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兄弟之木然的残酷和温馨

February 1, 2006 on 4:40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余华《兄弟》的上部，继续《活着》的残酷风格，讲述了江南某小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动乱和生死，前一天还意气风发挥舞着革命大旗的宋凡平，第二天成了地主成了打倒对象，被红袖章们群殴致死；曾经看守宋凡平的红袖章几个月后也被戴上了高帽子，在监狱中把二寸长钉钉入自己的的头顶，自杀身亡；还有红袖章的儿子，因为留着长发，被其他红袖章按倒在地强行剃头，挣扎的过程中，剃刀插入后劲动脉，失血而死……在作者擅长的笔触下，一个个血腥的场面通过两个男孩无辜的双眼浮现于文字之上，但是很奇怪，读后并没有一种像读《活着》中那些死亡的画面时感到的那种拼命不放弃的垂死的挣扎，而只有一种空荡荡的麻木。也许是因为年代的问题，关于文革的文字已经很多，小说的，非小说的，自传体的，回忆录式的，所有的非人性，所有的残暴，所有的荒唐，所有失去理性的癫狂，一切命运的不可测……初读这些文字时的震惊诧异已经变得越来越淡，迟迟解不开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依旧冷清清留在一个角落，找不到答案。

抛开战争瘟疫自然灾害不说，历史上因人而起的生命之灾，在读过的文字里，了解最多的有两件：Holocaust，和文革，虽然对后者，好像还没有官方的数据可考。如果说Holocaust中对犹太人生命的漠视还有宗教民族的源头可考，那么文革中人与人之间今朋友明敌人的暴力批斗也许更纯粹的源自人生来的恶的本性，一种无止境无理由无目的兽性的发泄。如果说动物世界里的弱肉强食你死我活是因为一种最基本的求生的欲望，还可以理解，那么从那些发生在人类中间的为了生存以外更“崇高”的理由的屠戮中，看到的更多是人自身的某种荒谬。

文革动荡的十年中，最大的混乱也许不是家破人亡、学校关闭、社会运转失去秩序，而是生活在里面的很多人失去生存方向后迷失的混乱，就像《兄弟》中整日游荡在小镇上的李光头和宋刚，母亲在上海治病，父亲被打成地主关在监狱，只剩两个八九岁的男孩带着空洞的身体，无目的的在街上闲逛，消磨着时间和生命，而那些走在浩浩荡荡游行队伍中的红袖章们，其实和这兄弟俩无异，并没有因为响亮的口号而使他们变得不一样，不过是换了一种“消磨”的方式。

《兄弟》中除了残酷，还有温情的一面，尤其是描写父亲宋凡平被打倒后依旧把微笑的生活态度展现在儿子面前，与儿子们一起收拾抄家后的乱局，带儿子们去月光下的海滩看海，教两兄弟怎么捉虾煮虾打牙祭，用不高明的笑话掩饰被打脱臼而浮肿的左手，这些温馨的文字，在残酷的血腥味中，显得既真实又不真实，虽然打动人，却有一种不自觉的拒绝在里面，因为这个铁汉柔情的爸爸实在太过完美，而习惯了现实的我们是不太愿意接受这种完美的。

《兄弟》的上部缺乏像《活着》带给读者的那种生命和死亡的震撼力，语言上更多恶俗的调侃和幽默，暴露人性丑陋的一面，但有点过于刻意，反而显得苍白无力，仅在嘴角留下一丝冷笑的痕迹。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兄弟》的写作是一种失控的写作，虽然《兄弟》的故事发生在两个失控的年代里，一个是上部中的文革，下部的故事按作者的话来理解，应该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纵欲和性欲泛滥的我们这个时代，但是还是希望《兄弟》的下部不要再是一种失控的写作，因为一个作品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作者冷静的思考和对作品强大的掌控力和驾驭力，失控的写作容易流于文字表面的煽情，使作品变成一种像肥皂剧般的消遣，这，应该不是曾经《活着》的余华写《兄弟》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