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苏珊·桑塔格：如她的独特和真实

February 19, 2008 on 5:34 pm | In 命题做文 | 1 Comment

她是小说家、散文家、批评家，

她是导演，写剧本、拍电影、当评委，

她是激进的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

她是二十世纪美国最具争议的女性，被誉为“公众的良心”，

也许再多的头衔都概括不了她，她是苏珊·桑塔格，独一无二。

文/LILY

选写苏珊·桑塔格这个题目，是给自己出了难题，战战兢兢中，几次有打退堂鼓的念头。有关她的介绍、描述、评论如此之多，牵涉的主题范围如此之广，不知自己这支拙笔该从何入手。她的文学创作涵盖小说、剧本、评论、专著，她拍过电影、导演过戏剧，她担任国际笔会美洲中心的主席、受邀做威尼斯、纽约电影节的评委，她亲身涉险，到河内、到萨拉热窝，为反战和平呼吁奔走，她被大众传媒包装成一个文化偶像，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可在这样的光环下，也许难以想象，她终身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买不起医疗保险，有时甚至要为房租发愁。比起今日名利双收的畅销作家，这位女子的一生，有着几分古希腊英雄的悲剧色彩。

1 早熟的童年，天才少女

苏珊的父母是犹太商人，大部分时间在中国从事皮货生意。1933年，身怀六甲的母亲在纽约产下苏珊后不久，又重返中国帮手丈夫，把还在襁褓中的女儿留给长辈照料。苏珊五岁时，父亲因肺结核在天津一家医院去世，事隔几个月，母亲才告诉她这个消息。

母亲回到纽约不久，发现苏珊患有哮喘，于是带着她和比她小三岁的妹妹，几度搬家，最后在亚利桑那州的Tucson落脚。成年后的苏珊，甚少提起她的父母和这段住在沙漠里的生活。年轻守寡的母亲，不仅失去了丈夫，也丢了工作，生活没有来源，不时借酒消愁，对苏珊疏于关心，母女关系冷淡。

1945年，母亲改嫁，继父是位功勋卓越的退役军人，从此，苏珊随继父改姓桑塔格。生父早逝，继父也非格外严厉专制，父权的缺失，使苏珊的童年获得更多自由成长的空间。

七岁起养成的阅读习惯，伴随了苏珊终生。一面内向寡言，沉迷在文学的世界，一面显出惊人充沛的能量干劲，她不仅学着写起故事，还把自己写好的文章订成小册，骑着脚踏车在社区里卖，五分钱一份。十岁时，受居里夫人的传记感染，在家后院自搭了一个化学实验室，也曾梦想成为契诃夫那样既是作家又是医生的多面手。

苏珊过人的禀赋，在六岁入学时已初露端倪，在一次回忆中，她开玩笑的说道，“礼拜一我被编到一年级A班，礼拜二转到B班，礼拜三升到二年级A班，礼拜四又到B班，过完一个礼拜，他们就让我直接跳到三年级了。”

当人们习惯对儿时光阴做出缅怀状的感慨唏嘘时，苏珊却语出惊人，描述“童年是可怕的浪费时间”。

十五岁高中毕业，进入加州柏克莱大学，第二年转入芝加哥大学。编班考试的成绩显示，在要求的十四门课程中，她只需再修六门，即可毕业，这也意味着，她已可以像高年级同学一样，开始选读研究生的课。不久，她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菲利普·瑞夫。

2 闪电早婚，单身母亲

对人文艺术学科的广泛兴趣，使苏珊像一块永远不知饱和的海绵，只要是她觉得有趣的课，就跑去旁听。在一门社会学课上，迟到的她，引起了讲师菲利普·瑞夫的注意。十天后，两人闪电结婚，当时，苏珊十七岁，瑞夫二十八岁。这也是苏珊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婚姻。

是什么原因促使苏珊做出这样突然的决定？情窦初开的冲动，自然是一个解释，另一方面，对苏珊而言，一般的大学课程，已经满足不了她狂热的求知欲和超常的阅读记忆天赋，周围的同学也令她觉得平庸乏味。相反，瑞夫在社会学领域的博学灼见，令苏珊感到兴奋刺激，两人探讨政治、思想、道德各类问题，俨然一对意气相投的学术伙伴。

1951年， 苏珊读完学士学位，随丈夫搬到波士顿。第二年秋天，十九岁的苏珊，初为人母，儿子取名大卫。1954年，她申请入学哈佛研究生院，1955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另外一种说法是，她拿了英语文学和哲学两个硕士学位）。期间她与丈夫合作撰写一本有关弗洛伊德的著述，但后因离婚，苏珊的名字没有被列在作者一栏。1957年，她获奖学金，赴牛津游学一年，准备博士论文。

牛津古老保守的学院氛围，特别是男性异视猎奇的目光，让苏珊感到很不自在，没过多久，她便打包飞去了法国。巴黎自由活跃的文化学术空气，才使苏珊如鱼得水，为她开启了一片新的视野。1958年回到美国，一出机场，她就向丈夫提出了离婚。

对于这段维持了八年的婚姻，苏珊如是说道，“我很幸运，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经历了结婚生子。不过这种事情做过了，就不想再做。” “我渴望尝试几种不同的生活，这个想法与维持婚姻互不相容，尤其是像我和菲利普那种紧密的关系，我们整日都呆在一起。你不可能既二十四个小时都陪着同一个人，还能自由来去、心血来潮的想去香港就去香港，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说，有些时候，人必须在生活和事业之间做一抉择。”

离婚后，苏珊争得儿子的监护权。拖着六岁的大卫，提了两个手提箱和口袋里的几十块美元，她满怀激动的来到纽约──文学理想中的迦南之地，开始了自由作者兼单身母亲的生活。这一年，她不过二十六岁。

3 写作和生计，现实的两难

婚后未随夫姓、离异后拒绝索要赡养费，这两点使后来的女权主义者把苏珊视为独立新女性的榜样，对此苏珊的反应并不那么热烈。她说，在她十七岁结婚时，“女权主义”这个词还不流行，拒绝赡养费，也只是出于一种个人原则的行为，即使可能面临着破产、失业、无家可归，还得负起抚养一个六岁孩子的责任。

初到纽约的苏珊，在文化圈内还是一张新面孔。她参加各种大小聚会沙龙，寻觅知音认同。工作上，她受聘于两所学院，但因为始终未能完成博士论文、没有正式的博士学位，所以无法获得终身教授的职位。成名后，有不少大学请她去毕业典礼致词，并要授予她荣誉博士的称号，却被苏珊拒绝。她说，“我不相信什么荣誉博士，我对真正的博士学位有太多敬畏。”

六十年代，苏珊一边在哥伦比亚教课，一边在报纸杂志上发表随笔短文，包括影评、书评、戏剧评论等等。1963年，她出版了第一本小说《恩人》，作为处女作，销量尚可，卖出四千本，但在评论界反响平平。1964年，她在《党派评论》上发表《“坎普”札记》，这才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如火朝天的讨论争议，但此文为她挣得的稿费也只有微薄的七十五美元（当时美国人平均的月薪约在300到400之间）。

面包、房租，还要独力抚养小孩，苏珊的经济状况很不宽裕。大学授课虽然可以給她一份较为稳定的收入，但也占去很多时间，四处奔波，到大学校园作讲座，更使她难于安心写作。在《恩人》问世后的近三十年里，她只完成了两部小说。

由于《“坎普”札记》的轰动，男性杂志Esquire邀她开辟影评专栏，被不愿媚俗的她回绝。她说，“对于公众的误读，我也许不应该抱怨。但我心目中的读者只是很小一群人──亲近的朋友和我所尊敬的作家。”

1975年，苏珊被查出罹患乳癌，情况很不妙，医生甚至预言，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能再活两年。接受切除手术和一系列化疗，这场与死神的恶斗，激发苏珊写出了《疾病的隐喻》，也给没有健康保险的她，筑起了厚厚一叠医药费帐单。即便在阿瑟·米勒（著有《一个推销员之死》）等多位作家的倡议下，筹募到十几万美元，但术后不久的苏珊，仍必须依靠更加勤勉的工作，来偿付天文数字的治疗费用。

1990年，五十七岁的苏珊荣获麦克·阿瑟杰出天才奖，五年内三十四万美元的奖金，终于使她可暂时解除房租的忧虑，也不必再奔走讲演，一心专注写作。1992年的《火山情人》，进入畅销书排行榜，1999年的《在美国》，赢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4 独立叛逆，偏激多变

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当美国人众声谴责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暴行时，苏珊却在她的文章里斥责从安全的高空狂轰乱炸的人才是懦夫，甚至用“勇气”这个中性词来形容那些与人同归于尽的自杀性袭击者。这番言辞引来的指责可想而知，可这就是苏珊·桑塔格，永远不随流、不附和，永远只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泼辣得偏激、率真得稚气。

苏珊在《党派评论》《纽约知识分子圈》《纽约书评》等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以其偏激的观点、挑衅的语言，给美国50年代以降沉闷的文化氛围划出一道裂口。她的文章，像一次次迸射的火花，为的只是当下一瞬间交流的灵感领悟。同时，她又是一位非常刻苦的作家，对语言的精雕细琢近乎到了苛刻的程度，一篇三四十页的散文，其草稿可能写了上千页。

苏珊的行事、个性和她笔下的论点一样，多变不定，富有争议。 她一边给严肃的左翼刊物撰文投稿，一边与儿子的沙龙合照登上Vogue杂志。她拒绝和阵营为伍，越战时，她是左翼反战的代表，90年代，她冒着危险到萨拉热窝帮助组织抵抗米罗舍维奇的运动。与轻薄肤浅的人一起时，她俨然一个正襟危坐的道德说教者，与严肃的清教徒在一起，她又变成了离经叛道的野孩子。前后善变的双面性格，恰恰符合她在《“坎普”札记》里罗列的“坎普”现象之一。无论是完全出于自觉意识的刻意为之，还是彻头彻尾的天然流露，她所追求的这份与众不同，正是“上好坎普”情趣的绝佳写照。

可是，一贯特立独行的苏珊，对出柜的沉默拒绝，让人费解，也招致非议。她与多位女性的同志关系，不是文化圈内的秘密， 她也为同性恋运动振臂高呼，可是当有人要求她站出来、以自己的例子为同性恋争取更多支持时，她却迟迟没有表示。也许是不愿被贴上同志作家的标签，也许是害怕失去在公众中的受欢迎度，对此，人们猜测云云。不过到了2000年，在接受英国卫报的采访时，她又开诚布公承认自己是双性恋，一生有过九段恋情，其中五个是女人，四个是男人。

2004年，享年71岁的苏珊·桑塔格在纽约去世，一生清苦的她，留下公寓里两万多册并非古董稀世的藏书，但愿，这不是她留给我们的唯一遗产。

（《优雅》杂志传奇栏目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