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的后现代
April 13, 2006 on 11:44 pm | In 蛰居琐话 | 1 Comment今天new york times上有篇Shanghai’s Boom: a Building Frenzy的文章(http://www.nytimes.com/2006/04/13/arts/design/13pres.html?pagewanted=1&_r=1),讲上海的城市建设规划,清除市中心的旧城区,建造足够现代的高楼大厦,已拥有4000座skyscrapers、其数量已经是new york city两倍的上海,还将新建一千座摩天大楼,城市建设长远目标的着眼一是纽约,二是北京。上海的摩天楼,北京的大马路,不同的花样,一样的抽风。本来对这种滥事,是懒得发牢骚的。不过文章最后的一句话,”we are constructing modernization, but a clear mind of modernity”,让人感触良深。
白先勇先生在一篇《文學不死──感懷姚一葦先生》文章里,写姚先生对后现代文学里“不再相信傳統留下來的觀念和教義”这一个现象提出质疑,他说,现代主义全盛期时的作家的创作是严肃的,是依照他们自己的一套理念在进行的,而到了后现代,文化成了工业,high culture没有了,传统的美学规则不要了,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一套美学法则和艺术形式,剩下的只是凌乱拼凑的碎片,缺乏最基本的对人类对这个世界的大关怀。其实,后现代的现象不只在文学范畴里,更是以一种文化及至社会的现象,呈现于世人之前。我想,上海的造楼狂热症,折射的是一种典型的暴发户心态,而这种暴发户式的现代化,也许正是中国特色的病态后现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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