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他，敲开了英语世界的门──Per Petterson

January 3, 2011 on 9:19 pm | In 书斋札记 | 3 Comments

美国人不太爱看带字幕的外语电影，同样，他们对非英语文学也兴趣寥寥，这一点虽常遭来批评，但至今，非英语翻译作品在美国每年上百万的出版物中占有的比例依旧极小，而且多数都是由小出版社出版，更显得声弱势微。今年，瑞典侦探小说作家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的千禧三部曲被《纽约时报杂志》形容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除哈利·波特和狄更斯的《老古玩店》（Old Curiosity Shop）外，美国人最趋之如鹜想读的一套书，而不同的是，哈利·波特和《老古玩店》都是英语小说，而千禧三部曲是翻译作品。拉森在美国掀起了一股狂烈的北欧旋风，而比他稍早一些，还有一位北欧作家，虽然不比千禧三部曲这样浩荡席卷的声势，但从纽约时报畅销榜到《时代》杂志年度好书，他一本接一本被翻译成英语的小说，正在掳获越来越多英语读者的心。他就是挪威小说家佩尔·派特森（Per Petterson）。

今年五十八岁的佩尔·派特森出生在挪威一个工人家庭。母亲是个丹麦木匠的女儿。年轻时，她渴望上大学，但父母不准，既有部分经济上的困难，也因为他们认为，“女孩子不应该上大学”。她酷爱阅读，从君特·格拉斯到詹姆斯·乔伊斯，挪威语、丹麦语、瑞典语、德语、英语，她什么都读，佩尔·派特森称她是家中的知识分子。在派特森的回忆中，母亲没有睡觉的时候，都是在读书。然而，她自己一本书都没有，所有的书都是从公共图书馆借的。

相反，派特森的父亲有一个非常精美的书架，里面有列夫·托尔斯泰、托斯陀耶夫斯基、易卜生等人的书作，但他自己几乎从来不读。十二三岁时，派特森开始从书架上拿书下来读。他读了《飘》、读了杰克·伦敦，读了阿克塞尔·桑德莫塞（Aksel Sandemose）和海明威，后两位作者令他发现，朴素的文笔竟可以具有如此的冲击力，“我要破译那其中的密码，”他心想。

十八岁时，派特森知道，自己唯一想做的一件事是写作。但是他没有立刻成为作家，而是受训成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后又相继在印刷厂和书店工作过。直到一九八六年，有一天，书店的一位常客，某出版社的编辑对他说，“现在，你正处于人生的半路上。假如你真的不把写作当回事，到死都不会有一本书出版。”这席话给派特森很大的刺激，回到家，他写出一个短篇故事，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完成了第一部短篇集《灰在你嘴里，沙子在鞋里》（Aske i munnen, sand i skoa），里面一系列围绕父子关系的故事，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主人公阿维德·杨森（Arvid Jansen）首度登场，他将在派特森以后的小说中一再出现，被视为是派特森的自我投射，而作者本人则把他称作自己的“灵魂知己”（soul mate）。

自短篇集后，派特森连续创作了两本长篇小说，在挪威国内赢得不俗的声誉，但仅限于此，他没想过自己的作品会在英语国家受到关注。“如果你是一个挪威作家，在世界文坛上看不到你的身影。对一个挪威作家而言，敲开英语世界的门是非常困难的，”派特森说。

一九九O年四月七日，一桩惨烈的意外改变了派特森的人生，对他的写作造成巨大影响。那天，他接到前妻的电话，让他打开电视。画面上，一艘渡船在熊熊烈火中燃烧，一百五十九名乘客丧生，其中有派特森的双亲和他的两个兄弟，按原计划，派特森本该也会在这艘船上，与他们一起去丹麦度假。一位派特森很敬重的记者写道，这场悲剧改变了派特森的创作，虽然作者本人不愿将自己的创作划分为这场灾难“前”和灾难“后”，但他承认，“如果父母还在世，有些事我是不可能写的。”其中之一便是他的下一本小说、一九九六问世的《去往西伯利亚》（To Siberia），这部作品让他在那道艰难的英语世界的门上敲出一条裂缝。一九九八年，由安妮·伯恩（Anne Born）翻译的《去往西伯利亚》的英译本在英国出版，这本书亦获得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的提名（Nordic Council Literature Prize）。

派特森的小说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去往西伯利亚》以回忆的形式展开，主人公“我”是一个生长在丹麦边境的女孩，憧憬西伯利亚“广阔的天空，冷冽清澈，可以轻松的呼吸，可以轻松的放眼眺望很远的远方。”六七岁时，她与哥哥加斯帕（Jesper）在马厩里撞见祖父上吊自杀。四十年代，十四岁半的她，亲眼目睹德军占领丹麦，整个国家没有一个人反抗。她与好朋友一边抽烟，一边观看年轻的德国士兵在海里游泳，甚至挺身下水，救起一个快溺亡的的德国兵。哥哥加斯帕是个向往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崇拜列宁，加入国际纵队，客死异乡。战争结束后，“我”离开家，流浪到挪威，遇见一个在鞋厂工作的男人，有了他的小孩。

故事里的这个“我”其实是派特森母亲的化身，不过当然这是小说，“我不会知道她十三岁时心里的想法；怎么可能呢？”但中间某些核心的要素是真的，特别是“我”与加斯帕之间紧密深厚的兄妹情谊。派特森说，“当我母亲谈起她哥哥时，眼里闪着光”，这种光芒是她谈起自己的丈夫时所没有的。“我想，这是一部小说的根基。”

二OOO年，佩尔·派特森出版了第四本长篇小说《余波》（In the Wake），里面直接写到十年前那场夺去派特森家人的轮渡大火。小说开头，宿醉的主人公阿维德·杨森在街头醒来，衣衫不整，脸上受了伤，站在自己三年前工作过的书店外，猛踹店门。“他们必须让我进去。我不知道我在这儿站了多久。我曾离开这个世界，现在我回来了，我觉得好难受。为什么没人来让我进去？我踢门。人行道上，人们从我身后经过，但我没有转身，只是把脸按在玻璃上，鼻子被压扁了，我盯着整排整排的书。那里面一片漆黑，但外面有光。那是早晨，太阳照在我的脖子上，暖烘烘的，但我不敢转身。”

故事中的阿维德是位中年作家，六年前父母与两个弟弟在一次轮渡大火中丧生。他一直无法走出这个沉重的打击，本应同在船上的他，因借故推迟而幸免于难，内疚与悲痛咬噬着他不安的心。小说通过阿维德大段的自呓独白，领人进入他失魂自弃的内心世界。他不断的跌入回忆，又不停的被各种外界的声音吵醒。他向陌生人倾诉，叙述父亲的往事，在看似交谈的对话中，逼视自己疼痛的伤口。清晰复现的往事、混沌的梦境幻觉，与奥斯陆料峭的春寒、冰冻的湖水、茫茫的雨雪大雾，相互映照，编织出一张孤独、荒凉、虚无的大网，把一切笼入其中。在派特森笔下，模糊不确定的记忆，好似一面被击碎的镜子，分裂、变形、错置。行文在现实与思绪间迂回出入，自然不着一丝刻意。安妮·伯恩出色的译文，生动传达出派特森干净极简的文笔和小说萧瑟阴冷的氛围。

《余波》是美国引进出版的派特森的第一本小说，但很遗憾，负责这本书的编辑不久离开了供职的出版社，在美国，派特森再度变成一个没人愿意出版的作家。而这时，他完成了真正让他蛮声国际的作品，《外出偷马》（Out Stealing Horses）。它于二OO三年在挪威出版，二OO五仍由安妮·伯恩翻译成英语，二OO六年获英国独立报外国翻译小说奖（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Prize），二OO七年，经过评审团激烈的讨论，《外出偷马》从云集了库切、鲁西迪、麦卡锡等多位知名作家的候选作品中脱颖而出，摘获国际都柏林IMPAC文学奖。评审会称赞，这本书写了“一则心酸而动人的故事，它描述一种对世界看法的转变，从少年的纯真到艰难的接受背叛的现实，中间饱含着对简单朴素生活的浓厚怀旧之情”。读者与评论界的反应证明，《外出偷马》的获奖不是侥幸，二OO七年底，它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被《纽约时报》等多家报纸杂志评为年度好书，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将它列为年度最受瞩目的五本小说之一。至此，这位冷峻内敛的挪威作家，从冷门的黑马跃然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畅销作家。

纽约《村声周报》（Village Voice）在《外出偷马》的书评里这么评价佩尔·派特森：

“近八十年来，小说家一直在试图探索，怎么对付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一种在诸多方面远远胜出一筹的叙事形式：电影。有的迈向好莱坞，去寻求恩赐和金钱（福克纳、菲茨杰拉德、薛曼·亚历斯（Sherman Alexie）），有的吸纳剧本明快的行文风格（杰捷·考辛斯基（Jerzy Kosinski），埃尔莫·伦纳德（Elmore Leonard），不一而足），还有的，试图捕捉电影的特质──人物与镜头的连续运动，情绪的突然转换。科马克·麦卡锡无疑属于最后一类，同理，还有挪威作家、《外出偷马》的作者佩尔·派特森。”

六十七岁的主人公传德·桑德（Trond Sander），在三年前的一场车祸中失去了第二任妻子，而他得以生还。在千禧年将近的几个月前，他与家人不告而别，搬到挪威与瑞典交界的一座山村小屋，避世生活。可是与自然的独处，并没带给老人期许中的平静。他忽然发现，在空旷的山野，与他最近的邻居竟是少年时好友玩伴勇（Jon）的弟弟。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像一颗石子，落入记忆的湖底，击起涟漪，带他回到一九四八年与父亲在山林中度过的那个夏天，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小说采用电影中常用的闪回手法，在现在与回忆的两个时空里自由穿梭，引领读者追问传德的过去。往事的碎片一一浮现，段落之间的联系似有若无，难以构建起连贯的情节，诚如派特森自言，“我讨厌情节（plot），”他解释，自己创作小说时从来没有预先设计好的大纲。然而，《外出偷马》并没有因为这种分散和跳跃而有失精彩。跌宕神秘的往事，加上派特森极富画面感的描写，读来格外惊心动魄。传德的父亲躲开德国哨兵的监视、秘密给游击队传递消息的片断，如战争片般惊险、火药味十足。少年玩伴勇毁坏鸟窝一节，用青春期的残酷，宣泄内心的愤怒，令人触目惊心。

书名《外出偷马》，既实指传德在十五岁那年夏天、与好友勇去别家偷马来骑的顽劣行为，也是战时父亲秘密送信时的接头暗号；回忆里，勇的弟弟拉斯（Lars）不小心扣动哥哥没有上保险的猎枪，打死了自己的孪生兄弟奥德（Odd），而传德同是孪生兄弟的两位叔叔，在逃离纳粹警察局途中，一个死于盖世太保枪下，一个侥幸脱身。这种非逻辑必然的呼应，在作者举重若轻的文笔下，传达出人生某种难以捉摸的奥妙与巧合。

在《外出偷马》获得IMPAC文学奖之际，派特森也基本完成了他的下一部新作《咒逝川》（I Curse the River of Time）。这本书于二OO八年出版，二OO九年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二O一O年，由派特森本人和译者夏洛特·巴斯伦德（Charlotte Barslund）合作完成的英译本在英美问世。书名《咒逝川》出自毛泽东《七律·到韶山》里的两句诗：“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主人公阿维德·杨森是个积极激进的左派份子，立志加入工人阶级队伍，于是放弃大学学业，进入印刷厂工作。这个决定，背叛了不遗余力供他上大学的母亲的心愿。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在即，三十七岁的阿维德正在与妻子办理离婚，与此同时，诊断出罹患了胃癌的母亲，决定重返家乡丹麦一趟。陷入人生危机的阿维德，追随母亲踏上故土，渴望借此修补母子关系，重新获得温暖的母爱，慰籍自己脆弱失意的灵魂。这既是母亲的一场回顾与告别过去的生命之旅，也是阿维德的。住在家乡度假小屋的三天里，阿维德四处游荡，思绪不断回到自己年轻的过去。他在印刷厂流水线上的工作，他参加的党团会议，他与女学生的初恋，他与家人的疏离，母亲的五十岁生日宴，他忘在外套口袋里没有念出的生日致辞。

派特森用平凡朴素的描写，勾画出令人难忘的场景，具有深沉撼人的力量。小说结尾，阿维德在海滩上围绕沙堆爬行的一幕，给人的冲击，不亚于《变形记》开头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我坐下，背靠在沙堆上。……过了一会，我翻了个身，膝盖和手肘着地，爬到土堆边，从那儿，我可以俯看沙滩。她（阿维德的母亲）仍旧面向海水站着。……我爬回去，倚靠在沙堆上，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努力凝神。我在寻找某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很特别的东西，但不管我怎么拼命找寻，都找不到。我从一丛滨草里拔出几根草秆，放进嘴里咀嚼起来。它们坚硬锋利，割破了我的舌头，我拔了更多，满满一把，统统塞进嘴里，一边咀嚼，一边坐在那儿，等待母亲起身，朝我走来。”

三年前，冲着IMPAC文学奖，我从学校图书馆借来英国出版的《外出偷马》，依稀记得，当时这本书的借阅记录还是零。读完书后，我狂妄的给自己罗列了两条喜欢派特森的理由，一，写得好，二，还未入主流。三年后，第二条理由显然不再成立。今年夏天，当《咒逝川》的英译本一经出版，《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金融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等各大主流媒体均纷纷刊出书评，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从无人问津到众所期待，佩尔·派特森实现了他曾经认为非常困难的任务：敲开英语世界的门。而在外国文学占据相当比例的中文出版市场，派特森有可能、或何时将走进中文读者的视野呢？

（《书城》2011年1月号）

补：文章是今年夏天写的，已经有国内出版社买下了Petterson三本小说的版权，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