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电子出版的发展势头如洪水猛兽：一月，电子书在美国总图书销售中占据的份额达到23.5%；二月，大型连锁书商Barnes & Noble宣布其网站卖出的电子书数量是纸质书的两倍；五月，Amazon宣布Kindle电子书的销量超过了平装本和精装本的总和；十月，《华尔街日报》设立电子书畅销榜；此外，英语图书里首度有了专门颁发给电子书的“出版创新奖”，亦分虚构、非虚构、童书、参考书和漫画五类。

Amazon继续以赔钱赚吆喝的方式推出新款Kindle Fire，引起新一轮抢购狂潮，据说它的售价甚至低于硬件成本。针锋相对的Barnes & Noble也于岁末推出了Nook平板电脑，加入与iPad、Kindle Fire争夺市场的行列。

另一方面，电子借阅得到推广和普及，众多学校和公共图书馆加入美国OverDrive公司提供的服务，用户只需凭借书卡就可将电子书、有声书等各类电子读物下载到iPad、iPhone、Android、Sony Reader、Kindle（仅限美国）等设备上浏览听读，到期后自动失效。同时，Amazon也开设了Kindle图书馆，目前优先会员一次可免费借阅一本，期限为一个月。但对于这种允许零售商亏本分发有偿内容的模式的合理性，不少出版社持质疑态度，所以暂时，兰登书屋、企鹅出版集团等美国六大出版公司中尚无一家参与此项目。

纸质书的反击

电子书便携（一台掌上阅读器可以容纳数千本图书）、快速（随时随地联网就可购买）的优点，也许正好符合了这个高速运转、万事讲究效率的社会的需求，它对纸质书构成的冲击可想而知。但诚如美国作家Sarah Shun-lien Bynum所言，数字时代当我们讨论书时，常常忽略“书是实实在在的物品”这个事实。一本书，除了文字内容以外，有大小、重量，平装精装，用纸有区别，有不同版本、不同封面。因此，当越来越多读者被电子书的便利所吸引时，美国出版商决定在传统印刷书籍的包装上下功夫，以毛边、彩色的卷首或卷尾空页、高质量的纸张、精美的封皮等各种特色推动装帧设计的创意，突出纸质书的实体之美和拥有的快乐，不止在于阅读而已。

例如美国版的《1Q84》，封面外包了一层透明的封皮，露出女孩瞪视的双眸，分外引人瞩目。史蒂芬·金的新作《11/22/63》，不但书封做得格外精致，作为小说，里面还罕见的附上了照片。凭《终结的意义》荣获今年布克奖的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在获奖感言里也特别提到纸质书要抵抗电子书的挑战，必须注重外表的美观。把书做得漂亮，才会让人觉得值得购买和收藏。

书店的危机与转机

随着读者纷而转向电子阅读，实体书店的维艰处境和濒危命运进一步成为热议的话题。年初，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型连锁书店Borders破产倒闭，引来一片哀声，仿佛昭示书店的末日即将来临，可也有人指出，连锁书店的职能理念和独立书店不尽相同，Borders的倒下，对独立书店而言或是契机而非不详的预兆，它留下的市场空白可能为独立书店提供更多生存空间。《电子情书》里的故事也许会逆转，街角的小书店将重新回来。

著名的文学经纪人Andrew Wylie针对美国读者和书店的境况，不无乐观的表示，独立书店不会死，因为人们想要让它存活下来。他自己每个周末都会去附近的一家独立书店买几本书，“因为我想让这家店能一直开下去。”

Andrew Wylie的观点在两家从濒临倒闭到转现生机的书店身上得到最好的证明。位于纽约下东区的圣马克书店（St. Mark’s Bookshop）已有三十余年历史，它地处学生、学者和艺术工作者聚集的社区，以经营文化理论、绘图设计、诗歌、电影研究和外国及本地的期刊杂志为主。2011年8月，经营状况跌至低谷的书店在网上发出“救救圣马克书店”的请愿，两个月内光顾的客人骤增，书店营业额显著上升。10月，当店铺的业主联合学院拒绝了书店希望减租的请求后，当地居民提出抗议，其中一条便是将抵制新招入的商家，后经协商，校方终于同意降租，并免除了之前所欠的部分租金，学校也将协助书店修正商业企划。

为双方进行协调的曼哈顿区主席Scott M. Stringer说，他之所以插手干预此事是因为这家自1977年开业以来的书店对当地的文化生活意义重大。“当一家独立书店歇业时，我们一部分的生活也跟着消失了。在我所住的上西区，当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 and Company）歇业时，西区居民失去了某些他们无法找回的东西。”

另一家绝处逢生的书店是新罕布什尔州的河流书店（RiverRun Bookstore）。因不堪承受高额的租金和资金周转问题，位于Portsmouth小镇闹市区的这家书店原本决定于年底停止再续租约。消息传开后，书店很快收到当地居民以投资形式的近六万美元捐助，并顺利觅得一处租金较低的场所。搬迁时，上百名志愿者前往书店，将数百箱书搬至临时的仓库，而这仓库也是新业主免费提供的。

从货比三家到责任消费

除了网络书店的挤压和电子书的冲击外，威胁独立书店生存的还有人们的消费习惯。据调查，美国有39%在Amazon买书的顾客承认先曾在书店浏览过书再上网购买。这种把书店当展示厅的做法令业者无奈而愤慨。2011年夏，哈佛书店不得不在店内贴出告示：“在这儿找到，在这儿购买，让我们能继续留在这儿（Find it here, buy it here, keep us here）”。可年底，Amazon网站公然推出一项促销，用户用智能手机的价格比较程序在实体店拍摄一件商品即可获得五美元礼券。此举大大激怒了包括独立书店在内的所有实体零售商，波特兰市鲍威尔书店（Powell’s Books）的一名职员在脸书上发起了“占领Amazon”的倡议。或许部分因为这种反作用，新年过后，多家书店都表示今年的节日销售情况比往年出奇好转。

1999年，西雅图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示威活动，迫使矛头所指的星巴克开始逐步采购公平贸易的咖啡。虽然以此为原料的一杯咖啡在价格上略有提高，但第三世界国家的咖啡种植者能因此获得更合理的收益，而不是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中被无限压榨，这是全球化浪潮下责任消费的核心。

英美图书市场不像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没有明确的折扣限制规定。据河流书店的店主透露，美国Amazon上一本书的售价有时甚至低于独立书店的进价，加上其他运营成本，在价格上独立书店处于永远的劣势，可它具有网络书店不可替代的功能。最明显的，网络书店不可能举办现场的作者朗读和签售，而更重要的是，垄断的网络书店在某种意义上也垄断了阅读趣味，塑造单一的主流，最终将损害文学的多样性。相反，根据当地居民需要和店主的不同偏好而存在的独立书店，在书籍挑选及推荐上各有侧重和差异，能更好的关照和促进文学创作的丰富多元。从这个角度而言，多花几块钱去书店买书，背后包含的是维护健康的文化环境的责任。

（for 《上海壹周》）

中学英语课本里曾有过一篇《盐湖城的海鸥》的课文，讲突然飞来的一群海鸥吃掉成灾的蝗虫，挽救了盐湖城农民的庄稼。而今，再提起盐湖城，很自然地会把它与摩门教联系在一起。

摩门教，全名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又简称LDS），创建于1830年，这个历史不足两百年的年轻宗教，是美国发展最为迅速的宗教。从纽约、到俄亥俄、密苏里、再到犹他州，摩门教的一路西迁，构成美国西部拓荒史上重要的一页。最后，在第二代精神领袖杨百翰（Brigham Young）的带领和建设下，摩门教徒在盐湖城这块地方生根成长，建起这座美国西南部的大城市，同时使它成为摩门教的大本营。座落在城中心的摩门广场和摩门大教堂，雄伟的气势，令人叹为观止，它既是全国摩门教徒朝拜的圣地，也成为这座城市的地标建筑，是游客参观的必往之处。

在摩门广场周围走马观花，误打误撞进了路边摩门领袖杨百翰的故居，里面有导游带领参观并讲解。负责我们这一拨的导游是两位在校的女大学生，一个来自芝加哥，一个来自费城，她们都是摩门教徒，利用暑假来摩门教总部实习，面容姣好的两人，举手投足中有种很相似的温婉气质，颇像一对姐妹。另一引起人注意的地方是，她们穿的都是衬衣和过膝的中长裙。据说，摩门教规定，即使夫妻之间都不能穿任何能撩拨起情欲的衣服，后来在广场附近观察，从各个与摩门教有关的大楼里进进出出的女性，裙子裙沿都长及小腿，似乎印证了传闻的说法。

一夫多妻与摩门原教旨主义

讲到摩门教的女性，立刻让人联想起摩门教非常邪恶阴暗的一面──一夫多妻。的确，摩门教在创始初期，是个鼓励和提倡一夫多妻制的宗教，这一部分与其相信婚姻的目的是繁衍后代的基本教义有关。然而众所周知，一夫多妻在现代社会属于违法行为，纵使有宗教这道护身符亦不能幸免。十九世纪末，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法律禁止重婚行为，在面临和遭受审判、监禁等惩罚的压力下，1890年，摩门教正式废除一夫多妻这条教义，并发表宣言，将履行一夫多妻的教徒驱逐出教会。然而，宗教根深蒂固的力量不可小觑，岂是一纸法律文件可以完全抹杀的，因此，在官方的摩门教明令杜绝一夫多妻的同时，一批“忠诚”的摩门原教旨主义教徒将这种行为转入了地下。

今天，开车经过美国西南犹他州与亚利桑那州的边界，在那广袤的山区平原上，点缀着一个个风景优美宜人的村庄和小镇，它们的整洁有序，不得不归功于众多勤恳耐劳的摩门教徒。可另一方面，沿途也会发现不少大得出奇的房子，这些深宅大院里面，也许正隐藏着某些不可告人的故事。

现如今，零星遍布于美国大西部及加拿大，从德克萨斯到不列颠哥伦比亚，从太平洋沿海到密苏里山区，大约有五万名脱离现代正统摩门教的原教旨主义教徒，依旧笃信一夫多妻的教义，笃信根据摩门教“天国婚姻”（celestial marriage）的概念，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中必须至少包含另一个女性。

这些一夫多妻家庭多集中在农村地区，他们无视现代社会一夫一妻的法律，组成孤立、与世隔绝的部落社区，例如亚利桑那州的Colorado City、犹他州的Hildale和St.George，外人或游客在那儿极不受欢迎。

一夫多妻造成虐待女性、逼迫未成年少女嫁给年长男子等各种伤害。现居于凤凰城的Pennie Petersen是一位从Colorado City逃出来的少女新娘。当时她才十四岁，发现自己将被安排嫁给一个四十八岁的男人，在婚礼前一夜，她逃出部落，日后成为反对儿童新娘的大力主张者。她撰文呼吁，“教育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之一。如今（在Colorado City），许多男孩女孩接受的教育不超过八年级，而且他们所上的都是私下、受到宗教严密控制的学校。如果换成是我十七岁的女儿，告诉她，她将嫁给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子。她会说，‘去死吧，没门’，并把你搅得天翻地覆。”

Petersen的话道出了暴力胁迫以外，一夫多妻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在现代社会存在的更深刻的根源。由于教育的缺乏和信仰的力量，有一部分摩门教女性不仅赞成一夫多妻，而且还主动把自己的姐妹或好友介绍给丈夫，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妻妾成群不无相似之处。数个妻子间这种婚前已存在的友谊，促进了婚后大家庭的和睦相处。有的女性甚至认为，她与其他妻子的姐妹情深，超过与丈夫的亲密程度。这种姐妹情谊，也表现为把彼此的孩子视如己出，在对方离家或不在时，尽心尽责照顾抚养对方的孩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第一任妻子都秉持“（妻妾）越多、越快乐”的态度，热情的支持丈夫再娶。一些妻子在结婚时虽知悉丈夫信仰一夫多妻的教义，但寄望丈夫婚后会转变观念，可无论丈夫是真的改变信仰，还是偷偷隐瞒，无情的现实往往使这些妻子成为众矢之的。摩门教的神圣教义总是站在男性一方，在一夫多妻的家庭中，女性几乎没有说话的权力，除非她们团结起来，才能争取到她们所要的东西。

一夫一妻与现代摩门女性

不可否认，一夫多妻这种严重伤害女性的婚姻制度，由于摩门教的关系，在北美依旧有其存在的土壤，但如果因此就把摩门教与荒淫好色混为一谈，亦有失公允，毕竟在今天正统官方的摩门教中，占主导的是一夫一妻的现代家庭。

无论一夫多妻还是一夫一妻，在摩门教的教义里，家庭被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因而也格外强调婚姻的忠诚。与世俗至死不渝的结婚誓词略有不同，摩门教相信家庭的永恒，在摩门教的婚礼仪式上时，男女发誓，不仅此生永不分离，即便死后，也永远相守。在这种信仰的约束下，相比全美有近一半夫妻落得离婚收场的结局，摩门教的离婚率极低，不能不说亦有其积极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当摩门教女性面临离婚抉择时，承受的压力便超乎想像，因为她放弃的不仅是婚姻和家庭，还有神对自己的召唤。有些女性表示，离婚让她们失去了多年的老友，在教众中受到排挤，这对她们已因婚姻破裂、信仰失却而受伤心灵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摩门教鼓励离婚没有小孩的女性参加单身聚会，因为依照教会意愿，任何单身男女都应成双成对，迈入婚姻殿堂。故此，他们希望离了婚的摩门女性可以在鹊桥会上遇到心仪的单身男子，但事实并没那么容易。迫于多方面的压力，绝大多数男摩门教徒都早早结婚，那些没有在完成传教任务后立刻成家的男子，不是因为投身某些特殊的宗教使命，就是自身存在淫乱或质疑自己性取向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有一些男性，执著于汲汲找寻“完美的另一半”。另一个有趣之处是，这种为单身男女拉红线的积极之举，并不把孀居或过了更年期的女子包括在内。理由不难想像，一，强调永恒的家庭，所以不鼓励孀居的女子再婚，二，摩门教认为婚姻的目的在于繁衍后代，过了更年期的女子不再有生育功能，无法满足这一目标。

除了强调对婚姻的忠诚，摩门教亦不准许男女在婚前发生性行为，因此主教会劝告年轻的恋人在违反诫令前先结婚。然而这种仓促的婚姻，埋下的是隐患大于幸福的种子。成绩优异、并具备出色运动才能的Lily，因受到摩门教文化的强烈影响，在高中毕业前夕，结婚生育的迫切愿望占据她全部的心思，为此她不顾父母反对，放弃大学奖学金，离开家，与男友的一个女同事合租公寓居住，她为婚礼努力工作攒钱。男友的父母担心两人若不赶紧结婚会保不住童贞，沮丧失望中，Lily的父母不得不应允这桩婚事。婚后不到五年，Lily埋怨丈夫拒绝让她继续求学，而丈夫提醒她，自己并不需要她外出工作来赚钱养家，她为什么还要念书？厌倦了当全职太太和母亲的Lily，指责丈夫不支持她的理想，丈夫反唇相讥，她的理想难道不就是结婚育孩？这是他们当初达成的共识。

摩门教的家庭关系仍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加上宗教的原因，对男性摩门教徒而言，上帝排在第一位，妻子和家庭其次，事业再次。为了崇高的宗教使命，男人常常忽略妻子。一位名叫Ruth的女子，当她发现自己罹患乳癌，当她在家中厕所呕吐不止、大声求助时，曾经是家中最高权威、掌控一切决定的丈夫，竟然吓得不知所措，什么都不会，她只能求助教众中的其他姐妹，帮她度过化疗后的痛苦。最后，她在病痛中、带着对丈夫的愤怒──恼怒他在自己最需要他的时候束手无策──离开人世。

伴随一波接一波女性主义的浪潮，摩门女性开始探索和追寻更独立的生活。今天，许多摩门女性发挥自己的才能，从事可以在家工作的职业，既兼顾家庭，又实现自我价值。在摩门教家庭长大的美国演员兼歌手的Marie Osmond，她利用自己的公众影响力和个人的经验，为饱受产后忧郁症之苦的女性提供帮助，全力投身“儿童奇迹网络”（Children’s Miracle Network）慈善机构的工作。除了参加为妇女儿童争取权益的公开活动，Marie Osmond也默默利用自己的知名度与声望，发掘提拔其他才华出众的女性，如画家Liz Lemon Swindle与她的“男人之子”主题的绘画。

在这个追求独立的过程中，摩门女性承受着比一般女性更多的、来自教会内外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外界批评她们在家长制男权下扮演的顺从忍让角色，她们需要捍卫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她们必须想方设法，在自己身处的、仍残留着顽固的男女不平等色彩的宗教文化传统内部，注入新的进步的性别意识。显然，这将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参考书目及文章：

Solomon, Dorothy Allred: The Sisterhood: Inside the Lives of Mormon Wome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Rose, Elizabeth R.: Polygamy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 http://gosw.about.com/od/southwesthistory/a/polygamy.htm

（《优雅》风土栏目）

残阳下的独立书店

当Kindle成为2009年美国最热门的圣诞礼物、当苹果公司于新年伊始推出iPad、正式加入电子书大战，一个风风火火的电子阅读时代正向我们逼来，无论出版界、图书商，还 是读者，都为之踌躇满志，在一片兴奋的期待、喧嚣的讨论中，独立书店──这个老迈、落寞的身影，再度浮上心头。

独立书店举步维艰的困境，日益加剧。从上世纪70年代起，伴随Borders、Barnes & Noble 等大型连锁图书超市的兴起，90年代亚马逊网引发网络书店风潮，重围之下，独立书店一家家黯然歇业。据统计，1993年全美国有4700多家独立书店，到2006年，锐减至2000多家。翻看十几年前钟芳玲女士写的《书店风景》，那些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个性纷呈的知名 独立书店，有好几家已成为历史，定格在回忆里，如纽约的高谈书集、伦敦的银月女性书店（据说后搬到了查令街另一家大型书店内），不免令人无奈伤怀。

高度发达的媒体改变了读书私密性的原貌。各大报纸的畅销书排行榜、电视广播节目里的名人荐书，很大程度影响和形塑了人们的阅读口味。在美 国，只要经 电视界女王欧普拉金口推荐过的书，无一不销量激增，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人们重拾阅读的兴趣，但也反映出现代人在读书选择上的盲目跟风。因此，欧普拉 读书会节目自开播来就饱受争议。许多文学评论者认为她推荐的书目类型单一、流于感伤主义，有的作家非但不以作品被欧普拉挑中为幸，甚至公开表示不屑。

独立、私人化的阅读，在媒体的高调渲染和推波助澜下，逐渐演变成公开、从众、追逐潮流的时尚行为。畅销书越卖越多，人们的读书视野却越来越窄。独立书店个性化的特点，在阅读口味日渐趋同的时下，丧失了与连锁及网络书店匹敌的优势。

作为一个商业实体，书店不可免俗的必须面对赢利问题。独立书店一般地处闹市中心，由于房地产业的发展，租金上涨让很多书店不堪重负，难以 为继。纽约城中的高谈书集，因拖欠50多万房租被法院勒令拍卖藏书，关门打烊。另外，在成本与管理效率两方面，形单影只的独立书店，根本无法与资金雄厚、规模化经营的连锁书店 相抗衡。而网络书店的诞生，进一步削减运营成本，具备书籍多样性和价格折扣的双重优势，加上新增的图书预览、音频简介等多媒体功能，使许多理性消费者自然 而然地转投了网购的怀抱。即使在旧书买卖方面，由于书目整理工序繁琐，需要大量人力，独立书店也不敌eBay、Alibris等网络二手书店。在四面楚歌中，独立书店的前景堪忧，不过其中也不乏惨淡经营、成功的例 子。

图书公司（Books Inc.）

隶属旧金山湾区的图书公司，是美国西部历史最悠久的独立书店，前身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的淘金热潮，创始人Anton Roman用淘金赚来的钱，在加州北部山镇Shasta开了一家书店。百年中，这家小书店经历搬迁、转手、出售、大火、重建、更名，到1946年，定型为今天的图书公司。

1966年，图书公司的第一任主人Lew Lengfeld去世。当时连锁书店的浪潮正开始席 卷美国西海岸，风雨飘摇中，图书公司曾一度申请破产保护，旗下十二家分店只剩两家。Michael Grant 和Michael Tucker不甘心就这样把书店拱手让人，他们 的抱负不仅是要让书店在残酷的竞争中存活下来，而且要再现辉煌。经过重组调整，1997年，图书公司脱掉破产保护的帽子，出版社开始注意到这只重生的书店凤凰。

图书公司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控制每家分店的规模，拒绝向Barnes&Noble之流的大型图书超市发展，店面虽 小，但更具亲切感。此外，书店位置多选在行人流量较多的地区，积极融入当地社区，举办与居民文化生活紧密相联的各类活动。鉴于先前差点破产的教训，如今的 图书公司在成本投入、退货政策、员工薪水、工作时间的分配等各个方面，更加谨慎小心。

史传德书店（Strand Book Store）

纽约格林威治村旁的史传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手书店（不过也有人拿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包威尔书店（Powell’s Books）与它竞争这个“最大”头衔）。这家纽约的地标书店历经三代人之手，至今仍保留着家族经营的模式。它创建于1927年，初始店面设在第四大道著名的“书街”（Book Row）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书街”上共有50来家书店，昔日的盛况虽已不在，但史传德是其中唯一坚持到今天的“幸存者”。

1956年，弗雷德从父亲本杰明·巴斯手中接管书店，不久把史传德从第四大道搬到今天百老汇路与12街的交汇处。史传德书店里有新鲜的油墨味，有旧书摊淡淡的陈味，却不闻熟悉扑鼻的咖啡香。 不知从何时起，阅读被打造成一种散发着咖啡芬芳与小资情调的休闲活动，书反而沦为点缀之一。但在史传德，没有沙发，没有咖啡座，阅读回复它原来简单朴素的 面貌。

还没进店，先遇到书。史传德店门外的街道上，散放着若干半人高的活动书架，上面是一两块美元的特价书。店内满坑满谷的新书旧书，把空间填 得略嫌拥挤，恍若踏进一座浩瀚的书库。对初次驾到的客人而言，最具吸引力的，也许是三楼的珍藏区。那里有几个世纪前的古书珍本、有作家的签名本、试刊本、 首版本……十足是个图书收藏博物馆，让人大开眼界。不夸张的说，去过史传德，别的书店都不用去了。

独立书店的文化内涵

爱书者哀挽独立书店的消失。作为一个城市或社区的文化地标，独立书店被赋予的涵义早已超过简单的图书买卖。它既履行着文艺沙龙的职责，又 象征了追求自由、反抗权威的叛逆精神。如曼哈顿岛上拥有87年悠久历史的高谈书集，在开业初期，以大胆销售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等禁书著称；美国西部象征伯克莱精神、历经半个世纪起起落落的科迪书 店，1989年因在橱窗陈列拉什迪的书作《撒旦的诗篇》，遭到伊斯兰教会的恐怖威胁；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是五十年代“垮掉一代”的大本营，如今则成了山城垮不掉的“城市之光”。

近年来，伴随反对连锁化声音的高涨，人们光顾独立书店，不再仅仅为了买书，更渐成一种立场或姿态的标榜，一种与主流大众保持距离、追求个 性化的行为。

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

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背邻唐人街、面朝小意大利区，地处东西文化碰撞的“十字路口”，它承载的文化意义不仅仅是一家书店。来到旧金山，无论爱书者，还是普通游客，都会慕名寻 到这座位于哥伦布大道与凯鲁亚克街交汇处的仿古希腊风格的两层建筑。正对店门，有段通往地下一层的木楼梯，艾伦·金斯堡、杰克·凯鲁亚克、尼尔·凯塞迪等多位“垮掉一代”的作家，曾在那安静无人打扰的地下室里读书、聚会，高谈阔论。

随着“垮掉一代”应运而生的这家书店，取名自查理·卓别林的同名电影“City Lights”。书店主人Lawrence Ferlinghetti是位诗人。1956年，他出版艾伦·金斯堡的诗歌《嚎叫》，被美国当局扣押没收，从而确立了城市之光书店“反抗权威”的传统。书店除了经营图书，还创立自己的出版社，出版各类主流之外的小众书籍。

独立书店构成都市文化的一道风景。曼哈顿26街上的革命书屋（Revolution Books），没有哗众取宠的招揽，是家很认 真的左派书店；地处曼哈顿东村的奥斯卡·王尔德书店，专营同志出版物；旧金山的Mystery Bookstore，是全美最古老的推理书店，既收罗 大量泛黄的推理旧作，又不时举办新书签名和朗读活动，是推理迷的乐园。另一方面，独立书店不一定非在旧金山、纽约这样的文化精英聚集地，才能维续营生。

海湾书店（Bay Books）

海湾书店没有史传德庞大丰富的藏书，没有城市之光深厚风云的历史背景，这家年轻的独立书店，座落在一个方圆区区20平方公里的小半岛上。这座半岛叫作科罗纳多，与加州南部圣地亚哥城相隔一道细长的海峡，是 一处旅游度假胜地。岛上有名的科罗纳多大酒店，不仅以全木制结构著称，而且是温莎公爵与辛普森夫人初次相遇的地方。

开书店是店主人Shirley Muller女士多年的梦想，这个梦想在1990年变成现实。2002年，Muller女士去世，书店由她的儿女接手，现已发展成为圣地亚哥县最大的独立书店。除了小说、非小说、儿童读物等各类图书，海湾书店还拥有南加州首 屈一指的报刊数量，包括美国国内出版的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报纸杂志。在科罗纳多半岛欢闹熙攘的游玩氛围中，这缕温暖清幽的书香，显得格外静谧而别致。

独立书店的衰落，带走了一个阅读的黄金时代。在全球化、标准化、批量化的文化变迁中，它注定扮演一个无能力挽狂澜的悲剧角色。独立书店又像顽强的夕阳，没有那道光热，世界将跌入冰冷彷徨的黑夜。数字时代使文字复制变成简单的Copy+Paste，但书店这样一个实体空间，却是任何数字技术都无法复制的。

（旧酒新瓶《全球通》杂志稿）

她拥有无法抹杀的才华

可她用电影为纳粹张目，用谎言为自己辩白

在道德和艺术的天平上，是她欠世人一个道歉，还是时代欠她一个原谅？

叛逆的童年

1902年8月，莱妮•里芬斯塔尔出生在柏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从商，经营供暖和通风设备，公司设在柏林最繁华的商业街上，事业顺遂，家境虽不是特别优渥，但衣食无忧。母亲来自一个木匠家庭，自结婚后，一直不停生育，莱妮是18个孩子中的长女。父亲在家中居于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对妻子和子女都是一副严厉管教的模样。随着年龄增长，莱妮身上渐渐透出继承自父亲的那种倔强和顽固，进入青春期后，她更是极度渴望摆脱父亲的专制，追求自由自主的生活。

在学校里，莱妮显示出强烈的求知欲和机敏过人的禀赋，深得老师的喜欢。可另一方面，她不循规蹈矩、不服管束的旺盛的精力，与普鲁士刻板的教育体制格格不入，招致很多麻烦。因为在课堂上无休无止的提出课本之外的问题，莱妮的操行成绩一栏屡得低分，是个令人头疼的学生。

一战结束，德国战败，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到处是工人罢工、游行示威，革命浪潮席卷了德国各阶层人士。但年少的莱妮把这一切关在门外，沉浸在自己艺术的小天地里，从诗歌、绘画到戏剧、电影，无不令她着迷。16岁时，她说服父亲，让她报名进入一所艺术学校就读。20世纪初，社会风气依旧非常保守，演员，或者说戏子，是个被人鄙夷的行业，特别是女演员，更常被与“有伤风化”等同起来。尽管莱妮的父亲年轻时有过业余舞台演出的经验，但他决不允许自己的女儿上台或参与电影演出。不过这根本阻止不了莱妮的艺术之梦。

1918年，莱妮偷偷参加了一部电影的试镜，地点在一所舞蹈学校。她在那里看到一群女孩在教室练习跳舞，不经意的一瞥，激发了她对舞蹈的兴趣，“我不由自主地想加入她们的行列”。于是，她在未征得父亲同意的情况下，自作主张报名了舞蹈基础班。知情的母亲无力反对莱妮对舞蹈的热爱，只有与女儿一块合谋瞒住暴戾的父亲。后来事情败露，父亲大发雷霆，几乎要与母亲离婚。这场家庭危机最后以莱妮的妥协收场。她答应去父亲为她安排的寄宿学校念书，父亲收回离婚申请。但是，莱妮还是悄悄把舞鞋塞进了行李，带到寄宿学校，并且一离开学校后，又重新回到了舞蹈班。

美貌的威力

高挺的鼻梁，深邃的双眼，莱妮拥有几乎无可挑剔的五官，曾经在一次柏林举办的选美比赛中获得过第二名。她的美貌为世人公认，吸引了络绎不绝的追求者，犹太银行家哈里•佐卡尔（Harry Sokal）便是其中之一。

1923年夏天，21岁的莱妮与友人在波罗的海度假。比她大四岁的哈里•佐卡尔第一次见到莱妮，就为她深深倾倒，一见钟情。假期结束时，他便向她提出求婚。莱妮没有答应，可也没有明确回绝佐卡尔继续向她示爱。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不仅是莱妮死心塌地的仰慕者，而且全心全意支持她的事业，特别在资金方面，成为她强大的后盾。

20年代，阿诺德•范克（Arnold Fanck）导演的登山系列电影（mountain film）引起了莱妮的极大兴趣。她不仅与佐卡尔专门到拍摄电影的实地旅游探访，回到柏林后，还直接致电阿诺德•范克，要求和他见面。范克对这位陌生的舞蹈演员一无所知，首次会面中，莱妮巨大的热情和饱满的自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对莱妮滔滔不绝谈论的电影计划，他只是默默聆听。不久，范克决定安排从未有过大银幕经验的莱妮出演自己下一部影片的女主角。从初始的谨慎保留到委以莱妮如此重任，范克态度的突然转变，不免令人生疑。一位研究范克电影的学者指出，莱妮的追求者哈里•佐卡尔在这中间起了关键作用。在范克那部新片中，四分之一的制作经费来自佐卡尔。

为了莱妮，佐卡尔放弃在银行的工作，转而投身电影业。1925年，他买下范克濒临破产的电影公司，进行重整。这一策略不仅很可能直接导致了范克接纳莱妮担纲主演自己的影片，也促使他在后来的电影海报上，把莱妮的名字列于男主角之前。

莱妮与范克合作了数部影片。拍片期间，她在片场跟着范克学习掌握了许多电影拍摄的技法。30年代，莱妮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表演，用今天的话说，产生了“演而优则导”的念头。她撰写了《蓝光》的剧本初稿，却在筹集资金时遇到困难。莱妮决定自掏腰包，而佐卡尔再次出资，义不容辞的担任了这部影片的合作制片人。

在私生活上，从1926年到1933年佐卡尔被迫离开德国期间，莱妮与佐卡尔在柏林毗邻而居，这不禁引发人们对两人关系的猜测。佐卡尔对莱妮事业上的鼎力支持，真的是纯粹出于友谊还是别有所图？莱妮一再否认自己和佐卡尔谱出过恋曲，这不难理解。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谁也不会愿意把自己和一个犹太男友扯在一起。但根据佐卡尔对莱妮传记作者说法，他和莱妮维持过一段性爱关系，直到1925年。

元首的“情人”

30年代初，一战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岌岌可危，经济低迷，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保障体系令失灵，政局混乱，政府更迭频繁，全社会弥漫着消沉灰暗的失意情绪。希特勒在这个时刻登上政治舞台，以激情四射的演讲，令德国民众为之神迷，莱妮只是其中之一，她对希特勒的欣赏，在当时并不罕见。

1932年5月，在听了希特勒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次集会上的演讲后，莱妮主动给希特勒去信，里面不仅流露出她的仰慕之情，而且提出想与希特勒私下会面。当然，莱妮对会面的可能没有寄予太大希望，但出乎意料的是，希特勒不仅很快给她回了信，还同意与她见面。原来，早在莱妮的首部电影处女作问世时，这位后来的“元首”就开始留意这位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星兼女导演。在两人的第一次会面中，希特勒便向莱妮发出邀约，“如果我们掌了权，你一定要拍我们的电影。”

从纳粹运动初期起，希特勒身边就不乏女性仰慕者，而他亦很善于利用这些仰慕之情，不断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和地位，但另一方面，希特勒也很注意避免不必要的绯闻，和他关系亲近的多是已婚女性。作为“元首”身边仅有的几位单身女性之一，莱妮与希特勒的关系自然成为坊间猜疑的话题。

莱妮究竟是不是希特勒的情人，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确凿的答案，但从周遭人的观察和一些侧面的事实，可以看出两人彼此吸引、非比寻常的亲密关系。例如，纳粹核心人物戈培尔曾试图撮合两人，用他的话说，莱妮是唯一能“让希特勒还与生活有联系”的女人。希特勒多次邀请莱妮到自己的乡间别墅或柏林的公寓，也亲自拜访过莱妮的家和工作室，虽然是在晚上，但仍引来邻居的注意。

一直以来，莱妮坚称是希特勒对她展开攻势，而被她拒绝，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可信。比如，希特勒很不喜欢女人化妆，为此，莱妮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素面朝天。而根据希特勒女管家的说法，莱妮曾对她坦言，她喜欢希特勒，可她不是希特勒想要的女人。希特勒的男仆则形容莱妮来访时眼中和脸上散发出的光芒，是在其他女人身上从未见过的。不过这两位仆人都一致否认莱妮和希特勒有过情人关系。

野心的代价

希特勒上台后，当即把莱妮当作自己的御用导演，赋予她拍片的自由空间，大到惹恼了宣传部长戈培尔。可是握有元首直接颁给的通行证，莱妮的导演之路畅通无阻，由此展开了她电影生涯最辉煌的一页。1934年，拍摄纽伦堡党代会的《意志的胜利》，获得巴黎博览会电影展金奖，1936年，执导柏林奥运会纪录片《奥林匹亚》，在威尼斯电影节和巴黎电影荣获大奖。这两部纪录片开创的摄影技巧、体现的电影美学，既让世人看到莱妮杰出的艺术才华，也成莱妮一生背负的原罪。在很长一段时间，它们一直是电影界的禁忌，尤其在德国，无人敢去、愿去触碰它们。

二战后，莱妮一直试图撇清自己与政治的瓜葛，摆脱贴在她身上的纳粹法西斯标签，强调自己只是个单纯的艺术家，从来没有认同过纳粹的政治主张，对犹太人遭屠杀一无所知。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史料的曝光、以及当事人回忆录的出版，证明莱妮的很多说辞只是不堪一击的谎言。例如，她说自己完全不知有集中营的存在，而在辩解自己的某些行为是迫于戈培尔的威逼时，又言及害怕戈培尔把她关进集中营。既然不知，何来害怕，明显的自相矛盾。但是，这些揭开的真相，不仅没有使人们可以给莱妮来个明确的道德审判，反而使她变成一个更加矛盾重重的人物。

以对她反犹主义的这条控诉来说，莱妮自编、自导、自演的首部电影《蓝光》上映后，遭到犹太影评人的猛烈抨击，这一重创确实让莱妮怀恨在心，她把这些批评视为对她个人的人身攻击。纳粹上台后，犹太人被迫流亡，无形中让莱妮觉得扫除了自己事业上的障碍。可如果说莱妮真得拥护纳粹的反犹主义，也就仅此而已。即使在反犹浪潮甚嚣尘上后，莱妮依然光顾犹太人开的商店，这一举动甚至令纳粹高层对她的忠诚度产生怀疑，但因她享有的特权地位，所以放弃追究。更令人意外的是，莱妮甚至利用她的影响力救助过受迫害的犹太人，使他们免遭盖世太保的逮捕，或安排他们偷渡出境。

终其后半生，莱妮从未说过一句道歉，却一直拼命说服人们相信她所述的故事版本。她竭力洗白生命中纳粹那个污点，但对自己帮助过犹太人的善举只字未提，这不难理解。因为说，等于戳穿了自己先前所谓对集中营惨状毫不知情的谎言，因为说，等于打破了先前为自己树立的一个不关心政治、只专注艺术的无辜艺术家形象。

艰难的再出发

1949年，去纳粹化委员会将莱妮判为“纳粹同情者”，无罪释放。可官方的一纸判书，根本改变不了莱妮战后的艰难处境。很长一段时间，她陷入各种官司纠纷，起诉对她的不实传言，争夺对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的电影胶片的所有权。此外，她的第一次婚姻也触礁生变。她在1944年嫁给了军官彼得•雅各（Peter Jacob）。战后，丈夫的一再出轨，令她精神崩溃，最后走向离婚。她以为有了官方的“无罪”判决，就可以重拾导演一职，但现实是，只要媒体一句“希特勒的情妇”，就能把她的拍片计划毁于一旦。从1953年到1963年，她构想了十三份剧情片和纪录片的拍摄企划，只有两个算有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但最后都归于失败。莱妮认识到，要在战后德国东山再起，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些失败的努力中，莱妮从海明威的小说《非洲青山》（The Green Hills of Africa）中得到灵感，想拍一部有关非洲的电影，虽然影片没有拍成，却带莱妮走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开启了她投身摄影的事业新起点。十几年间，她数度深入苏丹山区，寻找努巴族人的踪迹，在那里重新发现了自然原始的美，回到德国后，出版了数本摄影集。

72岁时，她隐瞒年龄，报名学习潜水，并考取了潜水证，开始把镜头对向缤纷多姿的海底世界。2002年，在百岁生日之际，她推出了自己一生最后一部电影，《水下印象》（Underwater Impression），距离她导演的上一部电影，相隔了半个世纪。不论欠缺的忏悔或道歉，是否仍难让人对她说出原谅，但起码，她用对美的那份固执，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完满的句点。2003年，101岁高龄的她，在睡梦中安详离世。

参考书目：

Trimborn, Jürgen: Leni Riefenstahl, A Life, Faber and Faber, New York, 2002

（《优雅》传奇栏目）

近年来，一个华人女作家的名字在英美文坛声名鹊起。她的作品不断见于《巴黎评论》、《纽约客》等知名文学杂志，她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屡获文学奖项，她在2007年入选新一代美国杰出小说家。

她叫李翊云，是个地道的中国姑娘，在北京的四合院长大，出国前没有用中文写过小说，到美国后才开始用中学和大学里积累下的那点英语，尝试文学创作。可是短短四年，她便有作品在英语文学界崭露头角，随后与兰登书屋签下两本书约。纷至涌来的成功，令同时代人目眩。

转行，第一个铁了心的决定

李翊云的父亲是位研究核物理的专家，母亲是教师，和许多同年龄的尖子生一样，李翊云从小受到浓厚的数理化熏陶，中学搞奥赛，大学就读于北大生物系，本科毕业后，于1996年赴美到爱荷华大学攻读免疫学博士。一路走来，这一切显得顺理成章。出国亦是她儿时的理想，“大院里的小孩都是学习很优秀的，我念小学时，就看到身边比我大一点的同龄人纷纷出国。”处在青春期叛逆的她，“也特想到外面去，不想呆在家里。”

在爱荷华，身边美国同学聊的不是实验就是电视，中国留学生则关心买车购物，这几样都勾不起李翊云的兴趣。她从小喜欢读书，《收获》《十月》、大部头的世界名著，儿时似懂非懂的阅读记忆，在她心里悄悄埋下艺术的种子。带着想找人聊聊文学的愿望，她报名参加了一个社区学校的写作班。班上多是老太太和中年妇女，虽然可能没有遇到理想中志趣相投的朋友，但写作班老师的一席话，对她意义非凡。“你应该好好写，争取有一天能让作品发表。”这番鼓励与鞭策点燃了她的文学之梦。

之后几年，李翊云利用业余时间大量读书，并坚持不懈练笔，私下用英语写了很多长短不一的作文。“那时候也没有太多作家朋友，就是自己埋头不停的写。当然写的很不成熟，知道不可能发表。”研究生三年级时，她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只需再做一年实验，然后写论文毕业，谋一份大学教职，眼前的人生好像预设的电脑程序，只要按部就班就可有个非常稳定安逸的将来。就在这时，她恍然发现，科学研究并非自己的梦想，她决定放弃博士学位，专心投入小说创作。导师惋惜，拼命挽留，父母反对，母亲说，“当作家也赚不了钱，你浪费了我们给你的所有的教育。”可“那时我确实死了心了，觉得这一辈子就做过那么一个铁了心的决定”。

录取她，普利策作家的唯一请求

从研究生院退学的李翊云，经过两年自修苦学后，决定申请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室。这是全美排名第一的英语创意写作系，1990年代一半的普利策获奖作家是那里的毕业生。虽然李翊云的英语写作得到该系教授James Alan McPherson的力挺，但虚构写作专业的主任一票否决了她的申请，理由是，“英语不是你的母语，你就不该用英语写作”。李翊云只好暂时进入非虚构写作专业就读。

第二年，McPherson教授再度为李翊云说项。这位害羞的普利策获奖作家以自己二十年在爱荷华任教的资历，请求虚构写作专业的主任录取这位中国学生。“所以我其实是走后门，进了那个班。”

不过讽刺的是，正当虚构写作专业对是否录取李翊云无法达成共识、局面僵持时，她给《巴黎评论》寄去的《不朽》（Immortality）一作，被编辑选中，即将发表。不久，《纽约客》也决定刊登她的另一篇作品《多余》（Extra）。这两家都是英语文学界数一数二的杂志，他们对李翊云小说的青睐，一方面为她的申请增加了砝码，另一方面，也令一直把她拒之门外的那位系主任颇为尴尬。

一进虚构写作班，兰登书屋便与李翊云签下两本书约，从此，她开始了专业英语写作的生涯。那一年，她一气写了八个短篇，完成了第一本小说集《千年敬祈》。2005年，李翊云以非虚构写作与虚构写作两个硕士学位，从爱荷华作家工作室毕业。学生签证到期，此时，她面临留美身份的问题。

绿卡遭拒，移民局重理轻文

2004年，李翊云申请美国“艺术类杰出人才”绿卡，虽然有著名作家、国际笔会美国中心(PEN American Center)主席拉什迪（Salman Rushdie）以及纽约客杂志主编的鼎力推荐信，美国移民局仍以申请人没有达到美国国会对杰出能力规定的高标准为由拒绝了她的申请。这件事引来外界很大关注，中英文媒体都做了相关报道。支持她的同行认为，移民局不了解文学界残酷激烈的出版环境，因而低估了她的才华与成绩。“确实比较荒唐，相比下，科学人才在美国申请绿卡非常容易。这个坏消息也让我变得很出名，后来别人一见我，就问我绿卡的事，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从触电写作至今，李翊云用的一直是英语，在文学表达上，英语对她而言是种更轻松自如的语言，她把它比作自己写作的母语。虽然留美不是唯一的选择，但一波三折的绿卡申请过程还是带来一定困扰，“考虑过移民加拿大，或去英国、爱尔兰。”“不想回中国，不是因为不爱。……就好像，你不会和你的母亲住在一块，无论你多么爱她，有一天还是会离开她。”2007年，已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英语系任教的她，终于顺利获得在美永久居留的身份。

相夫教子，自由放养式母亲

“周末发现，7岁的大儿子有个Twitter帐号，据他说，真奇怪，我有两个粉丝呢。4岁的小儿子与老爸打拳落败后说，‘我可能长得可爱，但却是个不好对付的对手。’”

现与丈夫住在加州奥克兰城的李翊云已是两个小孩的母亲。“其实我也不是什么模范母亲，我家小孩属于放养型，”李翊云用从《纽约时报》上学到的一个新词形容自己的为母之道，“我能做到的就是把他们喂饱了，澡洗了，牙刷了，换上干净衣服。以前小时候比较费劲，白天老得陪着他们，我只能夜里写作。现在长大了，他们会自己上网去玩，看看电视，或者两人打来打去，只要不哭，我就不去管他们。我这个人好像没什么原则性，当妈也是。”

今年初，李翊云推出了她的第一部长篇作《漂泊者》，接踵而来的新书宣传活动占去了她许多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出门前，上小学一年级的大儿子用哲人的口吻对妈妈抱怨说，“出名有什么用？你出名就意味着我不能天天见到你。”

大儿子从小就感受到母亲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光环。“他一方面可能觉得得意，另一方面也很看不惯。”“我觉得自己就普普通通一个人，但学校老师有时会跟他说，比如听见你妈妈在广播上，看见你妈妈在哪儿，然后把照片给他看。他回来就说，真没意思，今天有十个妈妈和我说在广播上听见你，谁在乎啊？”

小儿子对母亲的成功没有哥哥感到的那么强烈。可有一次，学前班的老师拿了一本李翊云的书，让他给全班做个演讲。小家伙上去说了两句话，这本书叫什么名字，是翊云·李写的，然后就下台了。“小孩子就这样，他才不在乎你怎么有名，他只要天天看见你，要你陪他玩。”

对话李翊云：
（以下“G”代表《优雅GRACE》杂志，“李”代表李翊云）
G：你刚从多伦多回来，是去参加活动吗？
李：对，参加一个类似艺术节文学节的活动，和另外三个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我们都觉得挺无聊的。我不太喜欢参加这类活动。

G：这是属于你新书的宣传活动之一吗？
李：不是。宣传新书是出版商安排的book tour。以前比较多，近年来出版业不景气，所以很多新书的宣传安排在本地，去外地很花时间和金钱。这次宣传《漂泊者》，我去了美国东部、中西部、西雅图等地。因为要照顾家庭小孩，我觉得出远门很麻烦，但我的经纪人说，我应该高兴，因为他们愿意给我安排那么多城市的book tour。

G：一般book tour包括哪些行程？
李：上电台接受访问，通常是当地或全国性的公共电台（NPR）。白天有媒体采访，晚上去书店签名售书，或做个演讲，和本地作家进行对谈这类。我在纽约时，去的是亚洲协会。

G：你的新书《漂泊者》（The Vagrants）写了多久？
李：初稿写了不到一年，但修改的时间比较长。我的美国编辑和英国编辑都给我不同的意见。在美国，一本书从交稿到出版，中间一般需要一年半时间。

G：你觉得，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对你后来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李：影响总是有的。像我们家，从小就不太主张我看小说，但小孩子嘛，爸妈说不要干的事，一定会去干。那个年代文学杂志特别多，我记得7、8岁时，看的就是《收获》《十月》这些大人看的杂志，印象中没看过小孩的书。上中学后，看得更多更杂，有的也看不太懂。我觉得不懂是很好的，什么都弄懂了，就没有好奇心了。另外，我记性很好，把不懂的事情都记下来了，然后自己瞎琢磨，有时候琢磨对，有时候琢磨不对。后来回想，这些对当作家都是很有用的。

G：从生物本科到免疫学硕士，这6、7年科学领域的训练，对你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有帮助吗？
李：有的，主要是从科学训练里得到的那种务实、敬业的精神。像我教课后，就常批评我的学生，说他们不够敬业。搞科研，每天要在实验室做十个小时以上的实验，写作也是，要当作家，每天不写上3、4个小时，怎么行？再好的作家，也可能写出很差的东西。不管好不好，起码要写出来才知道。光空想没有用。

G：你平时有比较固定规律的时间来写作，还是凭灵感决定写或不写？
李：以前比较规律，因为既要教书又要管小孩，所以都是夜里写，从12点到4点，规定自己每天写4个小时，但这样做对身体不好。现在一般早上有空的时候写一点，我又刚交稿了一个短篇小说集，大概明年夏天出版。目前想缓一缓，毕竟写作是细水长流的事，不给自己太多压力。

G：新的短篇集与上一本《千年敬祈》有什么不同？
李：写第一本书时，我只是在学习怎么写故事，各种各样的写作方法都尝试一下，所以不是非常统一，东一锤西一棒的。这本书，我觉得比上一本更成熟一点，知道自己想写的是什么，对故事和人物的基调更有把握。

G：作品问世后，会不会关心报章媒体的书评？
李：我基本上不看。但现在的出版商都要求作者最好有个个人网站，我需要把一些书评收集在我的网站上，所以偶尔看一两眼。说实在，从书评上学不到东西。无论说好说坏，有时都觉得没有说到点子上。但如果我知道那位书评作者，比如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在《纽约书评》给《千年敬祈》写的书评，一下子教会了我很多关于写小说的东西，这样的书评，值得一读。

G：美国注重文化多元性，你觉得，作为少数裔作家，在这种环境下是更容易生存立足，还是反而更难？
李：说实在，我不太想这个问题。我知道，他们发表我的作品，肯定会想到这是个中国人写的，或者，他们不用我的作品，因为最近有足够多中国人的作品，要换个别的国家的。出版界肯定有这种考量，但这和我没有关系，也不带给我快乐。我唯一能做的是把小说写好。

G：你的父母读过你的作品吗？
李：他们会问我写了什么，但我就含糊其词，不告诉他们。他们也知道我不愿讲。

G：那你丈夫呢？
李：这本《漂泊者》他没看过，我让他下本书再看。他是个很严苛的读者，会说这儿不好，那儿可以写得更好，我觉得没有帮助，就不让他说。可他又不能违心赞扬我。为了不引起矛盾，我索性不让他看。

G：你现在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写作，教学与创作，你个人更喜欢哪一个？
李：我不喜欢教书，只是为了挣两个小孩的学费和生活费。如果专职写作的收入够的话，我肯定就不教书了。我的性格不太爱和人说话，但教书一定要和学生打交道，比较累。

G：创意写作作为一门大学科目，是美国的首创。在中国好像还没听说过。你在爱荷华写作班学习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其实，写作是不能教的。但去学写作，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结识写作上的朋友，像我一些最好的朋友，都是写作班时的同学，他们会陪伴你一辈子的写作生涯，这种友谊很可贵。我们在一起不聊别的，就讨论书。第二，在写作班学的其实不是写作，而是怎么读书，跟着那些教授会发现自己原来的读书可能并不得法。另外，我也是在念写作班时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文学偶像──William Trevor，这个很重要。具体写作技巧相对是次要的。

G：从写作班的学生转变成老师，你在教授写作时，主要教给学生的是什么？
李：我会教他们一些写作技巧上的窍门和捷径，但光凭这些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我无法教他们怎么写一定能写出好的作品，但能给他们的习作指出毛病，告诉他们为什么这样写不对。另外，我会和他们分享我认为好的作家，教他们怎么读文学作品。

G：你去年到北京参加书虫文学节，阔别十年后再回中国，对国内巨大的变化会不会感到震惊？
李：我觉得变化主要是客观上和物质上的，像我回北京，路都不认识，对这些都是有心理准备的。因此这种震惊只是表面的。回到家，和邻居一说话，觉得和20年前没有变化。生活的境遇可能变了一些，但人心、人性的演变，是很缓慢的，或者说，在我们有生之年，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就像读狄更斯几百年前的小说，里面的人物和现在的人没什么区别，只是说的话不一样而已。

（《优雅GRACE》人物专访）

在最有影响力的80岁以上美国人评选中位列十三

她今年87岁，却仍担任世界畅销女性杂志的国际版执行总编

负责36种语言、60个版本的Cosmopolitan在全球的出版与发行

她用智慧，书写了一个优雅不老的传奇

小石城，不愿回到的过去

海伦·格利·布朗出生在美国中南部阿肯色州的小镇绿森林，4岁时与家人搬到州首府小石城，住在郊区。经济拮据、平淡乏味的小镇生活，与媒体上好莱坞明星的光鲜亮丽大相径庭，和许多女孩一样，混杂着虚荣和好强的复杂心理，海伦从小怀揣着飞上枝头的公主梦。当她成为畅销作家后，与同时代来自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大都市的成功女性不同，她总是竭力撇清自己与出生地的关系，却未意识到童年的成长环境在她身上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比如，即使在找到白马王子、入主Cosmopolitan主编后，她仍保留着穷孩子节俭的习惯，反对职员外出就餐，坚持每天自带午餐便当。

母亲也许是海伦人生的反面教材。身为家中长女的克莱奥·格利，虽然学业出色，终还是敌不过家中的压力，从大学辍学，承担起照顾其他八个弟妹的责任。在婚姻上，克莱奥迎合家庭的期望，拒绝了自己更倾心的学校同事，而嫁给一个仕途光明的律师。这个错误的决定令她终生抑郁寡欢，也给年幼的海伦造成阴影。

在海伦和姐姐玛丽眼中，父亲是个亲切风趣、备受人喜爱的慈父，每年带她们去参观阿肯色州的博览会，去当地机场旁看飞机起飞，可是这段快乐的童年没有持续太久。1932年，海伦十岁时，父亲在一次电梯意外中丧生，无论精神上还是经济上，这对格利-布朗一家都是沉重的打击。婚后迫于丈夫要求、当起全职太太的克莱奥，发现自己缺乏足够的能力独立养家，又值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对女性而言，工作机会更是相当稀少，母女三人的生活捉襟见肘。和当时许多女性一样，再婚成了克莱奥为自己和女儿寻求基本生活保障的唯一出路。

从母亲身上，海伦得到一个教训，与其为任何原因牺牲自己，不如好好为自己而活，后者才是积极的人生态度。

洛杉矶，单身女子的生活

1937年，母亲担忧大女儿玛丽会重蹈自己的覆辙，早早成家怀孕，囚禁在婚姻的牢笼，决定举家离开保守的小石城，去洛杉矶暂住。早已厌倦小镇沉闷无趣的生活的海伦，终于得到解脱，可贫困依旧像幽灵一样，困扰着她们。

搬到洛杉矶没几个月，玛丽患上脊髓灰质炎，变成无法正常行走的残疾人。一个无力独立养家的母亲，一个跛足、需要经常接受物理治疗的姐姐，不论海伦在中学取得多么优异的成绩，不论母亲对女儿寄予多少厚望，最后金钱决定了海伦和母亲一样，在大学念完一个学期后，不得不退学。她回到加州，在一所文秘职业学校半工半读，第一份工作是在洛杉矶一家电台做打字员。

虽然失去了大学深造的机会，但自学生时代便是风云人物的海伦，绝不会安于做个平凡的小职员。不过在“女权主义”还是一个陌生名词的四十年代，女人要在男性主导的职场争一席之地，海伦并没有太多空间。儿时贫寒的生活和眼前养家的压力，使海伦极度渴求经济上的安全感。在频繁更替的秘书工作中，海伦踏上了一条可预见的路──被包养的女人。

衣食无忧并没带给海伦快乐，她事后回忆，“我以为这样可以令母亲、姐姐和我自己获得永久的生活保障，……但结果证明，一切都错了。”再多花钱的自由，都只是虚幻的独立，她无法同时胜任秘书与情妇的双重角色，一年后，男人决定变卖生意，移居他乡，海伦如释重负。

战时因特殊要求，女性纷纷走出家庭，投身相夫教子以外的工作，但二战结束后，提倡妇女回归家庭的呼声再度高涨，早婚早孕成为一个显著潮流。1945年，美国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23岁，1951年，三分之一的女性在18岁时结婚，到1958年，15岁至19岁间的已婚女性已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年龄段。年轻的海伦以一种不屑嘲弄的态度看待婚姻。“有时，我觉得一个丈夫和三个孩子对我而言，远远不够。”她视结了婚的女子为循规蹈矩或长期饭票的牺牲品，并语出惊人，婚姻只是人生最糟时的保护所，“在风光无限的岁月，你根本不需要一个丈夫。”

婚姻，事业起步的基石

虽然身边的女性友人一个个踏进婚姻殿堂，跨入三字头的海伦依旧享受都市单身女子的生活。在一次应征纽约一份广告文案工作未果后，她心血来潮决定给自己换辆新车。穿上迷你裙，在洛杉矶车行试开心仪已久的福特雷鸟跑车，结果却看中更昂贵的一款奔驰运动车。最后，她几乎花去全部积蓄，用五千美元现金买下那辆她认为将掀开她人生新一页的车。海伦的预感的确没有错。不久，她遇到了后来的丈夫，大卫·布朗。海伦相信，最初吸引大卫的不是自己的女性魅力，而是这辆车。“这一疯狂的购买，肯定大大震撼了我的新朋友。”

35岁的海伦摇摆在独身的骄傲和结婚的渴望之间，可对刚刚结束第二段婚姻的大卫而言，结婚也许是他最后才会考虑的安排，不过这并未影响海伦坚定的爱情。家境优渥、事业有成、风度翩翩的大卫，在海伦眼里是最理想的丈夫人选，她没有理由放手。也因此，无不有人质疑她把大卫当作事业的踏板。诚然，海伦后来的成就与大卫不无关系，但如果纯粹从功利角度理解这段婚姻，似乎有欠公允。五十多年携手共渡的风风雨雨，也许是最好的反驳。

虽然大卫的收入远远超过海伦，但婚后的她，既没有放弃广告公司的文案工作，像其他电影制片人的妻子那样，做个社交名流，也没有以事业为借口，拒绝承担一个传统妻子对家庭的责任。她亲自下厨，把脏衣服扔进洗衣机，打扫房间。大卫在欣赏海伦操持家务的同时，也义无反顾的支持她的事业，把海伦推向第一个高峰的《单身女孩与性》（Sex and the Single Girl）一书便是这么诞生的。

说来滑稽，大卫对海伦写作才能的认识竟是来自无意间窥看了海伦与某个男相识的调情书信。读完那捆信件，大卫非但没有妒火中烧，或向海伦质问那个男子是谁，反而惊喜的发现：海伦有写书的潜质！

当连续剧《欲望都市》红遍全美、四个女主角的感情事业为观众津津乐道时，三十年前海伦所著的《单身女孩与性》无疑是都会单身女郎的教科书先驱。它不仅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书，更在美国掀起一场关于单身女性观念的大讨论。书中对女性有权享受性爱之乐的辩护和提倡，在60年代性解放运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可是，海伦认为女性可以利用姿色等性别优势、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观点，遭到不少女权主义者的指责和抨击。与一心打破不公平的社会制度、追求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不同，海伦选择一条巧妙利用男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实现女性自我的实用主义途经。也因为这些争议，她在女性解放运动史上的地位被一定程度的忽略与低估。

Cosmopolitan，大都会的辉煌巅峰

《单身女孩与性》令海伦一鸣惊人，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多到邮局无法投递。由于实在无法一一回信答复，海伦与大卫产生了创办一本杂志的想法，目标读者是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他们撰写了详细的企划书，可在募集资金过程中，屡屡碰壁。虽然创办杂志的愿望没有实现，但它把海伦领进了美国报业巨头赫氏集团。

Cosmopolitan 是赫氏旗下一份有80年历史的女性杂志，但到60年代，因为理念问题已远远落伍，面临转型或停刊的两种选择。有人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布朗夫妇，大卫于40年代曾就任Cosmopolitan的执行编辑，于是他把海伦和她之前的杂志构想介绍给了赫氏集团的主管。

世上的事往往充满讽刺和阴差阳错，赫氏集团在传媒界是出了名的保守，可最后竟点头雇佣了海伦这样一位大胆前卫的女性，出任Cosmopolitan的主编。不过这中间不是没有妥协，海伦后来也承认，有时她不得不否决一些太敏感的文章，比如涉及到女同志的话题，是绝对的禁忌。

海伦主编的第一期杂志便推出一篇讨论避孕药与女性性解放的封面故事，开启了Cosmopolitan的全新时代，以致短短几年中，绝大多数读者误以为它是从海伦开始问世的。即使在杂志内部，1985年11月，Cosmopolitan隆重推出了庆祝海伦担任主编20周年的特别刊，但对第二年该杂志创立百周年的纪念却无特别动静，仿佛前面的80年历史因为海伦的出现变得不复存在。

五六十年代，出版界仍是男人的天下，海伦是当时唯一两位女性杂志主编之一，另一位是Vogue的Diana Vreeland。她卓著迅速的成绩──使Cosmopolitan脱离濒临倒闭的困境，并一跃成为全美销量第一的女性杂志──令业内人士既敬畏又困惑，却没有为她赢得足够的尊重。1969年，赫氏集团为现任主席举行加入赫氏50周年的庆典，邀请的宾客名单中独独遗漏了海伦，只因她是女的，这令正意气风发的海伦颇感沮丧。

不过Cosmopolitan节节上升的销量，吸引了广告商越来越多的关注，海伦的努力也渐渐得到男性同行的肯定，把她与文学界顶级期刊《纽约客》的编辑相提并论。“《纽约客》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她（海伦）深知女性读了这份杂志会有什么反应，因为她就是那个女孩。”

工作，另一种优雅的老去

惧怕衰老是女性普遍的担忧，海伦亦不能免俗。她严格控制自己的体重，借助各种美容科技抵抗容颜的老去，不过对她来说，忘记年龄的最佳途经是工作。”我根本不能相信自己真实的年纪。衰老只是一个陷阱，你必须有点傻子的疯狂，相信自己正在摆脱它。我通过工作，竭尽全力逃离那个深渊。”

进入80年代，Cosmopolitan的销售从顶峰出现回落，一部分原因是同类新兴杂志的涌现和效仿，增加了不少竞争对手。同时，海伦与杂志目标读者日益拉大的年龄差距也成为要求她离位的重要理由。虽然早在1983年，海伦就宣布要找一位后继者接替她的位置，但她的留恋犹豫以及几乎完美的工作表现，令赫氏集团无法狠下决心。直到1996年，在服务了Cosmopolitan 31年后，海伦终于决定退下主编一职，但她并没离开出版界，转而就任Cosmopolitan国际版的执行总编，负责Cosmopolitan在全球的出版发行，直至今天。87岁高龄的她，依旧活跃在曼哈顿赫氏大楼的办公室，这简直是奇迹，不是吗？

参考书目：

Scanlon, Jennifer: Bad Girls Go Everywhere—The Life of Helen Gurley Brown, Oxford, 2009

（《优雅GRACE》传奇栏目）

她生长在俄国，却一生用法语写作，

她在20世纪30年代轰动法国文坛，却于二战后销声匿迹，

她是犹太裔作家，却皈依天主教，作品深得反犹人士的青睐，

她的一生，矛盾重重，争议不断。

2004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上，一本未完成的遗作《法兰西组曲》成为大热门，几天内卖出二十几种语言的翻译版权。2004年12月，该书的法语原著在法国售出26万多本，当年的雷诺多文学奖破例颁给了这位已故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她是上世纪30年代法国最畅销的小说作家之一，1942年遭纳粹迫害，逝于奥斯维新集中营，年仅39岁。短暂的一生里，她创作了十七部小说和无数个短篇，留下若干未完成的手稿笔记。她曾是划过文坛的流星，但她文字的生命，在半个多世纪后，再度复活，绽放耀眼的光芒。

流亡，通往文学之梦

1903年，乌克兰基辅市富人区，一幢雕梁画栋的三层别墅里，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上层家庭。父亲是位大银行家。1913年，全家获准迁到圣彼得堡居住，这在当时是只有百分之三的犹太人才能享受的特权，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在俄国的地位和财势，可见一斑。

伊莱娜极少提起自己的母亲，从她的作品及她女儿对外祖母的描述中，可以推知她的母亲是个漂亮却虚荣的女人，耽溺物质享受，挥霍丈夫的钱，陶醉在英俊美男的包围中。据伊莱娜的女儿伊丽莎白回忆，二战结束后，失去双亲的她与姐姐，乞求外祖母收留，却被拒之门外。

伊莱娜一出生，母亲就对她不闻不问，全权丢给家庭教师照顾。1932年 父亲去世后，母女俩关系更加疏远恶化。法国被德国占领后，母亲用假的拉脱维亚护照逃出巴黎。当她得知伊莱娜因生活拮据去她公寓拿走她的皮草时，立即通过中 间人，写信要求女儿把皮草归还。伊莱娜也不示弱，在回信中冷冷的挖苦道：“没错，是我拿走了皮草……和别的东西。我早把它们卖了，让她的外孙女和女儿能多 撑上一段时间。我想，能帮她女儿一把，她一定感到很荣幸。离开巴黎时，她早知道女儿既没钱也没工作。……注：很遗憾，那些破旧的皮草根本不值几个钱。”

1917年，俄国社会动荡不安，圣彼得堡成为革命的摇篮，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受到巨大威胁。于是，他们先搬到莫斯科，后逃往芬兰，1919年春天，从斯特哥尔摩辗转到法国。父亲很快在巴黎重建起生意，内米洛夫斯基一家仍旧维持着原来精致奢华的生活。

对16岁 的伊莱娜来说，法国并非陌生的异乡。“从四岁起到战争（二战）爆发，我每年都会去法国一次，第一次在那里待了一年。从小抚养我长大的是位法国女家庭教师， 在家中，我和母亲总是说法语。”和今日许多怀揣艺术理想的青年一样，伊莱娜把巴黎当作实现文学梦的应许之地。可是，这份对法国盲目天真的迷恋，也为她日后 的悲剧埋下伏笔。

舞会，母亲的遗传因子

虽然内米洛夫斯基一家是从俄国逃亡到法国的犹太人，但在巴黎，他们既不参加犹太人的活动，也鲜少和俄国移民打交道，而与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中产阶级往来密切。

到达巴黎后的伊莱娜，随即和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打成一片，渴望融入 这个与自己犹太出身完全不同的世界。她频繁出入各种舞会，并在给女友的信里，炫耀自己如何成功虏获一个个男性。“我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三周，结识了一群英 国青年……我使出浑身解数，让他们围着我团团转。”可有时玩得太过火，也闹出事情。“…来找我，给我上了两个小时的课：训斥我似乎太轻浮，告诫我挑逗男孩 是种很坏的行为，诸如此类。你知道，我把亨利甩了，……第二天……他揣着枪来找我？……我有点紧张……幸好最后，他的朋友把他带走了。然而我开始反思，也 许不应该开感情玩笑……玩弄别人的感情！”

也是在舞会上，伊莱娜遇到了米歇尔·爱 普斯坦、一个“肤色很深的棕发小个子男人”。米歇尔也是出生于犹太金融家家庭，和伊莱娜一样，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两人可谓门当户对，可母亲却对这门亲事不 太赞同。“昨天有个笨蛋问我母亲，‘到处都在传言，你的女儿要嫁给爱普斯坦了，这是真的吗？’你应该看看我母亲当时的表情……简而言之，事情发展的不那么 顺利。”

尽管母亲反对，23岁的伊莱娜还是于1926年夏天与米歇尔在巴黎登记结婚了，两人并未举行犹太式的婚礼。婚后的伊莱娜，收起花蝴蝶般的社交生活，从舞会中抽身，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转移到文学创作上。

写作，惊艳法国文坛

如果说法国给内米洛夫斯基一家提供了政治庇护和经济保障，那么它带给伊莱娜的，则是心灵和精神的自由，她可以用她喜欢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

一到巴黎，伊莱娜便开始向法语杂志投稿。最初，她给一本面向男性 读者的杂志配写漫画对话。虽然这份杂志充斥着裸女素描和供人消遣的故事，内容并不怎么高雅，但对伊莱娜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文字可以得到发 表。挣得的第一笔稿费，令她深感骄傲。“杂志主编一脸惊讶的盯着眼前这位17岁的投稿者，她看上去更像个15岁的小女生。”

伊莱娜不可思议的文学天赋，震惊的不只是这家三流杂志的主编。1929年，文学巨匠普鲁斯特的著作出版人Bernard Grasset 收到一份没有签名的手稿，信封上只署名“爱普斯坦”（伊莱娜丈夫的姓氏）。他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但当他读完手稿，难掩发掘到一颗文坛新星的喜悦和兴奋。据他的助手回忆，“第二天，Grasset就给这位作者回信，表示非常愿意出版这部作品，并请他尽快前来出版社签约。可是等了三个礼拜，作者仍没出现，于是我们在报上登了一条寻人广告…最后，事情进展顺利。一位（身材娇小、黑发、俄罗斯血统、羞涩的） 年轻女子来到出版社，不到半个小时内就签下了出版合约。”

这本《大卫·格德尔》一经问世，便在巴黎文坛引起史无前例的轰动，成为艺术沙龙议论的焦点。评论界毫不吝啬的用各种溢美之辞赞许这部作品和这位年轻的女作家。但小说里对犹太人漫画式的讽刺和批判，也招致犹太读者的非议，指责她加深了外界对犹太人的成见，助长反犹主义的气焰。

事实上，《大卫·格 德尔》反映了伊莱娜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从小在上流社会长大，特权与财富造成的优越感，使她看不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犹太小商贩，嫌恶他们的贫穷肮脏，可 另一方面，对于自己身处的大金融资产阶级，她亦充满憎恶与不屑，深悉他们对金钱无止境的贪婪和精于世故的狡诈伪善。伊莱娜从心底鄙弃和拒绝这个势利冷漠的 世界，可摆脱不了这一出身在她骨子里留下的烙印。这种撕裂，演变成她笔下对人性清醒而冰冷的嘲讽，同时折射出她在自我身份认同上的尴尬困境。犹太血统，是 她改变不了的宿命，无法认同做一个犹太人，是她一生悲剧的根源。

《大卫·格 德尔》的一鸣惊人，使伊莱娜以一名犹太作家的身份，引起法国文坛瞩目，但这远未满足她在文学上的雄心壮志。她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法语作家，得到认可。在日 后的创作生涯中，她极力摒弃俄国犹太文化对她的影响，往更纯粹地道的法语小说方向努力，试图通过写作，与过去决裂，为自己确立一个新的身份。她曾说，“我 希望，并相信，我是一个法国作家，而不是俄国作家。…… 我说法语比说俄语开始得更早。除了学校的家庭作业，我从未用俄语写过任何东西。我思考、甚至连做梦，用的都是法语。”

遗稿，因文字而重生

虽然伊莱娜的作品得到右翼人士的欣赏和青睐，她也曾试图求助有威望和影响力的友人提供保护，但都无法改变一个没有祖国的犹太人在纳粹铁蹄下的命运。1942年7月13日，盖世太保到法国勃艮第南部一座小村庄逮捕了伊莱娜。几天后，她被送往奥斯维新集中营，没多久在那里感染伤寒身亡。

在避难勃艮第的两年中，伊莱娜每天仍花大量时间在写作上。虽然纳粹颁布了严格的审查制度，禁止发表、出版、销售任何犹太人写的书，但文字是她绝望与不安中唯一的慰藉。

1940年，目睹德国入侵法国，伊莱娜计划创作一部五卷、1600页的巨幅长篇小说《法兰西组曲》，详细记述法国社会各阶层──从上流社会、知识分子到工人阶级──对战败沦亡的反应和表现。时间没有允许伊莱娜完成这项宏伟的计划，只留下两卷手稿《六月风暴》和《柔板》。女儿误把它们当作母亲的日记，不愿打开这份痛苦的回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当她决定把母亲的所有文档捐献给法国现代档案出版馆后，才第一次展读那些细小字迹下的故事，从而发现了母亲的遗作。

《法兰西组曲》在法语和英语文学圈内获得如潮好评，被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作品相提并论。这是二战文学里首部创作于战争期间的小说。2006年1月，伊莱娜的女儿在接受BBC采访时说，“对我而言，最大的快乐是看到这本书被人们传阅。那是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我的母亲因此复生。它证明，纳粹并没有成功的杀害她。这不是复仇，但是一次胜利。”

无论伊莱娜作品里对犹太人的负面描写存在多少争议，无论伊莱娜生前与右翼反犹人士过从甚密的关系和她最后命丧纳粹之手的结局形成多大讽刺，都不能否定她在文学上的才华与成就。她凭借自己的笔和文字，在法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万神殿里争得了一席之地。

参考书目：

Weiss, Jonathan: Irene Nemirovsky: her life and work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优雅》传奇栏目5月稿）

我所住的小镇Palo Alto，位于旧金山以南的硅谷中心，其公共图书馆共有五个分馆，包括一个专门的儿童图书馆，分布在这个面积不到67平方公里、人口才6万出头的小镇里。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密布程度，可见一斑。

公共图书馆最大的功能是借阅，除了提供非专业性的书籍、杂志报纸和参考资料外，美国公共图书馆也出借大量音像资料，包括影视录像带、DVD和音乐CD，而且更新速度很快。通常，新片DVD面市几个星期内便会在图书馆上架。只要是当地居民，无论美国人还是外国人，均可免费办理所在镇或郡图书馆的借书卡，因此，也没了要光顾盗版的理由。

美国公共图书馆借书卡的办理手续非常简单，只需出示驾照（在美国，驾照兼作身份证用途）和一份能证明当前住址的凭据，如水电或电话费帐单，即申即取。一般，一本书的借期是三到四个星期，影碟的借期是一个星期， 到期如果没有别人要借的话，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续借两次。

每家图书馆视其规模和经费，馆藏量从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Palo Alto是硅谷首屈一指的富人区，镇图书馆亦是财大气粗。一个显著的例子，对于畅销榜上的热门书，诸如去年Tina Brown的《黛安娜传记》、阿富汗裔作家胡塞尼的A Thousand Splendid Suns，Palo Alto 图书馆一次便购入十几二十几个副本，排队借阅的人多到上百，好不壮观。而随着蜂拥热潮的退去，部分副本将流到Palo Alto 每月一度的旧书市，无不吸引着广大爱书者。

几乎每家公共图书馆或分馆都有定期组织自己的周末二手书市，有的一月一次，有的一季度一次。书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图书馆弃置的旧书，二是当地居民的捐书。通过一个booksalefinder.com的网站，用户可以查询全美每个周末的书市信息，也可设置电子邮件订阅。每月第二个周末的Palo Alto书市，是硅谷一带规模较大的一个，每次起码有上万本书，小说、传记、历史、哲学、科学、艺术、经济、建筑、菜谱……从通俗读物到严肃文学，一应俱有。而超低诱人的价格，更是令爱书者和藏书家们趋之若鹜。大致上，简装书每本50美分，精装本一元到几元不等，花一两块钱买上一本簇新的精装书，是常有的收获，有时还能买到首版珍本，或意外淘到有作者签名的珍藏本。

馆际互借和流动书车是美国公共图书馆提供的两项重要便民服务。书海繁卷浩帙，时而会遇到在一个图书馆找不到想借的书的难处。只要拥有一张借书卡，便可通过馆际互借，申请把书从千里之外的其他图书馆调来，给读者提供了极大便利。除了少量收取几美元、至多不超过十美元（如果超过十美元，图书馆会事先征求借阅者的意见再决定是否调书）的费用外，绝大多数的馆际互借都是免费的。

流动书车（Bookmobile），顾名思义，是一辆满载着图书、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巴士。读者先通过电话或在网上申请要借的书目，然后到流动书车固定停靠的站点取书还书。有些图书馆的流动书车不止一条行驶路线，从周二到周五，每天停靠的站点也不同，遍及小镇或郡的每个角落。

美国的公共图书馆与当地居民的生活紧密相联，他们不仅致力组织各种文化讲座、职业技能培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更是格外重视。图书馆辟有儿童读书区，经过精心布置，明快活泼的色调，童趣盎然。在里面，有的孩子依在父母怀里听他们念故事，有的一个人沉浸于童话漫画中，偶尔玩性起来，亦可小小嬉闹一番，而不会打扰到外边阅览厅里其他的大人。在图书馆里，常常会看到跟在父母身后、拉着小篮子的小孩，篮子里装着一摞五彩缤纷的儿童书。读书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是从童年、乃至更早时期的潜移默化开始的。

文化大国的建立不完全取决于剧场美术馆的华丽多寡，文化大国的标榜也不完全在于多少犹可炫耀的历史旧帐。在对美国快餐文化嗤之以鼻的同时，从旧金山湾区小镇的公共图书馆和许许多多读书的普通美国人身上，我看到另一层深厚的文化内蕴，而这，抑或才是文化命脉之延续的关键。

（给杂志写但未被用的稿子，很多内容其实在以前的部落格日志里都写过，这次只是攒合成一篇比较像样完整的文章。）

在为出版界这一划时代的改革感到兴奋踌躇的同时，不禁勾起对独立书店落寞身影的缅怀。几年中，一家家独立书店惨淡倒下，据统计，1993年全美仍有4700多家独立书店，到2006年，已减少至2000多家。即将到来的数字图书时代，让人对独立书店的前景更加忧心忡忡。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随着Borders、Barnes & Noble 等大型连锁图书超市的兴起，紧接九十年代，在亚马逊网（amazon.com）引发下的网络书店风潮，独立书店举步维艰，一再陷入财务困境。今年初，美国公共电视做了一期名为《简装书之梦》（Paperback Dreams）的纪录片，叙述旧金山湾区两家有五十年以上历史的独立书店，如何在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挣扎为生。其中位于柏克莱校区的科迪书店（Cody’s Books），在连年亏损、几度搬迁后，终在今年夏天彻底歇业。

爱书者哀挽独立书店的消失。作为一个城市或社区的文化地标，独立书店被赋予的涵义早已超过简单的图书买卖。它既履行着文艺沙龙的职责，又象征了追求自由、反抗权威的叛逆精神。如曼哈顿岛上拥有87年悠久历史的高谭书坊（Gotham Book Mart），在开业初期，以销售禁书著称，最出名的当属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和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美国西部代表伯克莱精神、历经半个世纪风云起伏的科迪书店，1989年因在橱窗陈列拉什迪的小说《撒旦的诗篇》，遭伊斯兰教会的恐怖威胁；而旧金山市区的城市之光书店，更是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大本营。

近年来，伴随反对连锁化声音的高涨，独立书店承载了更强大的文化使命。人们光顾独立书店，不再仅仅为了买书，更渐成一种立场或姿态的标榜，一种与主流大众保持距离、追求个性化的行为，虽然有时，这种刻意的特立独行也会变味成反向的附庸风雅。

可是，作为一个商业实体，书店不可免俗的必须面对赢利问题。独立书店一般地处闹市中心，由于房地产业的发展，租金上涨让很多书店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纽约城中的高谭书坊，因拖欠50多万房租被法院勒令拍卖藏书，关门打烊。另外，在成本与管理效率两方面，形单影只的独立书店，根本无法与资金雄厚、规模化经营的连锁书店相抗衡。而网络书店的诞生，进一步削减运营成本，具备书籍多样性和价格折扣的双重优势，加上新增的图书预览、音频简介等多媒体功能，对绝大多数的理性消费者而言，网购成为更佳的购书所选。不少独立书店也兼营旧书买卖，但由于书目整理工序繁琐，需要大量人力，仍然不敌从ebay、alibris等一些网络二手书店。

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媒体改变了读书私密性的原貌。各大报纸的畅销书排行榜、电视广播节目里的名人荐书，很大程度影响和形塑了人们的阅读口味。在美国，只要经电视界女王欧普拉金口推荐过的书，无一不销量激增，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人们重拾阅读的兴趣，但也反映出现代人在读书选择上的盲目跟风。因此，欧普拉读书会节目自开播来就饱受争议。许多文学评论者认为她推荐的书目类型单一、流于感伤主义，有的作家非但不以作品被欧普拉挑中为幸，甚至公开表示不屑。

独立、私人化的阅读，在媒体的高调渲染和推波助澜下，逐渐演变成公开、从众、追逐潮流的时尚行为。畅销书越卖越多，人们的读书视野却越来越窄。独立书店个性化的特点，在阅读口味日渐趋同的时下，丧失了与连锁及网络书店匹敌的优势。

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和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美国社区居民并没有放弃为独立书店的生存奔走努力。2005年8月，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开普勒书店宣布倒闭，引起当地人强烈抗议，经社区注资和私人捐款，两个月后再度开业，维持至今。不过有前车之鉴的印刷机书店（Printers Inc. Bookstore），10年前濒临关门之际，虽经社会各界援助得以重新开张，但维续不到三年，仍在2001年再度划上句号，人们对开普勒的未来依旧不太乐观。

独立书店的衰落，带走了一个阅读的黄金年代。在这场全球化、标准化、批量化的文化变迁中，它注定扮演那个无能力挽狂澜的悲剧角色。而由谷歌引领的电子收费图书馆，是否能带动出版业、图书业走出低谷，做主的，仍是生活中每一位实实在在的读者。

（这篇本来是给一本杂志写的稿子，但因杂志停刊没用，既已成文，就贴在这里。）

──F.司各特·菲次杰拉德

走到童话故事的尾声，从此我们将永远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像塔里的公主一样。

──1920年春，珊尔达婚前写给司各特的信中

囚禁在“美国梦”里的南方淑女：珊尔达·菲次杰拉德

文/LILY

藉着天生丽质，充当男人的缪斯，这是一则20年代美国丽人的生动广告。它给不谙世事的珊尔达·塞瑞描绘出一幅美好浪漫的前景，却使她终生禁锢其中，并一步步引她走向毁灭。

她与菲次杰拉德金童玉女的结合，没有在文学史上留下一段佳话，相反，在不少研究者和读者眼中，珊尔达是一个脾气乖张的疯女人、寄生虫，自私轻佻，贪图享乐，连菲次杰拉德后期的沉沦不振，也被自然的归咎于她的虚荣、嫉妒和神经质。

上述对珊尔达的责难，在男性居主导的社会历史里，并不新鲜。70年代后，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一些女作家开始从更富理解和同情的角度，为她辩护。珊尔达的悲剧，既缘于她性格中不可回避的弱点，也是男权社会里女性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失败和破灭。

1，南方双州的舞会之花

1900年7月24日，一个呱呱坠地的女婴，降生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市的塞瑞家，成为家中最小的幼女。

母亲Minnie生于一个保守的议员家庭，由于外祖父激烈愤怒的阻挠，不得不放弃对艺术和表演的钟爱，嫁给一个年轻有为的律师，终日缠身在忙碌繁重的家务中。或是出于对婚姻的灰心失望，Minnie在子女教育上，不肯循规蹈矩，一意孤行，加之她对小女儿特别的溺爱，造就了珊尔达从小不拘管束、放任自由的个性。

童年的珊尔达，是个活泼贪玩、古灵精怪的野丫头，比男孩子还淘气捣蛋，喜欢恶作剧，与其他南方家庭里的乖乖女截然不同。

随着年龄增长，中学的她，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苗条匀称的身材，娇小精致的五官，甜美可人，许多男生为她倾倒。

一战期间，蒙哥马利市附近驻有两个空军基地，大批年轻士兵的涌入，使珊尔达的社交生活变得异常丰富，一位女友回忆，一周七天，她们每晚都和不同的男生约会。

珊尔达吸引男生的魅力，从大学校园越过州界，在邻州佐治亚也有了无数她的仰慕者。在每次乡村俱乐部的舞会上，邀她跳舞的男士，排成长龙。一份当地报纸不无讽刺的写道，“如果她（珊尔达）灵巧的双脚不是那么忙于跟着一连串追求者的舞步团团而转，或许她能成为像巴甫洛娃一样出色的芭蕾舞演员。”

谁也没料到这番话里惊人的预言性。面对接踵而来的求爱者， 珊尔达放弃了芭蕾舞课程，一个令她抱憾终生的决定。与20世纪初绝大多数的南方少女一样， 珊尔达选择把自己的未来全部寄托在一个英俊富有的丈夫身上。

2，淑女梦的如愿以偿

珊尔达对追求者来者不拒的大方，几乎在所有菲次杰拉德的传记作者笔下，被冠以“放荡”的质疑或诟病，可她的一位女友指出，“调情其实是种古老的风俗”。在20世纪初的美国南部，男尊女卑的思想依旧根深蒂固。女人所有的努力是为觅一个如意郎君。对未婚女子而言，受异性欢迎的程度，象征着她们的社会地位，拥有一堆裙下之臣，被视作女子成功的标志，就像同龄男子以能入学常青藤盟校为荣一样。

1918年夏天，珊尔达在舞会上结识了对她一见钟情的司各特·菲次杰拉德。在中西部成长的经历、纽约都市男人彬彬优雅的气质、和曾就读常青藤盟校的学历背景，使他与南方当地的求爱者相比，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因而深深攫住了珊尔达的芳心。

不过，珊尔达没有立刻接受菲次杰拉德热烈的追求，并且在1919年他的书稿屡屡遭拒的同时，提出了终止婚约的决定。直到1920年菲次杰拉德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得到出版商的青睐后，两人又再度订婚，同年4月，在纽约最华丽的圣派翠克大教堂举行了婚礼。

在有关菲次杰拉德的多本传记中，珊尔达的前后反复，招致唯利是图、贪慕虚荣的指摘。但她的女友和姐姐为她解释道，珊尔达的物质至上主义绝非她个人的势利无情，嫁一个有钱丈夫、当安逸享乐的太太，是当时社会给每个女子设定的“美国梦”。 一战后的美国，物欲横流、纸醉金迷，人们对物质金钱宗教般狂热的追逐，在菲次杰拉德的小说里有着生动形象的描写。对生长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的珊尔达而言，把财富摆在第一位考虑的择偶标准，不仅无可厚非，而且是理所当然。

除了寻求物质上的安全感，与一个初露头角的纽约作家结婚，使珊尔达得以摆脱南方礼教的种种束缚，将她带入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生活圈子。婚后初期，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与菲次杰拉德沉醉在美酒香槟的奢华狂欢中。两人自由不羁、特立独行的作风，很快成为年轻人的偶像，菲次杰拉德夫妇的名字成了“狂乱喧嚣二十年代”的代名词。

3，丈夫阴影下的囚鸟

离开父母管教兼宠爱的羽翼，珊尔达以为获得了向往中的自由独立，实际却是踏入另一个以丈夫为中心的牢笼。好强、叛逆、不安分的天性与“贤妻良母”的传统淑女教育，在珊尔达身上展开一场无休止的拉锯战。她不愿困在柴米油盐的厨房家务里，却又甘愿屈身在丈夫的强势下，做个漂亮的点缀，“好像一只手表，或西装领口上的一束佩花，戴在男人身上，展示给世界”。

和在南方时一样，活力四射的珊尔达，与丈夫一起出入纽约各种豪华派对，遂成众人瞩目的焦点。一束束向她投来的炽热目光，一面使菲次杰拉德飘飘然陶醉在巨大的满足和自得中，一面也激起他内心男性占有欲的嫉妒。早在苦苦追求珊尔达期间，他便对未来妻子身上这股吸引异性的魔力感到威胁，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忿忿写道，“现在我总算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把公主锁在象牙塔里了。”

从娇媚的南方淑女，到奔放的前卫女郎（Flapper），婚后的珊尔达，想尽各种稀奇古怪、别出心裁的点子，努力扮演菲次杰拉德文学创作上的缪斯。她任由丈夫从她的日记、书信中汲取灵感，并因此拒绝了出版商提出整理出版她日记的邀约。

对菲次杰拉德来说，一方面，他离不开珊尔达这个灵感源泉，另一方面，珊尔达对他时时刻刻的的依赖，又不断干扰他的写作。“有她在身边，他无法工作，没有她在身边，他也无法工作。”朋友日记里的两句话，精辟概括了菲次杰拉德的苦恼矛盾。

和许多从求偶战场得胜而归的男人无异，菲次杰拉德对赢来的战利品渐渐失去了婚前的激情。亲密无间的夫妻生活，打破了珊尔达在他心目中被理想化的女神形象。自我中心的他，开始对妻子身上的瑕疵弱点诸般挑剔批评，一再刺伤珊尔达敏感脆弱的自信心。

初到纽约时，珊尔达累赘隆重的南方装扮，与纽约崇尚简约的都市潮流格格不入，这让菲次杰拉德深感不满。于是，她听从丈夫的建议，倾力购置各式时尚新款衣饰，同时也借购物打发时间，让菲次杰拉德可以专心写作。殊不料，这又引来丈夫对她挥金如土的埋怨，却不提他自己给的士司机付帐时一掷千金的慷慨。

珊尔达与丈夫之间的摩擦争吵越来越多。有时菲次杰拉德在访问中盛赞她是全世界最迷人的女性，不像中西部的家庭妇女，只入得厨房，出不了厅堂。有时，他又责难珊尔达终日无所事事，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本分。苛刻的双重要求，令珊尔达无所适从。其实在婚前，她已明确表示不会当个煮饭洗衣的主妇，只是婚后的菲次杰拉德大概早忘记了自己当初被恋爱冲昏头脑时对珊尔达的照单全收。可反过来，如果珊尔达真的顺从丈夫，做个贤惠勤快的主妇，难道就能消除菲次杰拉德心中的不满吗？显然不会，他会像好友海明威对待第一任妻子一样，转而抱怨珊尔达乏味无趣。

4，身心俱碎的崩塌毁灭

1927年， 菲次杰拉德受邀到好莱坞编写剧本，结识了女演员Lois Moran。这段交往，促成了珊尔达生命中不可逆回的转折。菲次杰拉德称，他对这个17岁少女的倾慕，不在于她比珊尔达年轻十岁的优势，而是她可以凭借自己的天分和努力，干出一点事业。这个残酷的理由，深深刺中了珊尔达的痛处。

在28岁生日到来前，珊尔达决定重拾荒废的舞蹈学习，期望在芭蕾舞上有所表现。可是迫不及待的努力，没有带来预期的成绩。一位到舞蹈教室观看她练舞的朋友事后回忆，“她紧张的动作显得古怪不自然，…… 肌肉发达的双腿，丑得可怕。……为了抓住逝去的青春，那歇斯底里的拼命，足会毁掉一个女人。”

菲次杰拉德对妻子在芭蕾上的用心，不以为意，更因她疲于练舞、以致无精力陪他出席舞会派对而心生怨怼。身体超负荷的劳累和心理上急于成功的压力，终于导致了珊尔达精神的第一次崩溃。

经过芭蕾舞尝试的失败，珊尔达将精力转投在写作和绘画上。在1922和1923年间，她曾玩票式的写过几篇文章和短篇故事，可待刊载时，报纸却拒绝单署她的名字，而变成她与菲次杰拉德的合著。当夫妇俩发现署名司各特·菲次杰拉德的故事可以卖出更好价钱后，珊尔达的名字便从作者一栏消失不见。在现存普林斯顿图书馆的菲次杰拉德档案库里，有若干篇发表的文章上，清楚留着珊尔达叉去司各特、或在涂掉的司各特·菲次杰拉德旁写上自己名字的笔迹。

1932年，珊尔达在六个星期里完成了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自传体小说《为我留下华尔兹》。这让本就对她写作抱持轻视鄙夷的菲次杰拉德怒不可遏。 他觉得珊尔达抢走了属于他的小说素材，更认为妻子在书里大大贬损了他的形象。妒火中烧的菲次杰拉德怂恿出版社用马虎草率的校对和拙劣的印刷装帧来阻止这本小说的商业成功。连珊尔达的精神治疗医师，也对她的文学才能视而不见，甚至一再开导她，不要与丈夫争强好胜。

绘画成了珊尔达最后的避难所。她在画布上倾注自己对芭蕾事业的哀悼。她的画风受梵高、毕加索、后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生前有过五次公开展出作品的机会。可毕竟缺少系统正规的早期训练，珊尔达在绘画上取得的成绩，依旧没有挣脱菲次杰拉德夫人的影子。

1930年11月，珊尔达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对这个结论，她的最后一位精神医生认为是个误诊，实际上她罹患的是两极情绪紊乱（Bipolar Disorder）， 即周期性的躁狂与抑郁交替。而长期以来粗暴不当的治疗，进一步加剧恶化了病情。1948年，47岁的珊尔达丧生在北卡精神病院的大火中。当时，她正在着手创作第二部小说Caesar’s Things。

（《优雅》传奇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