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毕竟是书生（周一良）

March 25, 2008 on 1:09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从东亚图书馆借了一批写三四十年代学者文人的传记回忆录。《毕竟是书生》是周一良先生的自传，90年代旅居纽约布朗克司（Bronx）时完成。

周一良先生，生于1913年山东青岛，一战爆发后，迁居天津。大学以前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并开始了日文学习。18岁时，离开家乡， 到北平求学。因无高中文凭和数理化知识，不能报考正规大学本科，先入学燕京大学（美国人建的教会大学，校长是司徒雷登，副校长是后美国时代杂志创办人 Henry Luce 的父亲，中文名字路思义）的两年制国文专修科，一年后，进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却因求知欲无法得到满足，1932年再次转学，插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师从邓之城教授和洪煨莲教授。

1935年夏燕京大学毕业，继续攻读历史系研究生，同年开始到清华旁听陈寅恪先生的课，1936年经人（研究生时的同学俞大纲）推荐到史语所历史组工作，是陈寅恪先生极为器重的学生。1939年秋，获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1944年博士毕业。1946年返回中国，带着抗战期间置身国外、未与人民并肩抗敌的“原罪”思想，接受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改造，文革中还介入过派系斗争。先生在文革中的经历，格外让人唏嘘，从最初被揪、不肯低头，到后来被认为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1974年，在批林批孔中加入“梁效”（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为四人帮撰文写作，这一变化，与先生初回国时很快与（“左”的）新时代达成认同妥协，恍然有种历史重演的熟悉。

周一良先生晚年在自传里对自己中年的否定和反省，在回忆文章里对陈寅恪先生的怀念以及负疚的请罪，体现了一个学者独立精神的回归，但《毕竟是书生》里收有的另一篇写于1983年、回忆吴晗的文章，又让我产生某些疑问。该文结尾一段里如此写道：

“今天，在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之下，知识得到重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政策日益落实，知识分子日益在四化建设中找到用武之地。”

记得在季羡林先生、汪曾祺先生的文章里也曾读到过类似对三中全会所流露出的欣喜乐观的心情，我不敢肯定，这笔下不约而同的巧合，是否有代表性，但乐观背后的意味，是对“知识分子早春天气”的再度、真诚的轻信，还是自动的心理防备，让人有所困惑难解。三位老先生都是从1949年一路走来，耳闻过、目睹过、亲历过各种名目的政治思想运动。虽然从文章写作的时间（汪曾祺《人之所以为人》1985年，季羡林先生的文章手头暂没有找到原文）来看，粉碎四人帮后，知识分子精神得到巨大解脱的兴奋雀跃心情，可以理解，但作为学者、作家，这种紧跟时代步伐的思考模式，我以为，与自由独立的人文精神仍存在较大距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件独立单一的历史事件，如 Carma Hinton 所言，不是一句“十年浩劫”可以概括一切。同样，也不是清算了四人帮，就可以束之高阁的。从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到50年代批《武训传》、批胡适、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反右派斗争、大跃进、拔白旗等等，这一连串几乎连喘息空隙都没有的斗争，都发生在四人帮出现以前，而文革则是登峰造极的一个“高潮”，四人帮是在这机制里最兴风作浪的一群祸首，但真正的祸根在哪里？是这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必然。

20年后回头再看，当时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免有些讽刺。四人帮倒台后，《人民文学》主编对一篇揭露文革时期的小说提出修改反面人物身份的要求，理由是，“这几年共产党的形象已经被‘四人帮’在社会上遭害得够苦的了，一些青年人产生信仰危机，笔下留点情吧。”（《五十年文坛亲历记》涂光群，pp.250），意识形态的包袱牢固得令人顿觉悲哀心寒。80年代，小说《苦恋》和改编后的电影《太阳和人》，引起批判风波，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文坛亲历五十年》pp.533），和“解放思想”前如出一辙。写作中不可触碰的雷区，已成心知肚明的共识，悬在学者文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旧寒光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