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从拉合尔到纽约、伦敦

October 25, 2015 on 2:13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注意到巴基斯坦作家莫欣·哈米德，是他上当地一家广播电台的读书节目。主持人问他：“你的小说似乎都有一个特点，篇幅较短？”哈米德说，“我看书速度慢，写书也慢，阅读或创作一本鸿篇巨著，对我而言是项了不得的工程，不过归根究底，我想真正的原因是，我希望我写的书能勾起人们阅读的兴趣，我以为，在不流于简单化，不牺牲文体、语言和内容之丰富性的前提下，让作品更吸引人的一个条件是写得短一点，例如在巴基斯坦，人们缺乏阅读严肃文学的传统，在这种情形下，一本薄一点的书，可能容易使读者产生‘不妨一试’的念头。”

第一次听一位作者如此真诚坦直的谈论作品的长短，而且说得如此教人信服，不故作清高，也不是纯粹的戏谑打趣，一如他的小说。他2013年的近作《如何在兴起的亚洲不择手段的致富》(How to Get Filthy Rich in Rising Asia)， 采用充满讽刺意味的“自助书”文体，呈现的是经济腾飞下丑陋荒唐的一面，却未落入愤世嫉俗的窠臼，不以讥诮的小聪明来博取眼球。在出版了三部小说，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中2008年入围布克奖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已有了中文版——以后，哈米德整理自己十五年来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评论散文，分为生活、艺术、政治三部分，集结成他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不满及其文明》(Discontent and Its Civilizations)。

弗洛伊德有本著作名叫《文明及其不满》，哈米德借鉴那个标题，在书名上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表达出他对“文明”这一概念的怀疑。“文明是假象，但那是有用的假象，让我们可以否认我们共通的人性，以可恶的区别对待的方式来分配权力、资源和权益。”他认为，“个体的人之间有着超越不同国家、宗教、语言的共性，而同属一个国家、一种宗教、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亦存在截然的差异。”在交流迁徙益发频繁、移民成为全球化现象的今天，个人身份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错综模糊，哈米德本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对“我们属于哪种文明”的划分提出质疑，相信与他个人的经历不无关系。

从该书第一部分的“生活”里，我们知道，哈米德1971年出生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三岁时因父亲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而随家人迁居美国，在美国生活了六年后，他们全家返回巴基斯坦，十八岁时，哈米德再度自己前往美国求学，先后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法学院，进入纽约的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工作，同时开始创作小说。2001年，他被派往伦敦，原本只是为期一年的行程，由于九一一事件而生变，他就此在伦敦住了八年，直到结婚生女后，他又决定举家搬回巴基斯坦，但那也许仍不是定居，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能预见我们的停留，也能预见我们的离去。我有点像个水手……像我这般四海为家的人，心里总有几分藏着那股流浪的冲动。”

哈米德在书中感慨的称自己是“浮萍”，他迄今的人生有超过一半的岁月是在巴基斯坦以外度过的，可一旦提起他或他的作品，似乎永远脱不开“穆斯林”的标签，只因为他是巴基斯坦人。在《伊斯兰不是一块巨型独石》一文中，他回忆一次在德国举办的他的作品朗读会，会上人们不断以“我们欧洲人”、“你们穆斯林人”的措辞向他提问，令他最终忍无可忍的掏出他的英国护照，开玩笑的说，“诚然英国还没加入欧盟，但我希望我们能一致同意它的确是个欧洲国家。”

多元化的身份使哈米德无论在纽约、伦敦，还是家乡拉合尔，都或多或少感觉像个局外人，而这也给了他独特的局外人视角，表现为更趋中庸的调和。在几篇涉及反恐战争和巴基斯坦的文章里，他一方面指出自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来，各种反恐行动造成巴基斯坦内部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平民伤亡大增，另一方面，他也提醒，美国的介入，导致巴基斯坦人轻易地把一切问题归咎于美国，从而失去自省和自我承担的责任感。

同他的小说一样，这些评论性、回忆性的散文亦多短小精悍，平易近人，阅读起来无压迫感，浅白却不失细腻微妙，不时透出哈米德作为小说家一面的含蓄善感。在标题文《不满及其文明》的尾声，他写到他把拉合尔家里的阳台改建成女儿的卧室，继而意识到卧室的窗户正对着一百码外的闹市区，那恰是常会发生爆炸袭击案的地方，他考虑给玻璃窗安装防爆膜，可他说，“我不想知道这些防爆膜是不是西方的工厂生产的，工人是不是穆斯林人，或两者皆是，或都不是。不，我想知道的是，这样的贴膜是否真正透明。因为我女儿的窗外有一棵黄花盛开的金雨树，秀美巍峨，岁数比我们大家年长很多。我希望不要让它在我女儿眼中变得暗淡无光。”这意味深长的隐喻，俨然是小说家的笔触，为文章在冷静的观察性的叙述之外增添了柔和、耐人回味的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