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就好，为何要快乐？”这是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十六岁离家出走时养母对她说的一句话。三十六年后，温特森将这句话作为自己回忆录的标题，“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走错的婴儿床

珍妮特·温特森1959年出生在曼彻斯特，母亲诞下她时才十七岁，是个家境贫寒的未婚少女，因此，她决定把女儿送人。收养温特森的是对工人夫妇，养母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一生似乎只在等待世界末日的来临。她性格沉郁，行事怪癖，为免和丈夫同床，会通宵做蛋糕、织毛衣，忙碌不停，当丈夫上夜班时，她就整晚在床上读圣经。这或许是她没有或不能生育的原因。温特森说，“我知道她收养我是因为她想有个朋友（她没有朋友）。”可温特森和养母非但没有成为朋友，最后还几乎决裂。

在回忆录里，温特森用“温特森太太”或“W（Winterson）太太”来称呼自己的养母，这一方面暗示出她与母亲之间的距离。童年时，温特森经常被母亲关在门外过夜，“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直到送奶的人来，我把两瓶牛奶统统喝光，留下空瓶气母亲，然后走路去上学。”年少时，母亲在她床垫下发现D·H·劳伦斯的小说，盛怒之下，把温特森偷藏的书悉数焚毁，“站在烧完的纸堆旁……我意识到自己也许可以做点别的。‘他妈的，’我心想，‘我可以写我自己的书。’”1985年，温特森出版了第一本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母亲在电话里斥责她，“这是我第一次订书时要用化名。”

温特森以令人惊讶的坦白叙述了她与养母之间的冲突以及这给她人生投下的阴影。回忆录的开头这么写道，“当母亲朝我发火时，这是经常的事，她说，‘魔鬼带我们走错了婴儿床。’”这种没人要的被遗弃感和不安全感一直纠缠至成年后的温特森。爱，缺乏爱，渴望爱，付出爱，得到爱，接受爱……温特森挣扎在各种关于爱的艰难的可能里。

通过“温特森太太”这个称呼，温特森以小说家的冷静和超然去审视自己的养母，试图理解她。温特森在英国北部长大，那里是工业重镇，风气保守，六七十年代，女性依旧大都被束缚在家庭生活里，没有自己的事业，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许多强悍能干的女性成了“家庭主妇”，唯丈夫是从。温特森的养母便是其中一员。“她看不起他（这不公平），可她喊他一家之主（并不是这么回事）。这种婚姻/家庭模式遍布我所目及之处。”这可能是温特森太太一生不快乐的根源。

英语文学A—Z

温特森太太希望把女儿培养成传教士，她不允许温特森受到任何世俗的影响，尤其不准她读小说，“书的坏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等知道时为时已晚。” 温特森家里只有六本书，一半是圣经和和圣经有关的。每晚，温特森太太会为丈夫和女儿朗读半小时圣经里的故事，从开篇一直到把旧约和新约合计的六十六册全念完。据温特森回忆，“母亲是位出色的朗读者，自信、声情并茂。她读圣经时仿佛把那当作是最近刚写的——也许对她而言是如此。我很早就感觉到，文本的力量不受时间限制。文字持续不断地发挥其功能。”

可另一方面，温特森太太嗜读探案小说，喜欢艾勒里·奎恩和雷蒙·钱德勒，每周，她派温特森去镇上的图书馆为她取书，这给温特森创造了走进英语文学世界的机会。“（Accrington公共）图书馆里有全部的英语经典名作，还有些颇令人意外的像Gertrude Stein的作品。我不知道读什么，或照什么顺序来读，于是我就从A开始。”

“书是一扇门。打开它，走进去，你还会回头吗？”“小说和诗歌是药剂，是良药。它们治愈的，是现实在想象上造出的裂痕。”于是，阅读和书写成了温特森走出创伤的自我救赎。她在回忆录里解释自己写作的原因：“我不说自己‘决心’当一个作家，或‘成为’了作家，这不是出于志向，或甚至不是有意识的选择。为躲避温特森太太的故事的严密罗网，我不得不想办法讲出自己的故事。”

在直言自己是个雄心勃勃的作家时，温特森特别强调，她欲跳出人们给女性作家设置的偏见——认为女作家写的总是自身的“经历”，不像男作家那么恣意大胆，具有实验性。“为什么不可以既写自己的经历，又兼具实验性？”温特森用自己的作品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回忆录的前半部分，她打破直线叙事，在时光的隧道里跌宕，在往事与反思间徘徊，行文散漫而别具张力。她的文句简练优雅，有时短促得只有一两个单词，却掷地有声。

伤疤，身份的标志

在回忆录里的题献里，珍妮特·温特森把这本书献给她的三位母亲，Constance Winterson（温特森太太），Ruth Rendell（给予温特森母亲般关怀的好友），以及Ann S.，这是她的生母。

2007年，温特森在养父母位于小镇Accrington的家中无意发现了一些有关领养她的旧文件。一段以前似乎从不存在的过去突然冒出来，令她措手不及。与此同时，她与舞台剧导演Deborah Warner长达六年的恋情陷入危机。在这双重冲击下，温特森几近精神崩溃。

她寄情写作，与自己身体内的另一个声音对话。在创作的童书《太阳的战役》（The Battle of The Sun）里，有个叫作“被锯成两半的人”（Creature Sawn in Two），在某种意义上，它其实是温特森本人的投射。“难怪这（《太阳的战役》）是本写给儿童的书。我体内那个发狂的人正是一个迷路的小孩。她想听故事。长大成人的我必须讲则故事给她听。”

在回忆录的后三分之一，温特森以更动情的文笔，叙述了自己如何克服心理顾虑，应付种种繁琐冰冷的手续，找到生母、与她相见的过程。与前半部分相比，这部分的叙事偏于中规中矩，少了些温特森自由不羁的个性色彩。

“要把我送走，等于让我的母亲将自己的一部分切除。我已感觉到那道自那而来的伤口。”“别人怎么认出你？你怎么认出自己？”温特森在文学的世界里搜寻答案。荷马史诗里的奥德赛、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休斯、必须摸到伤口才相信耶稣复活的圣徒托马斯、离开慧骃国时膝盖受伤的格列佛，她把自己与这些虚构的人物类比，找出和伤痛和解的方式。“我们在这些故事里发现伤口与天赋的咫尺之隔：一个受了伤的人——在表面上和象征意义上——因伤口而被和其他人区分开。伤口是与众不同的标志。连哈利·波特也有一道疤痕。”“愈合的伤口不会消失；疤痕永远都在。人们总是通过我的疤痕认出我。”在创作了多本关于爱、关于孤独、关于失去的小说后，温特森选择了一种更直接、更需要勇气的方式来书写她伤痕累累的人生。

（for《上海壹周》）

英语教授Mark McGurl在梳理和分析美国大学创意写作班的著作《系统时代：美国战后小说及创意写作的兴起》（The Program Era: Postwar Fiction and The Rise of Creative Writing）里提到，创意写作教学的一条核心是强调自我表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很多少数裔作家提供了一个平台和通道，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声音”，把自己的故事传达到公共领域，获得更多人的倾听。McGurl以美国非裔作家开创的新奴隶叙事体（neo-slave narrative）为例说明创意写作对少数或弱势族群作家的影响。半个多世纪后，在创意写作班里找到自己声音的不再仅是美国本土作家，尼日利亚的Chimamanda Adichie、中国的李翊云、前南斯拉夫的Tea O’Breht……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族裔，于童年或成年后移居美国，结果却毅然选择了用非母语的英语从事文学创作。这样的移民作家正在源源不断的涌现，成为当今英语文坛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今年夏天，以首部短篇集《西方以东》而展露头角的保加利亚作家Miroslav Penkov是这一群体中又一颗耀眼的新星。

今年还不到三十岁的Miroslav Penkov，1982年出生在保加利亚，2001年，高中毕业后的他赴美留学，在阿肯色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和创意写作硕士学位。Penkov坦言，他小时候并不很喜欢看书，而父母口中那些不断重复的保加利亚的传说和历史故事也让他感到厌倦。他喜欢斯蒂芬·金，受其影响，在美国求学期间，他写了若干冒牌的美国故事，但很快就发现这些故事一文不值，无法令人信服。后来，一位研究巴尔干半岛的教授请他翻译一篇保加利亚语的文章，这件事改变了Penkov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看法，使他有了新的写作方向，“我为什么不写点像这样的充满英雄豪杰、背叛、勇气和怯懦、自由与死亡的故事呢？”于是诞生了这本短篇故事集《西方以东——一个故事中的国家》（East of the West: A Country in Stories）。

在阅读Miroslav Penkov的小说以前，“保加利亚”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也许甚至无法正确指出它在地图上的位置。《西方以东》向人们呈现了一个从奥斯曼帝国开始、历经战火创痛与历史剧变的国家，这里面有非常具体明确的史实细节，如“我正好出生在我们把土耳其人赶走的第二十个年头。1898年。”可同时却又是以虚构的场景、人物和故事带读者走进真切的保加利亚世界。

在标题故事《西方以东》里，Penkov虚构了一条像柏林墙一样的河流，它将一座村庄分割成两半，一边属于保加利亚，一边属于塞尔维亚，两边的亲友每五年有一次渡河团聚的机会。咫尺天涯的爱情往往是最令人扼腕和唏嘘的，《西方以东》里写了两段爱情：外号Nose的主人公自年少时就暗恋上表姐Vera，这段未果的青涩初恋和单恋让他久难忘怀；Nose的姐姐与对岸塞尔维亚青年偷偷相恋，在幸福来临的前一刻丧命于哨兵的枪弹下。可另一方面，这又不是一出单纯的政治与爱情的悲剧，当Nose为了Vera离开故乡、踏上塞尔维亚的土地时，他追问的是自己的身份、自己和过去的联系，而这正是整本短篇集的一个核心主题——离乡背井的保加利亚人。

“今天，有上百万保加利亚人旅居异乡，我见过无数父母（包括我自己的）鼓励他们的孩子离开家，去外面追求更好的生活；我见过保加利亚人改名换姓，抛弃他们的母语，接受新的信仰、新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忘记他们是从何而来的。……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要记住（过去）。”在全球化的移民浪潮中，Penkov描述的这番现象对我们而言决不陌生。在《西方以东》这本集子里，有苦学英语一心想去美国留学的保加利亚少年，有返乡求子、遭遇种种不适应的夫妇，有移民美国后与妻子离异、竭力想在女儿面前掩饰自己落魄的父亲，这些故事，那么遥远，却又那么亲近和熟悉。

在保加利亚长大的Penkov，十四岁时开始学习英语。不少书评者称赞《西方以东》的行文清晰朴素、优雅节制，也有评论提到某些故意掺杂了保加利亚色彩的不地道的表达，为小说增添了诙谐幽默的色彩。语言与文学是互相依存、互相成就的。按照McGurl教授的观点，美国大学的创意写作班为移民作家提供了寻找自己声音的机会，而反过来，这些来自不同母语背景的英语作家，也正在用他们的创作和作品丰富着英语这门语言。

（for《书城》）

晚年，在家人的一再鼓动下，理查德·西弗开始动笔写回忆录，为当代文学史记录下他亲历的一笔。到2009年去世时，他留下900多页的手稿，这些手稿经过妻子珍妮特（Jeannette）的编辑整理，于今年初出版，标题为《暮色中的温柔时光——五十年代的巴黎，六十年代的纽约：一本关于出版黄金年代的回忆录》（The Tender Hour of Twilight, Paris in the ’50s, New York in the ’60s: A Memoir of Publishing’s Golden Age）。

巴黎的浪漫，左岸发现贝克特

理查德·西弗1926年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他12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4岁时发生珍珠港事件，17岁，他报名参加美国海军，先后在南卡罗来纳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接受军官培训，1946年，大战结束的第二年，军方决定将这些学生解散，“简言之，我虽然穿了两年军装，但实际并没体验到战火。”1947年，大学毕业后的理查德·西弗面临人生下一步的选择，他渴望出去认识外面的世界。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亨利·米勒等前辈的传奇，加上昔日同窗杰克·扬格曼（Jack Youngerman）对巴黎的大加颂扬，浪漫的法国成了西弗的向往之地。他一边在一所中学教书，一边申请去法国的奖学金。

谁不想去巴黎找寻“流动的飨宴”？可谁想得到，第二年，在前往法国的轮船上，西弗竟然邂逅了海明威的儿子派屈克·海明威（Patrick Hemingway）。当西弗向他袒露自己大学四年级的论文写的正是他父亲后，派屈克不仅饶有兴致的读了他的文章，而且还将父亲在古巴的地址告诉西弗，建议他把论文寄给他父亲，“我相信他会喜欢的。”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奇遇！

抵达巴黎后，理查德·西弗住在左岸的圣日耳曼区。一次，在经过午夜出版社（Les Editions de Minuit）的办公楼时，他被橱窗里两本书名与封面形成强烈反差的书所吸引，《马洛伊》（Molloy）和《马洛纳正在死去》（Malone Meurt），“如此爱尔兰风格的标题和作者，用的却是如此法国风的封面”。当时的塞缪尔·贝克特还是文坛一个默默无闻的名字，因书稿屡屡遭拒而失望得放弃母语英语，转用法语创作。最后，西弗走进出版社买了这两本书。读完后，他为贝克特简约幽默的文笔倾倒，从此开始积极推介贝克特的作品。

1952年，当朋友介绍他加入初创的《默林》杂志——一本与《巴黎评论》处于竞争位置的英语文学季刊——时，西弗写了一篇介绍贝克特的长文，刊登在第二期上。几年后，正是这篇文章吸引了格罗夫出版社出版人巴尼·罗塞特（Barney Rosset）的注意，促成贝克特作品英文版在美国的出版。

住在左岸狭小破旧的旅馆，靠给美国报纸写稿和零星的教授英语贴补生活，缺乏经济后援的《默林》每期都面临资金不足的危机，为保证杂志能按时出版而常常自掏腰包，理查德·西弗在巴黎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另一方面，围绕编办《默林》杂志，他与作者、出版商、印刷厂主等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在回忆录里，西弗详细生动的记述了这些相识相知的片断。例如，自发表了介绍塞缪尔·贝克特的文章后，西弗辗转联系这位爱尔兰作家，希望在《默林》上刊登他遭出版商拒稿的长篇小说《瓦特》（Watt）的节选，于是有了贝克特雨天亲自登门送稿的意外；为增加《默林》对现实的介入力度，他大胆尝试向已是法国知识界精神领袖的萨特提出请求，准许《默林》翻译转载《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上的文章，不但获得首肯，萨特还婉转的表示愿意不计报酬；后来，萨特向《默林》推荐怪才作家让·热内，60年代，西弗把热内的戏剧和小说译介到了美国。

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位当时或日后大名鼎鼎的作家外，在巴黎期间，西弗还结识了一位特立独行的年轻出版人Maurice Girodias。Girodias的父亲Jack Kahane是巴黎方尖碑出版社（Obelisk Press）的创始人，30年代以出版无人敢碰的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等各类烫手作品而著称。Girodias继承了父亲百无禁忌的作风，在50年代成立奥林匹亚出版社（Olympia Press），专出版一些不俗的“淫书”（Dirty Book），面向的读者是在本国买不到这些书的英美游客和驻扎在欧洲大陆的数千美军士兵。后来，当西弗进入纽约格罗夫出版社，在美国掀起一轮轮冲击出版禁忌的浪潮时，Girodias成了格罗夫的主要合作伙伴。

纽约的战场，颠覆文坛的冒险

1956年，结束服役、回到纽约的理查德·西弗起先在一家读书俱乐部担任编辑，选编推荐书目。1959年，在巴尼·罗塞特的邀请下，他到格罗夫出版社工作，开启了60年代与罗塞特合作、向美国审查制度发起挑战的大冒险。

格罗夫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激起轩然大波的书是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如今回首，也许难以想象，就在半个世纪以前，这本小说仍因含有露骨的情色描写和涉及性的脏话而在英语世界被几乎列为禁书。据理查德·西弗回忆，罗塞特本人并不怎么喜欢这本小说，他真正心仪想出版的是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但《北回归线》的危险更大，因此罗塞特决定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来试水，毕竟当时D.H.劳伦斯已是公认的文学大师，惹上官司的话，胜算会较高。

有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铺路，格罗夫出版社紧接着出版了《北回归线》，虽然联邦级的政府机构如海关、邮局已不再能做出查禁行动，但任何州、市或城镇仍可以提起诉讼，于是，格罗夫面临的的是应接不暇的地方官司。不过这些都没有使格罗夫在反叛的路上却步。既《北回归线》后，格罗夫又相继出版了两本汇集同性恋、暴力、嗑药等更多禁忌题材的小说，威廉·布洛斯的《裸体午餐》（Naked Lunch）和John Rechy的《夜城》（City of Night）。

格罗夫出版社的勇气不仅止于挑衅文化保守主义的神经。1965年，当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克姆·X（Malcolm X）遭暗杀后，本已签下马尔克姆·X自传的Doubleday出版社出于安全考虑而放弃出版该书，格罗夫果断接过版权，使文学史上又多了一部经典。

除了从事编辑出版，理查德·西弗也是一位勤奋的译者，他精通法语，一生翻译了包括萨德侯爵、玛格丽特·杜拉斯、安德烈·布勒东等作家的五十多部作品，其中最惊世骇俗的一本当属《O娘的故事》（Histoire d’O），直至2009年去世后，人们才知道原来笔名Sabine D’Estree的译者就是西弗。

（for《上海壹周》）

四年前，小说《聚会》（The Gathering）以黑马之姿摘得布克奖，让我们认识了爱尔兰女作家Anne Enright。《聚会》写了一段灰暗的家族秘辛，受创的童年与死亡的主题如此沉重，像冬日阴郁的天空，寒冷压抑。今年秋，在洛杉矶公共图书馆见到前来宣传新书的Anne Enright本人，清爽利落的短发，一双颜色特别的芥末绿的漆皮皮鞋，尤其是机智风趣的谈吐，似乎很难让人把《聚会》的作者与眼前的她联系起来，连她自己也说，《聚会》是她几度卡住写不下去的一本小说。

Anne Enright此次的新作名为《被遗忘的华尔兹》（The Forgotten Waltz），是她获得布克奖后的第一本新长篇（前一本是2009年的短篇集《昨日的天气》（Yesterday’s Weather）），基调与《聚会》截然不同。小说主人公Gina是一位三十出头、已婚的IT白领，与年逾五十、有家室的Seán 发生了婚外情。如果说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那么偷情似乎亦是。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也许是最经典、最深入人心的偷情形象。又如爱尔兰小说大师William Trevor，他笔下也写过很多偷情的故事，包括新作《爱与夏天》（Love and Summer）。

偷情的主题在小说家笔下被书写出丰富多彩的篇章，这也许与禁忌不无关系，挑战宗教、礼教、道德、法律的种种禁忌。然而在经过了恋爱自由、性爱自由等各种解放运动后，在许多发达国家离婚率已接近或超过一半的现状下，偷情失去了原本新奇挑衅的色彩，变成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这种见怪不怪中，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偷情故事将被如何书写，它与二十世纪十九世纪的有何不同，在这方面，《被遗忘的华尔兹》无疑是本让人眼前一亮的杰作，有书评认为它的成就超越了《聚会》。

小说以Gina“我”的第一人称展开叙事，发生的一切都是透过Gina之口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种有限制的叙述视角。例如，我们无法确知Seán 的家庭出了什么问题，只能从Seán 对Gina的只字片语中获悉他厌倦了妻子、厌倦了家庭生活。此外，第一人称叙述者也往往是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所有一切都是她/他的片面之辞，甚至常常连叙述者本人，如同小说里的Gina一样，也会对自己的叙述或回忆产生怀疑。可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为小说创造了一个活生生、耐人寻味的人物，这也是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的不同。

Gina，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独立女性，在一个五十几岁男人的主动出击下沦陷，陷入欲望、陷入爱，几度想了断而了不断，最后牺牲掉自己的家庭，也拆散了另一个家庭，这简直是供给道学家批判的最佳范本。而Anne Enright却说，“我喜欢不同的读者用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自己的道德观去看待Gina。我很开心有些读者做出几乎清教徒式的反应。它让我觉得有几分好玩。”好的小说家就像坏孩子，不断挑拨刺激着我们渐趋被日常生活麻木的神经，触探敏感的禁区。

整部小说是一次从Gina角度出发的对偷情的解剖。当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与Seán发生关系后，Gina不断想理清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可困惑的同时，她的身体又一次接一次臣服在Seán的攻势下。从游戏到认真的爱情，Gina是勇敢的，敢于直视自己的欲望，敢于承认去爱，但她也可以说是无耻的，无耻的欺骗，无耻的背叛。

要让一个有瑕疵的人物赢得读者的喜爱、甚至唤起同情，这对小说作者而言是个挑战。Anne Enright用细腻幽默的语言描绘出Gina敏锐慧黠的一面。比如，当Gina见到Seán 的女儿时，“他的女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注视着她，仿佛她也许握有某把打开这个男人的钥匙，他的眼睛，放在她脸上似乎比放在他自己脸上更合情合理；长长的黑睫毛完全一模一样，瞳孔周围同样的海灰色，发出一轮淡淡的光，或白或金。”

Gina与Seán女儿的关系是小说里最微妙的，因为她才是真正与Gina正面冲突的对手。一个男人可以用离婚卸下丈夫的角色，却怎么也摆脱不了为人父的责任。“爱人可以被取代，我想——有一点残酷——但孩子不能。无论Evie（Seán 的女儿）变成谁，他（Seán ）都永远不可避免地爱着她。……她的电话响了，我知道是他，终于着陆了。她花了许久才放下背包，打开、找到电话，阅读他的短信。（我等待我的手机发出震动，可它没有。）”

Anne Enright把Gina与 Seán的故事设置在2002年至2009年爱尔兰经济从腾飞到崩溃的巨大转折时期。她解释，“对变迁中的国家来说，偷情是一个绝好的题材，因为它关系的是旧价值体系的瓦解，人们必须创造自己个人的道德观，因为旧的道德权威不再适用或已死。”Enright从2008年开始创作这本小说，她本担心等书出版时经济危机会已经过去，可事实没有。她巧妙的将时代背景不留痕迹的融入在生活细节中，以零散的笔墨生动刻画了危机前都柏林中产阶级的光鲜生活与危机来临后的萧条，在这个意义上，《被遗忘的华尔兹》是我读过的最贴近当代爱尔兰的一本小说。

（for《书城》）

2011年，电子出版的发展势头如洪水猛兽：一月，电子书在美国总图书销售中占据的份额达到23.5%；二月，大型连锁书商Barnes & Noble宣布其网站卖出的电子书数量是纸质书的两倍；五月，Amazon宣布Kindle电子书的销量超过了平装本和精装本的总和；十月，《华尔街日报》设立电子书畅销榜；此外，英语图书里首度有了专门颁发给电子书的“出版创新奖”，亦分虚构、非虚构、童书、参考书和漫画五类。

Amazon继续以赔钱赚吆喝的方式推出新款Kindle Fire，引起新一轮抢购狂潮，据说它的售价甚至低于硬件成本。针锋相对的Barnes & Noble也于岁末推出了Nook平板电脑，加入与iPad、Kindle Fire争夺市场的行列。

另一方面，电子借阅得到推广和普及，众多学校和公共图书馆加入美国OverDrive公司提供的服务，用户只需凭借书卡就可将电子书、有声书等各类电子读物下载到iPad、iPhone、Android、Sony Reader、Kindle（仅限美国）等设备上浏览听读，到期后自动失效。同时，Amazon也开设了Kindle图书馆，目前优先会员一次可免费借阅一本，期限为一个月。但对于这种允许零售商亏本分发有偿内容的模式的合理性，不少出版社持质疑态度，所以暂时，兰登书屋、企鹅出版集团等美国六大出版公司中尚无一家参与此项目。

纸质书的反击

电子书便携（一台掌上阅读器可以容纳数千本图书）、快速（随时随地联网就可购买）的优点，也许正好符合了这个高速运转、万事讲究效率的社会的需求，它对纸质书构成的冲击可想而知。但诚如美国作家Sarah Shun-lien Bynum所言，数字时代当我们讨论书时，常常忽略“书是实实在在的物品”这个事实。一本书，除了文字内容以外，有大小、重量，平装精装，用纸有区别，有不同版本、不同封面。因此，当越来越多读者被电子书的便利所吸引时，美国出版商决定在传统印刷书籍的包装上下功夫，以毛边、彩色的卷首或卷尾空页、高质量的纸张、精美的封皮等各种特色推动装帧设计的创意，突出纸质书的实体之美和拥有的快乐，不止在于阅读而已。

例如美国版的《1Q84》，封面外包了一层透明的封皮，露出女孩瞪视的双眸，分外引人瞩目。史蒂芬·金的新作《11/22/63》，不但书封做得格外精致，作为小说，里面还罕见的附上了照片。凭《终结的意义》荣获今年布克奖的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在获奖感言里也特别提到纸质书要抵抗电子书的挑战，必须注重外表的美观。把书做得漂亮，才会让人觉得值得购买和收藏。

书店的危机与转机

随着读者纷而转向电子阅读，实体书店的维艰处境和濒危命运进一步成为热议的话题。年初，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型连锁书店Borders破产倒闭，引来一片哀声，仿佛昭示书店的末日即将来临，可也有人指出，连锁书店的职能理念和独立书店不尽相同，Borders的倒下，对独立书店而言或是契机而非不详的预兆，它留下的市场空白可能为独立书店提供更多生存空间。《电子情书》里的故事也许会逆转，街角的小书店将重新回来。

著名的文学经纪人Andrew Wylie针对美国读者和书店的境况，不无乐观的表示，独立书店不会死，因为人们想要让它存活下来。他自己每个周末都会去附近的一家独立书店买几本书，“因为我想让这家店能一直开下去。”

Andrew Wylie的观点在两家从濒临倒闭到转现生机的书店身上得到最好的证明。位于纽约下东区的圣马克书店（St. Mark’s Bookshop）已有三十余年历史，它地处学生、学者和艺术工作者聚集的社区，以经营文化理论、绘图设计、诗歌、电影研究和外国及本地的期刊杂志为主。2011年8月，经营状况跌至低谷的书店在网上发出“救救圣马克书店”的请愿，两个月内光顾的客人骤增，书店营业额显著上升。10月，当店铺的业主联合学院拒绝了书店希望减租的请求后，当地居民提出抗议，其中一条便是将抵制新招入的商家，后经协商，校方终于同意降租，并免除了之前所欠的部分租金，学校也将协助书店修正商业企划。

为双方进行协调的曼哈顿区主席Scott M. Stringer说，他之所以插手干预此事是因为这家自1977年开业以来的书店对当地的文化生活意义重大。“当一家独立书店歇业时，我们一部分的生活也跟着消失了。在我所住的上西区，当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 and Company）歇业时，西区居民失去了某些他们无法找回的东西。”

另一家绝处逢生的书店是新罕布什尔州的河流书店（RiverRun Bookstore）。因不堪承受高额的租金和资金周转问题，位于Portsmouth小镇闹市区的这家书店原本决定于年底停止再续租约。消息传开后，书店很快收到当地居民以投资形式的近六万美元捐助，并顺利觅得一处租金较低的场所。搬迁时，上百名志愿者前往书店，将数百箱书搬至临时的仓库，而这仓库也是新业主免费提供的。

从货比三家到责任消费

除了网络书店的挤压和电子书的冲击外，威胁独立书店生存的还有人们的消费习惯。据调查，美国有39%在Amazon买书的顾客承认先曾在书店浏览过书再上网购买。这种把书店当展示厅的做法令业者无奈而愤慨。2011年夏，哈佛书店不得不在店内贴出告示：“在这儿找到，在这儿购买，让我们能继续留在这儿（Find it here, buy it here, keep us here）”。可年底，Amazon网站公然推出一项促销，用户用智能手机的价格比较程序在实体店拍摄一件商品即可获得五美元礼券。此举大大激怒了包括独立书店在内的所有实体零售商，波特兰市鲍威尔书店（Powell’s Books）的一名职员在脸书上发起了“占领Amazon”的倡议。或许部分因为这种反作用，新年过后，多家书店都表示今年的节日销售情况比往年出奇好转。

1999年，西雅图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示威活动，迫使矛头所指的星巴克开始逐步采购公平贸易的咖啡。虽然以此为原料的一杯咖啡在价格上略有提高，但第三世界国家的咖啡种植者能因此获得更合理的收益，而不是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中被无限压榨，这是全球化浪潮下责任消费的核心。

英美图书市场不像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没有明确的折扣限制规定。据河流书店的店主透露，美国Amazon上一本书的售价有时甚至低于独立书店的进价，加上其他运营成本，在价格上独立书店处于永远的劣势，可它具有网络书店不可替代的功能。最明显的，网络书店不可能举办现场的作者朗读和签售，而更重要的是，垄断的网络书店在某种意义上也垄断了阅读趣味，塑造单一的主流，最终将损害文学的多样性。相反，根据当地居民需要和店主的不同偏好而存在的独立书店，在书籍挑选及推荐上各有侧重和差异，能更好的关照和促进文学创作的丰富多元。从这个角度而言，多花几块钱去书店买书，背后包含的是维护健康的文化环境的责任。

（for 《上海壹周》）

几年前采访李翊云，她说，从生物本科到免疫学硕士，科学训练对她日后文学写作的影响在于让她获得一种务实、敬业的精神。对她写作班上的学生，她常批评他们不够敬业，“搞科研，每天要在实验室做十个小时以上的实验，写作也是，要当作家，每天不写上3、4个小时，怎么行？再好的作家，也可能写出很差的东西。不管好不好，起码要写出来才知道。光空想没有用。”

把时间再往前推，想起更早读过的一篇沈从文先生的《给志在写作者》，里面谈到兴趣和信仰的问题：

“我接到的一切信件，上面总那么写着：

‘先生：我是个对文学极有兴趣的人。’

都说有“兴趣”，却很少有人说“信仰”。兴趣原是一种极不固定的东西，随寒暑阴晴变更的东西。所凭借的原只是一点兴趣，一首自以为是杰作的短诗被压下，兴趣也就完了。

我听到有人说，写作不如打拳好，兴趣也就完了。或另外有个朋友相邀下一盘棋，兴趣也就完了。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工作靠兴趣，不能持久，太容易变。失败，那不用提；成功，也可以因小小的成功以后，看来不过如此如此，全部兴趣消灭无余。”

这是1936年一位中国作家对写作秉持的情怀和理想，不知这样的信仰是否还在，是否还能传承？

Bowers Museum和洛杉矶另几家博物馆都有受到购买非法文物的非议。洛杉矶时报两位记者Jason Felch和Ralph Frammolino今年出了一本书《Chasing Aphrodite: the hunt for looted antiquities at the world’s richest museum》，写的便是知名博物馆Getty Museum数十年卷入非法文物交易的丑闻。

Bowers Museum从十月到明年三月的秦汉唐兵马俑展，展品不多，但都很有代表性，陈列布置也非常到位用心。

秦代真人大小的兵马俑：

汉代不似秦代那么铺张奢侈，兵马俑的大小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

汉代的女骑兵俑，看来汉代就有了花木兰，虽然不一定是代父从军：

关于这件陶俑是男是女存在争议，因为中国古代的陶俑不像古希腊罗马的雕塑，通过丰满的胸部或其他身体特征来区别性别，通常区分这些陶俑的一个标志是发式，看这名骑兵脑后的盘发，似乎是女的可能性较多。

汉代的坟墓里多了和农业畜牧有关的陪葬品，猪马牛羊狗俱全，不仅造型逼真，还有生动的细节，如这件母猪陶俑，鼓胀下垂的腹部显示这是头怀孕的母猪：

唐代，有了唐三彩，制出的陶俑，精美程度显然比秦汉高出一大截：

金光闪闪，这是唐僧的禅杖和化缘的钵吗？

钵缘刻有清晰的汉字，可清晰辨认：

博物馆店内所卖的麻将，用朋友的说法，终于输出价值观了：

附：在展览中遇到两件趣事，有参观者看了诸多有关武则天的器物后问一位（似是）工作人员，武则天是empress，她的丈夫是不是emperor呢？馆员坦言她也不知，双方讨论猜测了一番，最后搬出伊莉莎白女王的例子来类比。多管闲事的我忍不住告诉她们答案，她们想了想，觉得比较类似贝隆夫人。

后她们又对和尚化缘用的金碗表示困惑，按说那是作乞讨之用，怎会如此珍贵？有了唐三藏的故事，这就不难理解了，不是吗？

01, The Soul Thief, by Charles Baxter

02, The Country Girls Trilogy and Epilogue, by Edna O’Brien

03, Alfred & Emily, by Doris Lessing

这是Doris Lessing写她父母的一本书，掺杂着虚实双重色彩，既是小说，也是回忆录。

04, West with the Night, by Beryl Markham

05, Our Story Begins: New and Selected Stories, by Tobias Wolff

06,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by Susan Sontag

07, Death in Summer, by William Trevor

08, After Rain, by William Trevor

09, The Story of Lucy Gault, by William Trevor

10, Travels in Hyperreality, by Umberto Eco

11, Birds of America, stories by Lorrie Moore

12, The Blackwater Lightship, by Colm Toibin

13, The Heather Blazing, by Colm Toibin

文学圈与大众阅读群体之间存在鸿沟是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就在上周，当全美图书奖的候选书单公布后，书评人Laura Miller针对入选小说类的多是不知名作品的结果，撰文批评全美图书奖脱离大众的孤立姿态。反观大洋彼岸的布克奖，它向来以与市场和读者接轨而著称，尤其在宣传和推动图书方面的影响力，的确为人称道。但是今年，由悬疑小说家斯特拉·里明顿夫人担任主席的布克奖评委会显然有些昏庸，矫枉过正。文学史上有的是艰深难读却传世的经典杰作，最典型的莫过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同样，放眼当代小说，高眉而兼具可读性的作品亦比比皆是，像奥罕·帕慕克侦探故事外壳下的《我的名字是红》，科尔姆·托宾质朴细腻的《布鲁克林》。因此，今年布克奖刻意强调“可（易）读性”，无形中是将文学的高品质与平易近人对立起来，这不论对文学还是阅读都无益处。

虽然饱受质疑，但最后结果总算圆满。呼声最高的朱利安·巴恩斯的《终结的意义》（The Sense of and Ending）果然摘得今年的布克桂冠。与其他五位首次入围短名单的新面孔相比，朱利安·巴恩斯既是布克奖的常客（之前曾以《福楼拜的鹦鹉》、《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 England）和《亚瑟与乔治》三度入围），也是入围者里声望最高的，因此获奖对他而言不能不说是实至名归。但另一方面，布克奖是一个年度小说奖，奖励的是本年度的最佳英语小说（不包括美国作家的作品），《终结的意义》是否担得起这个头衔，也许是另一回事。

朱利安·巴恩斯1946年出生在英国的列斯特（Leicester），父母是法语老师，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曾参与《牛津英语辞典》增补本的编纂工作。在早期的写作生涯中，他当过书评人、文学编辑和电视节目评论家。他的小说中时常流露出对法国的浓厚兴趣，也因此他是唯一一位同时获得过法国文学梅迪西奖（Prix Medicis）和费米娜奖（Prix Femina）的英国作家。此前曾三度入围却都空手而归的巴恩斯，曾抨击布克奖是“时髦漂亮的赌博”，控诉评委“在短暂的知名度下膨胀得意。”

《终结的意义》是巴恩斯的第十一本小说，书很薄，只有一百五十页，有些评论将它归类为中篇。它是一个关于友谊、回忆与悔恨的故事，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分成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主人公Tony简单回忆了自己的一生，从年少时嬉闹的学校生活到大学期间的恋爱、性的萌芽，然后踏上社会，按部就班地结婚生育，几年后离婚，一个人过日子，直至退休。里面写得最生动的是Tony与两个死党Alex、Colin在学校的经历，三个调皮的男孩如何在课堂上互使眼色、嘲笑别的同学，如何在课下凑到一块，好奇的探讨周围发生的一切、发表高谈阔论。后来，博学深沉的Adrian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暗中改变了三人的关系。更戏剧化的是，当Tony与大学女友Veronica分手后，Adrian成了Veronica的下一任男友。接着，当Tony从美国旅行回来，得到的是Adrian自杀的消息。

第二部分，退休后的Tony突然收到一封信，内容是他的前女友Veronica的母亲去世，其遗嘱里留下五百英镑和一些东西给他。Tony与Veronica的母亲只有过一面之缘，那是两人谈恋爱时，Tony唯一一次去Veronica家拜访，度过了一个不太愉快的周末。Tony从律师口中知悉Veronica母亲留给他的是一本Adrian的日记，可它被扣在Veronica手中，无法拿到。对Tony与另外两个死党而言，Adrian自杀的原因始终是个谜，为此，Tony迫切的想得到这本日记。他想方设法与Veronica取得联系，试图软化她坚决的态度。但是，除了一页让Tony一头雾水的日记复印件外，Veronica给他的不是Adrian的日记本，而是一封Tony自己已忘记的、他写过寄出的信。信里，他刻薄的诅咒他们的恋情会遭报应。时过境迁，Tony对自己当初冲动的恶毒之语懊悔不已。而且报应的确发生了，当Tony目睹报应的结果、自以为解开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时，结尾却大大出人意外。

按照今年布克奖评委“可读性”的标准，《终结的意义》确实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特别是第二部分里Tony追寻Adrian自杀之谜的过程，曲折离奇，悬念丛生。不确定的回忆与不可靠的叙述者给故事蒙上了更多神秘色彩。一次无心之失，一场不可逆转的悲剧，这本来可以是一个非常具有打动人力量的故事，但可惜，最后的惊天转折，虽然奇巧，却是画蛇添足的败笔，表面上是作者的狡猾胜过了读者的智慧，但实际却毁了整本书的基调，让它沦为一个猜谜游戏。

英国独立报在一篇对《终结的意义》的书评里一针见血的指出：“他（朱利安·巴恩斯），与他的同仁麦克尤恩、艾米斯、拉什迪一样，都是‘杜松子酒+汤力水式’的小说家：他的书明快利落、冰凉冷静，给人当头一击，但是它们很少，这本亦然，触及人心。”阅读这样的小说不乏乐趣，但这样的乐趣，或许只是嘴角抽动的一笑，未免过于短暂。

任何文学奖永远都只有几部作品入围，永远只有一本获奖作，因此，任何文学奖的评选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但它不媚俗市场、坚持文学品质的姿态可以赢得口碑和尊重。这两年布克奖的声势越来越大，被读者当做文学评判的权威，对作者和出版商而言，则成为销量上点石成金的魔术棒。但今年的布克奖，在结果揭晓前的一个多月里，媒体讨论的焦点几乎都集中在关于“可（易）读性”的非议上，入围的作家和作品反被抛在一边，对一个文学奖而言，即便皆大欢喜的结局亦无法改变其令人失望的闹剧原貌。

（for 《上海壹周》）

“The Sojurn” by Andrew Krivak, published by Bellevue Literary Press

“The Tiger’s Wife” by Téa Obreht, published by Random House

“The Buddha in the Attic” by Julie Otsuka, published by Knopf

“Binocular Vision: New and Selected Stories” by Edith Pearlman, published by Lookout Books

“Salvage the Bones” by Jesmyn Ward, published by Bloomsbury

入围作里，The Sojurn的出版商Bellevue Literary Press是纽约大学医学院下一个很小的出版社，之前因出版的Paul Harding的Tinkers摘得普利策奖而受人瞩目，今年又有出版的书入选NBA，这家出版社的文学眼光令人称道。

另一本短篇集Binocular Vision，作者Edith Pearlman可谓是美国的Alice Munro，一生几乎只写短篇，发表过二百五十多篇故事，而且几乎篇篇都是精品，获得过欧亨利奖，却依旧没有主流出版商愿意出版她的短篇集。这本Binocular Vision，虽然也是由学术性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但终于让这位不知名的短篇大师受到应有的关注。

还有Tea Obreht的 The Tiger’s Wife，这本书从去年就开始造势，拿了年初英国的橘子奖，不过我仍然觉得它是被hype了。年轻的Tea Obreht野心很大，但在宏大叙事的组织和掌控力上还不够令人满意。之前写过的一点书评：http://lily.wuxinan.net/archives/2363

全部的入围名单：http://latimesblogs.latimes.com/jacketcopy/2011/10/national-book-award-finalists-announce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