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海上花之寂寞的自生自灭

April 7, 2006 on 10:58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水浒出自民间传说，三国取自历史，西游记则是神话，唯独红楼，描写生活，红楼在文学史上之轰动效应，看官们对红楼的好恶之两极端，很大程度也是出自于此。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小说方面的作为本就不大，而以描写常人生活的长篇旧小说，更是少之又少，红楼，是其中最杰出的，此外金瓶梅，还有，可能就要算韩子云所著的这本海上花列传了。但就知名程度而言，海上花是远远及不上前两本的，且不说有多少人读过，即使是听说过此书的人，可能也不会很多。

最早知道海上花，是因为侯孝贤导演据此改编而拍摄的同名电影，还误以为原著的作者是张爱玲，其实不然。据考证，《海上花列传》是十九世纪末松江地区一自称“花也怜侬”本名韩子云的文人所作，全书用苏州土话写成，是吴语文学中的第一部杰作。作者曾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后张爱玲将此翻译成国语，成为国语海上花列传，分为《海上花开》、《海上花落》两部。诚然，苏白方言，给看官们在阅读和理解这部小说上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方言的地域局限性，并不是海上花一书不风行的唯一原因，故此，张爱玲在译后记中感叹，就怕翻成了国语的海上花，还缺一回：“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究竟为何？也许从它和红楼的比较中，可以窥见一些端倪。

海上花以旧上海租界的堂子（妓院）为创作背景，写了两批人，倌人（妓女）和吃花酒消遣倌人的男人，有上至官吏商人，下至伙计随从，各个阶层皆有，写这两批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及爱恨情仇。虽然生活的内容和红楼大不相同，但相通之处是它们都描写在当下那个现实里面存在的人和发生的事，而且几乎都是琐事。红楼的前八十回里没有跌宕起伏的大故事，没有强烈戏剧冲突的大生死，即使开篇不久的秦可卿之死，还是后来晴雯的愤懑而终，作者均没有用大笔墨的渲染，仍是自然的平铺直叙；同样，海上花全书六十四回（国语版张爱玲将其压缩为六十回）中，没有一件格外引人注目或扣人心弦的事件，吊住看官胃口，使其在阅读中不忍释手：所以，就故事情节而言，海上花和红楼，都是平淡自然，不见奇险，而这，也是红楼无法如西游记或三国那般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吧。

可是，红楼的故事虽淡，语言却浓，尤其在人物的着墨上，点睛之笔处处可见。黛玉的“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宝玉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 还有在人物性格的雕刻上，黛玉的敏感多愁，宝玉的疯癫痴傻，宝钗的敦厚玲珑，凤姐的泼辣精明，迎春的软弱，探春的干练，惜春的冷漠，妙玉的清高，袭人的圆滑，晴雯的刁蛮，刘姥姥的憨厚……每个人物，无论主次，都有一个鲜明的个性轮廓（这也与红楼经过多次多人的修改润饰有关，人物性格更趋文学要求的前后统一性，缺少几分实际生活里一个人多重性格的混杂或前后性格转变的可能性），把所有人综合成一幅群画像，几乎可说是一幅完整的人性百态图。所以，虽无抓住人心的事，却有过目难忘的人，我想，这是红楼被很多人钟爱的一个因素。

相反，海上花不仅故事平淡无奇，在语言的叙述上也采用近乎白描的手法，没有红楼华丽隽永的诗词对仗，没有简练精辟的性格勾勒，事件自然而然的发展进行，作者就像一位速写者，用直白的文字不遗漏的记录下发生的一切，包括细节。如果说红楼是一幅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浓墨重彩的油画，那么海上花，基本就是一张复制生活的灰色素描。在人物的性格上，虽各有千秋，但不如红楼那么集中和典型，而且，不同人之间的性格差别没有分明的界限，似有些模棱两可。比如，精明的黄翠凤，成功的给自己赎了身，但堂子里的女人，有哪个是不精明的为自己打算的？也许精明的程度不一，沈小红一边吃张蕙贞的醋一边背着王莲生和戏子交往，也是精明的；口齿伶俐的卫霞仙，把来堂子找相公的姚二奶奶数落得哑口无言，泼辣的黄翠凤骂起老鸨来，也是口才了得；痴情的李漱芳，对郭玉浦用情至死，而娇惯的周双玉，誓与朱淑人同生共死，虽有几分负气的娇纵，但也可视为另一种情痴。所以，海上花写妓家生活，不仅描绘了各倌人复杂不同的个性脾气，同时也刻画了倌人这一特殊身份的女子们的共同性情。寓共性于个性，集个性成共性，既要把每个妓女写得不一样，又不能完全的两样，其中足见海上花作者入微的观察力和细腻的描写功力。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在红楼的群画像里，每一张脸都是一幅精细的工笔画，每一道每一纹都清晰明辨，而海上花则不然，它的每一张脸更像写意之作，虽轮廓不一可辨认，而五官却模糊而重叠。

所以，像海上花这样一部无论情节还是语言都“使人嘴里淡出鸟来” 的长篇旧小说，确实很难引来读者的关注，悄悄的出版，悄悄的被遗忘，实是意料之中，但是，并不能就此而否定了海上花在文学史上存在的价值和地位。首先，文学的功能之一是keeps language alive as our collective heritage(Umberto Eco, On Literature)，吴侬语系是中原大地上一支非常重要的方言体系，海上花列传，作为吴语文学中决少数的一部用苏州土话写成的长篇小说，它对保存中国文学（非国语文学）的一支传统有着非凡的重大意义。虽然在越来越标准化的趋势里，人们使用的语言可能会越来越统一，比如普通话的普及，比如英语，但人类究竟是否真的能够完成巴比伦塔的建造，实是未知；对方言来讲，一旦随着使用者越来越少，这种语言就会慢慢的走向死亡，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字作品把它保留下来，最后可能不留一点痕迹的消失，对人类来说，这是一项损失，失去一个曾经存在过的多样性的世界里的一个侧面。

其次，海上花描写的是十九世纪末上海租界生活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堂子，倌人（妓女）、长三书寓（最高一级的妓女） 、么二（二等妓女）、出局（妓女出外陪客）、叫局（客人写纸条邀倌人相陪），这些行话，通过文学的手段被记录下来，既是语言、也是历史的一种存档。读海上花，读到的不仅是这一群倌人和她们的生活喜怒，也使人了解到那个年代男人世界里的一种社交形态——吃花酒，以及酒桌上的各种习俗礼节。

至于海上花作为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它自然平淡的白描叙事，用“穿插、藏闪”的手法把散乱无关联的一群众人串联成一部长篇，而非各篇独立的短篇故事集，虽然在可读性上也许难合多数人的口味，但是作者的大胆尝试与实践，对中国小说的薪传和发展，也有着其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海上花列传》历史上共出过三版：1894年出的单行本，大概是小说刚刚写成之际，同年作者去世，才三十九岁；1926年亚东书局出版了标点版海上花，由胡适、刘半农作序；两次出版，两次悄然的无声无息，之后，大概就是七十年代张爱玲翻译注释的这一版国语海上花列传，后被侯孝贤导演搬上了银幕，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响动。虽说有了张爱玲的国语译本，排除了阅读上方言理解的障碍，但是，海上花终究很难成为一本大众都觉得好看的小说，正是它的最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平缓节奏和清淡滋味，使我们失去了在虚构的世界里寻找一种叛逆、补偿和安慰的可能，文学，既要是现实的写照，也要有对现实的背叛，也许，这是大多数中国读者的一种阅读心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