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特拉维夫的夜曲

August 7, 2009 on 3:52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生死之韵》（Rhyming Life & Death） 是他2007年的最新中篇，英译本最近问世。小说很薄，只有百来页，评论界对此作的反响较平，褒贬不一。纽约时报书评综合另一本新书 《阿摩司·奥兹读者》（The Amos Oz Reader），从奥兹一贯的创作初衷和主题──认识他者── 解析这一新作，而Adam Mars-Jones在卫报的书评里虽然肯定奥兹聪明的写作技巧，却不客气地直言，“后现代是小说的死胡同”。在阅读这本精巧的小书时，不知为何，几次想起另一本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在切瑟尔海滩上》（ On Chesil Beach），两位大作家对男女心理的揣摩、对语言的把玩，令人恍有似曾相识的熟悉。

故事发生在1980年代以色列特拉维夫城的某个夜晚，奥兹用大写的“作者”（The Author）称呼小说的主人公，中年的他是文坛成就斐然的名作家，受邀参加一个讨论并朗读自己作品的讲座。他对此类文学活动毫无兴趣、甚至厌恶排斥，于是心不在焉的他，整个晚上沉浸在观察周遭他人、幻想他们的境遇生活的想像中。一个撩拨起他情欲的餐厅女招待，一对黑帮成员，一个忧郁、初露头角的男孩诗人，一个躺在医院病房、无人过问的富翁，一个遭解雇的可怜男子……“作者”宛如创造世界的上帝，赋予这些陌生人姓名、故事，曲折的恋情、跌宕的命运、未卜的前途、凄凉的晚景，细腻的文笔，跳跃的意识流，交织成颇具趣味的游戏之作。

有关阿摩司·奥兹的作品，值得一提的还有它的英语译者Nicholas de Lange。他是剑桥大学希伯来语及犹太研究专业的教授，自1960年代起就开始翻译阿摩司·奥兹的作品。几篇《生死之韵》的英文书评都不约而同提到Nicholas de Lange，称赞其英语译文纯净流畅，为原作添彩。由他翻译的阿摩司·奥兹自传《爱与黑暗的故事》曾获2007年希伯来语─英语译作奖（ Risa Domb/Porjes Prize for Translation from the Hebrew）。这种长期固定的合作关系，对文学作品而言，是种理想的译介模式。例如挪威作家佩尔·彼得松（Per Petterson），迄今他三本被翻译成英语的小说，译者均是Anne Born。精湛的译文得到评论界的肯定与赞誉。其中《外出偷马》（Out Stealing Horses）不仅为佩尔·彼得松赢得都柏林文学奖，同时也获英国独立报的外国小说奖（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Prize），由作者和译者共同分享。

英语在世界文学语言中处于难以撼动的强势地位，很多文学作品的推广仰赖英语译本，一些国际级别的文学大奖，比如单部作品奖金最高的IMPAC都柏林文学奖明确规定，用任何语言创作的小说都可参选，但需有英语译本。反之，有些英美文学奖项亦接受从别种语言翻译成英语的作品。因此对非英语作家而言，有个好的英语译者，显得格外重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世界文坛大放光彩，其作品的英译者功不可没。比如，《我的名字是红》（都柏林文学奖获奖作）的英语译者是杜克大学土耳其研究专业的教授Erdağ Göknar。自《雪》（Snow)以来的译者Maureen Freely，不仅在土耳其长大，而且与帕慕克有过一段同窗之谊，虽然当时两人并不相识。帕慕克本人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因此，Maureen Freely在翻译《雪》、《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Istanbul: Memories and the City）、《别样的颜色》（Other Colors: Essays and a story）等作品时，与原作者的合作尤为紧密。在斯坦福的作品朗读会上，有人问帕慕克是否打算自己直接用英语创作，他自豪地说，我有位非常棒的英语译者，无需自己写英语。

但是，英译文学不乏遗珠，引发争论。近年甚为轰动的智利作家Roberto Bolaño，他的小说直到过世后才被英美文学界发现、译介，遗作《2666》获美国国家书评奖。身后的荣誉不能阻止人们质疑，还有多少杰出的非英语作品被遗忘在世界文学的主流之外。而中文作品的英译似乎也长期难尽如人意。今年上半年美国推出的余华《兄弟》英译本，纽约时报认为存在“遗音”问题，失却原作讽刺戏谑的语言效果，读来让人一头雾水。巨大的文化差异也许是个很容易的解释，但如何把中国文学推向世界，英译仍是道非跨越不可的槛。

（关于Amos Oz 这本 Rhyming Life & Death 之前在博客上介绍过，后增加了一些英语翻译文学的内容，发于《书城》八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