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敲开了英语世界的门──Per Petterson

January 3, 2011 on 9:19 pm | In 书斋札记 | 3 Comments

美国人不太爱看带字幕的外语电影,同样,他们对非英语文学也兴趣寥寥,这一点虽常遭来批评,但至今,非英语翻译作品在美国每年上百万的出版物中占有的比例依旧极小,而且多数都是由小出版社出版,更显得声弱势微。今年,瑞典侦探小说作家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的千禧三部曲被《纽约时报杂志》形容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除哈利·波特和狄更斯的《老古玩店》(Old Curiosity Shop)外,美国人最趋之如鹜想读的一套书,而不同的是,哈利·波特和《老古玩店》都是英语小说,而千禧三部曲是翻译作品。拉森在美国掀起了一股狂烈的北欧旋风,而比他稍早一些,还有一位北欧作家,虽然不比千禧三部曲这样浩荡席卷的声势,但从纽约时报畅销榜到《时代》杂志年度好书,他一本接一本被翻译成英语的小说,正在掳获越来越多英语读者的心。他就是挪威小说家佩尔·派特森(Per Petterson)。

今年五十八岁的佩尔·派特森出生在挪威一个工人家庭。母亲是个丹麦木匠的女儿。年轻时,她渴望上大学,但父母不准,既有部分经济上的困难,也因为他们认为,“女孩子不应该上大学”。她酷爱阅读,从君特·格拉斯到詹姆斯·乔伊斯,挪威语、丹麦语、瑞典语、德语、英语,她什么都读,佩尔·派特森称她是家中的知识分子。在派特森的回忆中,母亲没有睡觉的时候,都是在读书。然而,她自己一本书都没有,所有的书都是从公共图书馆借的。

相反,派特森的父亲有一个非常精美的书架,里面有列夫·托尔斯泰、托斯陀耶夫斯基、易卜生等人的书作,但他自己几乎从来不读。十二三岁时,派特森开始从书架上拿书下来读。他读了《飘》、读了杰克·伦敦,读了阿克塞尔·桑德莫塞(Aksel Sandemose)和海明威,后两位作者令他发现,朴素的文笔竟可以具有如此的冲击力,“我要破译那其中的密码,”他心想。

十八岁时,派特森知道,自己唯一想做的一件事是写作。但是他没有立刻成为作家,而是受训成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后又相继在印刷厂和书店工作过。直到一九八六年,有一天,书店的一位常客,某出版社的编辑对他说,“现在,你正处于人生的半路上。假如你真的不把写作当回事,到死都不会有一本书出版。”这席话给派特森很大的刺激,回到家,他写出一个短篇故事,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完成了第一部短篇集《灰在你嘴里,沙子在鞋里》(Aske i munnen, sand i skoa),里面一系列围绕父子关系的故事,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主人公阿维德·杨森(Arvid Jansen)首度登场,他将在派特森以后的小说中一再出现,被视为是派特森的自我投射,而作者本人则把他称作自己的“灵魂知己”(soul mate)。

自短篇集后,派特森连续创作了两本长篇小说,在挪威国内赢得不俗的声誉,但仅限于此,他没想过自己的作品会在英语国家受到关注。“如果你是一个挪威作家,在世界文坛上看不到你的身影。对一个挪威作家而言,敲开英语世界的门是非常困难的,”派特森说。

一九九O年四月七日,一桩惨烈的意外改变了派特森的人生,对他的写作造成巨大影响。那天,他接到前妻的电话,让他打开电视。画面上,一艘渡船在熊熊烈火中燃烧,一百五十九名乘客丧生,其中有派特森的双亲和他的两个兄弟,按原计划,派特森本该也会在这艘船上,与他们一起去丹麦度假。一位派特森很敬重的记者写道,这场悲剧改变了派特森的创作,虽然作者本人不愿将自己的创作划分为这场灾难“前”和灾难“后”,但他承认,“如果父母还在世,有些事我是不可能写的。”其中之一便是他的下一本小说、一九九六问世的《去往西伯利亚》(To Siberia),这部作品让他在那道艰难的英语世界的门上敲出一条裂缝。一九九八年,由安妮·伯恩(Anne Born)翻译的《去往西伯利亚》的英译本在英国出版,这本书亦获得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的提名(Nordic Council Literature Prize)。

派特森的小说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去往西伯利亚》以回忆的形式展开,主人公“我”是一个生长在丹麦边境的女孩,憧憬西伯利亚“广阔的天空,冷冽清澈,可以轻松的呼吸,可以轻松的放眼眺望很远的远方。”六七岁时,她与哥哥加斯帕(Jesper)在马厩里撞见祖父上吊自杀。四十年代,十四岁半的她,亲眼目睹德军占领丹麦,整个国家没有一个人反抗。她与好朋友一边抽烟,一边观看年轻的德国士兵在海里游泳,甚至挺身下水,救起一个快溺亡的的德国兵。哥哥加斯帕是个向往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崇拜列宁,加入国际纵队,客死异乡。战争结束后,“我”离开家,流浪到挪威,遇见一个在鞋厂工作的男人,有了他的小孩。

故事里的这个“我”其实是派特森母亲的化身,不过当然这是小说,“我不会知道她十三岁时心里的想法;怎么可能呢?”但中间某些核心的要素是真的,特别是“我”与加斯帕之间紧密深厚的兄妹情谊。派特森说,“当我母亲谈起她哥哥时,眼里闪着光”,这种光芒是她谈起自己的丈夫时所没有的。“我想,这是一部小说的根基。”

二OOO年,佩尔·派特森出版了第四本长篇小说《余波》(In the Wake),里面直接写到十年前那场夺去派特森家人的轮渡大火。小说开头,宿醉的主人公阿维德·杨森在街头醒来,衣衫不整,脸上受了伤,站在自己三年前工作过的书店外,猛踹店门。“他们必须让我进去。我不知道我在这儿站了多久。我曾离开这个世界,现在我回来了,我觉得好难受。为什么没人来让我进去?我踢门。人行道上,人们从我身后经过,但我没有转身,只是把脸按在玻璃上,鼻子被压扁了,我盯着整排整排的书。那里面一片漆黑,但外面有光。那是早晨,太阳照在我的脖子上,暖烘烘的,但我不敢转身。”

故事中的阿维德是位中年作家,六年前父母与两个弟弟在一次轮渡大火中丧生。他一直无法走出这个沉重的打击,本应同在船上的他,因借故推迟而幸免于难,内疚与悲痛咬噬着他不安的心。小说通过阿维德大段的自呓独白,领人进入他失魂自弃的内心世界。他不断的跌入回忆,又不停的被各种外界的声音吵醒。他向陌生人倾诉,叙述父亲的往事,在看似交谈的对话中,逼视自己疼痛的伤口。清晰复现的往事、混沌的梦境幻觉,与奥斯陆料峭的春寒、冰冻的湖水、茫茫的雨雪大雾,相互映照,编织出一张孤独、荒凉、虚无的大网,把一切笼入其中。在派特森笔下,模糊不确定的记忆,好似一面被击碎的镜子,分裂、变形、错置。行文在现实与思绪间迂回出入,自然不着一丝刻意。安妮·伯恩出色的译文,生动传达出派特森干净极简的文笔和小说萧瑟阴冷的氛围。

《余波》是美国引进出版的派特森的第一本小说,但很遗憾,负责这本书的编辑不久离开了供职的出版社,在美国,派特森再度变成一个没人愿意出版的作家。而这时,他完成了真正让他蛮声国际的作品,《外出偷马》(Out Stealing Horses)。它于二OO三年在挪威出版,二OO五仍由安妮·伯恩翻译成英语,二OO六年获英国独立报外国翻译小说奖(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Prize),二OO七年,经过评审团激烈的讨论,《外出偷马》从云集了库切、鲁西迪、麦卡锡等多位知名作家的候选作品中脱颖而出,摘获国际都柏林IMPAC文学奖。评审会称赞,这本书写了“一则心酸而动人的故事,它描述一种对世界看法的转变,从少年的纯真到艰难的接受背叛的现实,中间饱含着对简单朴素生活的浓厚怀旧之情”。读者与评论界的反应证明,《外出偷马》的获奖不是侥幸,二OO七年底,它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被《纽约时报》等多家报纸杂志评为年度好书,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将它列为年度最受瞩目的五本小说之一。至此,这位冷峻内敛的挪威作家,从冷门的黑马跃然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畅销作家。

纽约《村声周报》(Village Voice)在《外出偷马》的书评里这么评价佩尔·派特森:

“近八十年来,小说家一直在试图探索,怎么对付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一种在诸多方面远远胜出一筹的叙事形式:电影。有的迈向好莱坞,去寻求恩赐和金钱(福克纳、菲茨杰拉德、薛曼·亚历斯(Sherman Alexie)),有的吸纳剧本明快的行文风格(杰捷·考辛斯基(Jerzy Kosinski),埃尔莫·伦纳德(Elmore Leonard),不一而足),还有的,试图捕捉电影的特质──人物与镜头的连续运动,情绪的突然转换。科马克·麦卡锡无疑属于最后一类,同理,还有挪威作家、《外出偷马》的作者佩尔·派特森。”

六十七岁的主人公传德·桑德(Trond Sander),在三年前的一场车祸中失去了第二任妻子,而他得以生还。在千禧年将近的几个月前,他与家人不告而别,搬到挪威与瑞典交界的一座山村小屋,避世生活。可是与自然的独处,并没带给老人期许中的平静。他忽然发现,在空旷的山野,与他最近的邻居竟是少年时好友玩伴勇(Jon)的弟弟。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像一颗石子,落入记忆的湖底,击起涟漪,带他回到一九四八年与父亲在山林中度过的那个夏天,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小说采用电影中常用的闪回手法,在现在与回忆的两个时空里自由穿梭,引领读者追问传德的过去。往事的碎片一一浮现,段落之间的联系似有若无,难以构建起连贯的情节,诚如派特森自言,“我讨厌情节(plot),”他解释,自己创作小说时从来没有预先设计好的大纲。然而,《外出偷马》并没有因为这种分散和跳跃而有失精彩。跌宕神秘的往事,加上派特森极富画面感的描写,读来格外惊心动魄。传德的父亲躲开德国哨兵的监视、秘密给游击队传递消息的片断,如战争片般惊险、火药味十足。少年玩伴勇毁坏鸟窝一节,用青春期的残酷,宣泄内心的愤怒,令人触目惊心。

书名《外出偷马》,既实指传德在十五岁那年夏天、与好友勇去别家偷马来骑的顽劣行为,也是战时父亲秘密送信时的接头暗号;回忆里,勇的弟弟拉斯(Lars)不小心扣动哥哥没有上保险的猎枪,打死了自己的孪生兄弟奥德(Odd),而传德同是孪生兄弟的两位叔叔,在逃离纳粹警察局途中,一个死于盖世太保枪下,一个侥幸脱身。这种非逻辑必然的呼应,在作者举重若轻的文笔下,传达出人生某种难以捉摸的奥妙与巧合。

在《外出偷马》获得IMPAC文学奖之际,派特森也基本完成了他的下一部新作《咒逝川》(I Curse the River of Time)。这本书于二OO八年出版,二OO九年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二O一O年,由派特森本人和译者夏洛特·巴斯伦德(Charlotte Barslund)合作完成的英译本在英美问世。书名《咒逝川》出自毛泽东《七律·到韶山》里的两句诗:“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主人公阿维德·杨森是个积极激进的左派份子,立志加入工人阶级队伍,于是放弃大学学业,进入印刷厂工作。这个决定,背叛了不遗余力供他上大学的母亲的心愿。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在即,三十七岁的阿维德正在与妻子办理离婚,与此同时,诊断出罹患了胃癌的母亲,决定重返家乡丹麦一趟。陷入人生危机的阿维德,追随母亲踏上故土,渴望借此修补母子关系,重新获得温暖的母爱,慰籍自己脆弱失意的灵魂。这既是母亲的一场回顾与告别过去的生命之旅,也是阿维德的。住在家乡度假小屋的三天里,阿维德四处游荡,思绪不断回到自己年轻的过去。他在印刷厂流水线上的工作,他参加的党团会议,他与女学生的初恋,他与家人的疏离,母亲的五十岁生日宴,他忘在外套口袋里没有念出的生日致辞。

派特森用平凡朴素的描写,勾画出令人难忘的场景,具有深沉撼人的力量。小说结尾,阿维德在海滩上围绕沙堆爬行的一幕,给人的冲击,不亚于《变形记》开头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我坐下,背靠在沙堆上。……过了一会,我翻了个身,膝盖和手肘着地,爬到土堆边,从那儿,我可以俯看沙滩。她(阿维德的母亲)仍旧面向海水站着。……我爬回去,倚靠在沙堆上,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努力凝神。我在寻找某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很特别的东西,但不管我怎么拼命找寻,都找不到。我从一丛滨草里拔出几根草秆,放进嘴里咀嚼起来。它们坚硬锋利,割破了我的舌头,我拔了更多,满满一把,统统塞进嘴里,一边咀嚼,一边坐在那儿,等待母亲起身,朝我走来。”

三年前,冲着IMPAC文学奖,我从学校图书馆借来英国出版的《外出偷马》,依稀记得,当时这本书的借阅记录还是零。读完书后,我狂妄的给自己罗列了两条喜欢派特森的理由,一,写得好,二,还未入主流。三年后,第二条理由显然不再成立。今年夏天,当《咒逝川》的英译本一经出版,《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金融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等各大主流媒体均纷纷刊出书评,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从无人问津到众所期待,佩尔·派特森实现了他曾经认为非常困难的任务:敲开英语世界的门。而在外国文学占据相当比例的中文出版市场,派特森有可能、或何时将走进中文读者的视野呢?

(《书城》2011年1月号)

补:文章是今年夏天写的,已经有国内出版社买下了Petterson三本小说的版权,敬请期待。

3 Com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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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是被这篇文章招过来的,博主真是个勤奋慧聪的女子。感谢互联网,感谢你写了如此多的读书笔记,让我能如此容易看到这么美的文字。我会经常来拜读。这是我在国外几年来,第一次真正的感动。

    Comment by fay — January 28, 2011 9:34 am UTC #

  2. 不知方便不方便透露国内出版社买了派特森的哪三本小说的版权?

    Comment by fay — February 19, 2011 7:28 am UTC #

  3. 我已经知道了。谢谢,不打扰你了。

    Comment by fay — March 3, 2011 8:08 am U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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