980年，希区柯克早于艾尔玛离开人世，两年后，她与希区在天堂相聚。

从默片时代先锋式的电影女性，到甘愿隐身在丈夫背后、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艾尔玛的转变？是对家庭的重视、还是为爱情的牺牲，这些理由听着总似陈词滥调的乏味，倒是外孙女回忆祖母时的一段概括，道出了可能的谜底：她（艾尔玛）的自尊、自信，使她不需要靠吸引别人的注意来证明自己，也不会让别人的意见左右她的人生。她就是她，安于那个真实的自我，并真实的为自己而活。

参考书目：

O’Connell, Pat Hitchcock & Bouzereau, Laurent: Alma Hitchcock─The Woman Behind the Man, Berkley Books, New York 2003

（《优雅》杂志）

埃莉诺·罗斯福：落入凡间的丑小鸭天使

她出身于纽约显赫的罗斯福家族，伯伯与丈夫都是美国总统，
她被杜鲁门赞誉为“世界第一夫人”，是上个世纪最受人敬佩的女性之一，
她作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外交家，被载入史册；
而作为女人，光彩照人的背后，是相貌平平造成的自卑，是丈夫背叛带来的心痛，
忙碌、奉献、付出，成了她孤独心灵的唯一解药。

文/LILY

罗斯福家族在美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7世纪40年代，一个乘船来到曼哈顿岛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人，最早由他的两个孙子约翰内斯和雅各布斯分别在奥伊斯特贝和海德帕克建立起罗斯福家族的两个分支。埃莉诺·罗斯福与她的伯父、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都是来自奥伊斯特贝一支，而埃莉诺的丈夫富兰克林·罗斯福则来自海德帕克那支。从辈分上论，西奥多与富兰克林属于罗斯福家族的第八代，而埃莉诺则是富兰克林的远房侄女，但因富兰克林的父亲詹姆士在五十四岁时才与第二任妻子生下他，所以两人实际上年龄相仿，只差两岁。

从富兰克林·罗斯福踏上政途的开始，埃莉诺便尽心竭力辅佐丈夫的事业。当1921年富兰克林因患脊髓灰质炎而腰部以下瘫痪、无法行走以后，埃莉诺更是作为丈夫的代言人，替他出席各种公开场合的活动。1945年，富兰克林脑溢血去世后，卸下“第一夫人”光环的埃莉诺，并没有就此从政坛和公众的视野里消失。她被杜鲁门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出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是《世界人权宣言》产生过程中一名至为关键的人物。

埃莉诺也是一位积极的女权运动者，致力提高职业女性的地位。她在肯尼迪总统主持下，担任总统妇女地位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主席。但是，她反对美国宪法的权利平等修正案，认为这会损害到女性的权益，坚持妇女的平等应该建立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基础上。

埃莉诺·罗斯福，这个从小因相貌平平而自卑敏感、内心深处充满被爱渴望的少女，最终凭着她超人的学识才干和独立博爱的人格魅力，战胜性格中的软弱、怯懦，成为二十世纪最受世人敬佩的女性之一。

一，没有继承母亲的美丽因子，平凡的外貌，给童年罩上阴影

埃莉诺的母亲安娜·豪尔·罗斯福是纽约名流社交圈里公认的美人，高挑、苗条、金发的她，在第一次的社交舞会上，便深深吸引了埃利奥特·罗斯福。两人的恋爱结合，被认为是天造地设的一段佳缘。可惜，这段受众人祝福的婚姻，美满得过于短暂。

埃利奥特·罗斯福与后来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虽然是亲兄弟，但两人性格迥然不同。西奥多果毅坚决，而埃利奥特却意志薄弱，缺乏恒心，沉迷打猎、运动、社交、玩乐，后来更渐渐染上酗酒的恶习，生活糜烂。

婚后第二年，安娜便怀上了身孕，因身体虚弱，长时间卧床休息。这期间，埃利奥特的母亲过世，仅仅相隔几个小时，哥哥西奥多的妻子爱丽丝又因难产而死，浓重的悲伤笼罩着整个家庭。随着分娩期临近，体弱的安娜越来越感到焦虑不安。夫妻两人都热烈盼望能拥有一个宝贝儿子，可生下的却是一个满脸摺子、长得不怎么可人的女孩。也许是父母隐隐的失望，加上之前家中亲人离去的阴霾，埃莉诺一出生，便好像被附上了某种莫名的负疚感，注定她在以后的成长中，必须努力弥补和偿还。

埃莉诺的童年生活在惶惶不安中，常常担心被责骂，担心自己不招人喜欢。自小，她就从母亲那里得到暗示，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丑小鸭，这个印象刻在她记忆深处，相随了一辈子。害羞腼腆、内向安静的她，缺乏同龄女孩天真愉快的烂漫与欢笑，在母亲眼中好像一个严肃古板的小老奶奶。每次，当母亲在人前招呼她“过来，小老太太（Granny）”时，羞愧的埃莉诺恨不得钻到地板底下。虽然多年以后，她凭着出众的学识和性格魅力，或用时下的流行语，即“气质”，征服了纽约及整个美国的上流社会，但是不漂亮的天鹅一生都没有摆脱丑小鸭的阴影，美貌的不足，像一根扎在心上拔不去的刺，时时作痛。

八岁时，埃莉诺的母亲死于白喉，当时父亲埃利奥特已是个整天烂醉的酒鬼，因此，埃
莉诺与两个弟弟一同由外祖母豪尔夫人监护抚养。被迫与父亲分离，给不快乐的埃莉诺蒙上了另一层忧伤。相比母亲冷漠严厉的管教，父亲的疼爱是埃莉诺童年最温暖的回忆。因此，年少时，她无法原谅母亲以酗酒的理由把父亲拒之门外，即使长大以后，亲眼目睹两个酒鬼叔叔如何胡闹得威胁到家人生命，虽然才终理解母亲当时所受的折磨，却依旧没有改变她心中对父亲的挚爱与袒护。

一年多后，埃利奥特因酒精中毒身亡，此后，埃莉诺终生带着父亲写给她的书信，反复阅读。偶像式的崇拜，使她不愿正视和接受父亲不负责任的真相，而父亲对她的期望──做一名高贵、勤奋、勇敢、忠贞的女子，却成了她日后生活的支柱与力量源泉。

父亲的去世，加深了埃莉诺个性的孤僻疏离，使她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而外貌的自卑，催生了她好胜好强的另一面。在学校功课上，她比其他女孩加倍刻苦，丰富的想象力，让她的作文常获老师的赞许。

十五岁时，外祖母把她送到伦敦郊区的一所寄宿学校。由于埃莉诺一出生时，母亲就雇了一位说法语的保姆照顾她，因此，她学习法语的时间比英语开始得更早。于是，法语的优势，使她很快在离家独立的新生活里如鱼得水，不仅成为学校里的佼佼者，更颇受同学与老师的喜爱，为她封闭孤独的心房赢得了稍许自信。

二，用奉献助人的快乐，填补内心被爱的渴望

高耸的颧骨、突出的门牙，埃莉诺从小就意识到造物主没有赋予她一张讨人喜爱的脸蛋。也许是对自己外貌不再抱有信心，埃莉诺从童年起，便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周围的人身上。

五六岁时，她帮着父亲给纽约的报童准备感恩节晚餐，和叔叔一起为纽约贫民区的孩子布置圣诞树，跟阿姨到医院做志愿者帮手，这些善心举动，使她对周遭他人所收的苦难有着深切体会。她在后来的文章里写道，”感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是我经历过最大的快乐“，”幸福在于对他人的付出，而非为自己的索取“。奉献、乐助的因子在埃莉诺的性格里萌发初生。

1903年，从英国回到纽约、正式进入上流社交圈的埃莉诺，加入一个名叫”青少年联盟“（Junior League）的社工服务团体，旨在帮助和关怀城市贫困居民，为他们争取应得的权利，调查童工、超负荷工作等剥削现象，并给社区的小孩免费上课，教她们舞蹈、健身操、缝纫等课程。埃莉诺对待这份志愿者工作，极其认真严肃，如果教课与社交舞会的时间发生冲突时，她总是毅然放弃舞会而照常去给孩子们上课。

帮助他人获得的快乐，带给埃莉诺巨大的成就感，也使她变得独立自信起来。一战期间，已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妻子的她，奔忙于红十字会与海军部之间，负责各项后勤工作。她对公共事务的热忱和干练、独当一面的才能，令人刮目相看。诗人阿基博尔德·麦克利什在《埃莉诺·罗斯福的故事》的前言中形容，“这位睡美人终于苏醒了”。从此，埃莉诺不再仅仅满足于私人生活的安逸，她将余下的生命投身在争取正义、民权、同情贫弱者的公益事业中。

三，火的炼狱，她对富兰克林的出轨，隐忍了二十七年

埃莉诺和富兰克林，分别来自罗斯福家族奥伊斯特贝与海德帕克的两个分支，埃莉诺的父亲还是富兰克林的其中一位教父。两岁时，埃莉诺跟着父母拜访海德帕克的罗斯福家，淘气的富兰克林把埃莉诺驼在背上，在地上爬圈圈，这大概是两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与富兰克林的正式相识，是在埃莉诺从英国归来以后。舞会上的频繁接触，使两人渐生情愫，热恋得难舍难分，1903年，私下秘定终身，可是因为富兰克林母亲萨拉的坚持反对，一年后两人才公开订婚的消息。

年少得意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活跃开朗，体力充沛，爱好运动，有一点埃莉诺父亲的影子。而向来沉稳持重的埃莉诺，正好与富兰克林形成互补，不时督促和纠正丈夫轻狂的疏忽。据一位友人后来回忆，一次早餐中间，埃莉诺询问丈夫是否收到某人的来信，富兰克林回答，“收到了。”
“那你给他回信了么，亲爱的？”埃莉诺继续问道。
“还没。”
“你觉得是不是应该给他回封信呢？”埃莉诺追问着。
“嗯，是的。”
“那你是不是应该现在就给他回信呢？”埃莉诺不舍不弃。
“嗯，我马上回信。”

可是，不同成长环境下导致的性情差异，也成了夫妻间产生摩擦的根源。虽然两人都是出身名门望族，但埃莉诺父母早逝，刚满十岁，就成了寄人篱下的孤儿，相形之下，富兰克林可一直是家中的宠儿，过着富奢无忧的生活。

喜欢户外活动的富兰克林，假期常带家人去加拿大坎波贝洛岛游船、冲浪，这对埃莉诺是个严峻的考验。她必须拼命克服从小对水的恐惧，不过她表现得很成功，即使在船行途中遇到风浪颠簸，她仍然保持镇静，面不改色，没有流露出一丝害怕。不久，她还学会了钓鱼。

可是，埃莉诺这些取悦丈夫的努力，并没有换来婚姻永久的保障。1918年，她在富兰克林的书信里，发现了丈夫与自己的社交秘书露西·默瑟小姐之间的风流韵事。十三年的婚姻关系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心碎的埃莉诺决定给丈夫自由，但是婆婆萨拉坚决不同意两人离婚，甚至威胁儿子，如果不断绝与默瑟小姐的关系，就将切断他的经济来源。

这场婚姻危机最终以和解收场，中间的原因，一说是富兰克林放不下心爱的孩子，二说，这位默瑟小姐是个忠诚的天主教徒，不可能嫁给离过婚的富兰克林，再次，母亲萨拉的压力也发挥了影响，但是在埃莉诺看来，迫使富兰克林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因为他认识到，离婚会给他的政治前途造成毁灭性、不可翻身的打击。

不多久后，这位默瑟小姐出嫁成了拉瑟福德夫人，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她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并未就此了断。1945年4月12日，接到丈夫突然去世消息、匆忙赶到沃姆斯普林斯的埃莉诺，得知的是更残忍的真相：丈夫临终前，陪在他身边的竟是拉瑟福德夫人。

虽然一直以来普遍认为，自从1918年埃莉诺发现丈夫不忠以后，即对富兰克林心灰意冷，两人从此维持着事业上合作、婚姻上名存实亡的关系，可是当1921年，富兰克林被诊断罹患脊髓灰质炎、卧床不起时，因为身边临时没有专业看护，埃莉诺每日睡在丈夫房间的沙发上，不分昼夜的服侍照料他，悉心为他擦身洗澡，这份无微不至的关心里，难道只有妻子的责任、而没有一点点残余的爱意吗？

富兰克林的出轨对埃莉诺来说，是一段难以启齿的伤痛。对此，她一直缄默不言，在1937年的自传《我的故事》里也只字未提，直到晚年，才与几位最亲近的朋友偶尔提及。她曾向友人吐露：“我有一个大象般的记忆力，我能够原谅，但无法忘记。”

四，与婆婆萨拉，从顺从到反抗，两个女人的战争

长得不够漂亮的埃莉诺，童年时，为了博取大人们的欢心，只有尽力学做一个听话、乖巧的小孩。这种顺从、讨好长辈的性格，在她婚姻初期、与婆婆萨拉紧张的关系中，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

富兰克林的母亲萨拉是一位十分强势、骄傲，控制欲旺盛的母亲。从富兰克林与埃莉诺秘密订婚开始，她对儿子的这段恋情便有所保留，甚至强行将两人分开五个星期，希望借此冲淡儿子对埃莉诺的热恋。可是短暂的分离，没有如愿浇灭两人间炽热的爱火，于是，萨拉只好让步，接纳埃莉诺成为自己的媳妇。

一向敏感的埃莉诺，当然深知婆婆接受这门婚事的勉强。因此，在与富兰克林结婚后，她步步小心，时时在意，不仅百分百做好一个媳妇的本分，而且还充当起母子间的协调者。在欧洲度蜜月时，埃莉诺几乎每天都给萨拉写信，报告他们的行程，分享旅途见闻。

回到纽约后，她常常陪萨拉逛街、购物、或一起吃饭，事事请教婆婆，简直像卸下了所有心防，听任萨拉主宰她的一切。为了做一个全心全意的妻子，她也退出了婚前服务的社工组织，回到以家族为中心的狭窄社交圈里。

怀孕生产后，她又遵照萨拉之意，雇佣保姆照顾小孩，但是多年后，埃莉诺对这个选择后悔不已。她觉得，如果当时她坚持自己养育小孩、而不是把他们交给看护和家庭教师的话，她与子女的关系会更加亲密。

随着富兰克林进入政界，升任要职，身为妻子的埃莉诺也逐渐走出家庭生活的私人空间，参加必需的社交应酬。一战后期，美国正式宣布参战，担任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忙于前线战事，埃莉诺在首都华盛顿，既负责监督海军部为士兵编织毛衣的后勤工作，又到红十字会的流动餐车上帮助分发热汤、三明治、咖啡等食物，两头奔波，一天工作九、十个小时。

战时这段马不停蹄的工作，重新激起了埃莉诺体内奉献、助人的因子。从华盛顿回到海德帕克的家中，是继续扮一个毫无主见、言听计从的孝顺媳妇，还是忠实内心的愿望、追回那个曾经被压抑和抹杀的“自我”，埃莉诺陷入激烈的矛盾挣扎。她和掌握家中大权的婆婆间，争吵逐渐增多，而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萨拉不顾埃莉诺设下的规矩，溺爱纵容富兰克林的五个小孩，一旦孩子们忽略了她或不听她的话，便以剥夺他们的财产继承权相要挟，也令埃莉诺非常为难。

1962年11月，七十八岁的埃莉诺·罗斯福在纽约曼哈顿的住处因病辞世，一幅纪念她的简笔卡通画里：两个天使透过敞开的云层，望向人间，取名为“她在这里”。不知道，这位不漂亮的天使，在天国还会不会因此自卑而黯然神伤呢。

参考书目：

Lash, Joseph P. : Eleanor and Franklin─The story of their relationship, based on Eleanor Roosevelt’s private papers, W.W. Norton New York, 1971

Roosevelt, Eleanor: An Autobiography of Eleanor Roosevelt, Harper&Brothers New York, 1961

(《优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