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茱萸集（汪曾祺）

August 25, 2007 on 8:38 a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这是台湾联合文学出的一本汪曾祺短篇小说自选集，题目取自作者原擬定、却未完成的集名《茱萸小集》，之所以用“茱萸”二字，作者的解释是，“我只是对这种植物，或不如说对这两个字的字形有兴趣”，后半句的率真，让人格外觉得心有戚戚焉。中文字是图形的，图形可以在抽象的指向、含义之外，自成一美。简化汉字，诚然减短了我们识记汉字所需的时间，符合功利主义效率第一的原则，甚是合理，不过剪掉了汉字很多美丽的装饰，却是难言的损失。

《茱萸集》里的作品，在创作时间上，分为两个阶段，四十年代（1945-1948）的三两篇，其余的则都为八十年代前后所作，小说写到的地方、人事，主要有江苏高邮（作者的故乡）、昆明西南联大（作者的大学时代）和张家口（打成右派后被下放到那里）。若以文字、文体、或总体成就而言，写故乡的几篇确实最出色。作者在创作上对家乡那份念念不舍的情怀，大约也有受其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影响，但师生两人笔下的故乡又不尽相同，湘西给人的感觉更偏远，更具一种原始的天真淳朴，而汪曾祺写的故乡，既有乡间水边的纯真恬静（《受戒》《大淖记事》），也写城镇、商家、生意人的市井特色（《异秉》），不过，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全集，我都不曾完整读过，所以，这个比较极有可能偏颇片面。

相较写故乡的几个名篇，我却更喜欢他写西南联大的《鸡毛》与《日规》两则。《鸡毛》的组织别具一格，前半部分写文嫂，中间开始写姓金的男学生，两部分看似无任何交集，直到最后几句才真相大白，可是回头再读那些叙事部分，又不是仅为结尾戏剧性的联系作铺垫或伏笔，使得小说在写人物（平静、超然的娓娓而述，描写生活微妙的常态与细节）与讲故事（巧合、偶然、情节、冲突、故事性）的两个功能上形成一种不平衡的妙趣。《日规》的结构类似，也写两个人，先写高教授，中间从高教授引到学生助教蔡德惠，作者用一样娓娓而叙的笔调，写无惊无变的平常生活，写突如其来的残酷死亡，剧烈的反差，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人与时代丰富的影像，达到一种举重若轻的效果。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选修沈从文先生的三门作文课，这份师生缘一直持续了数十年，沈的小说风格对他影响非常之深，但可惜未见“出于蓝而胜于蓝”，至少在《茱萸集》里，给人感觉，作者在致力营造自然平常、朴素淡远、清新疏朗的小说意境上，仍是留在沈从文的影子里，有时甚至显出不足，举一个小说收尾的例子，两篇都算两位作家各自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且写的都是农家青年男女的爱情：

沈从文《边城》的结尾：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再看《大淖记事》的结尾：

“她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窃以为，收到此处恰恰好，可后面偏多出三个短句，铮铮如口号，大煞风景） 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

而作品中所体现或表达出的对生活、对人性、对世界的体认和感悟，也存在距离，或者说，作者抓到了沈从文小说感性的诗意，却差了深藏在意境背后那一层理性的沉思，故汪的小说在情感的层面有时显得较浅而泛，如《岁寒三友》。人生的经验，是最个体化的，不可能言教传授，也不可能模仿复制，也因为如此，文学的世界才那么多样可爱。

《晚翠文谈新编》是汪曾祺先生谈艺论文的一本文章集，从中间写沈从文的部分开始读起，前面谈文学、写作、戏曲的一半还没来得及读，但后半已读部分里，有一篇评论阿城的报纸文章──《人之所以为人》，结尾倒数第二段的结语，可悲、可笑、可叹、可气，忍不住记一笔，从中也可窥得几分历史的陈迹。原话是这样：

“他（阿城）的信心和笔力来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生活的现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救了中国，救了一代青年人，也救了现实主义。”

最后的注解说明此文刊载于1985年的《光明日报》，无从判断这段结语是报纸的八股，还是出于作者肺腑，但这分明可见的“泛政治化”的桎梏，实在是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