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Jeanette Winterson: 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April 9, 2012 on 12:04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母亲：故事的开始

“正常就好，为何要快乐？”这是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十六岁离家出走时养母对她说的一句话。三十六年后，温特森将这句话作为自己回忆录的标题，“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走错的婴儿床

珍妮特·温特森1959年出生在曼彻斯特，母亲诞下她时才十七岁，是个家境贫寒的未婚少女，因此，她决定把女儿送人。收养温特森的是对工人夫妇，养母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一生似乎只在等待世界末日的来临。她性格沉郁，行事怪癖，为免和丈夫同床，会通宵做蛋糕、织毛衣，忙碌不停，当丈夫上夜班时，她就整晚在床上读圣经。这或许是她没有或不能生育的原因。温特森说，“我知道她收养我是因为她想有个朋友（她没有朋友）。”可温特森和养母非但没有成为朋友，最后还几乎决裂。

在回忆录里，温特森用“温特森太太”或“W（Winterson）太太”来称呼自己的养母，这一方面暗示出她与母亲之间的距离。童年时，温特森经常被母亲关在门外过夜，“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直到送奶的人来，我把两瓶牛奶统统喝光，留下空瓶气母亲，然后走路去上学。”年少时，母亲在她床垫下发现D·H·劳伦斯的小说，盛怒之下，把温特森偷藏的书悉数焚毁，“站在烧完的纸堆旁……我意识到自己也许可以做点别的。‘他妈的，’我心想，‘我可以写我自己的书。’”1985年，温特森出版了第一本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母亲在电话里斥责她，“这是我第一次订书时要用化名。”

温特森以令人惊讶的坦白叙述了她与养母之间的冲突以及这给她人生投下的阴影。回忆录的开头这么写道，“当母亲朝我发火时，这是经常的事，她说，‘魔鬼带我们走错了婴儿床。’”这种没人要的被遗弃感和不安全感一直纠缠至成年后的温特森。爱，缺乏爱，渴望爱，付出爱，得到爱，接受爱……温特森挣扎在各种关于爱的艰难的可能里。

通过“温特森太太”这个称呼，温特森以小说家的冷静和超然去审视自己的养母，试图理解她。温特森在英国北部长大，那里是工业重镇，风气保守，六七十年代，女性依旧大都被束缚在家庭生活里，没有自己的事业，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许多强悍能干的女性成了“家庭主妇”，唯丈夫是从。温特森的养母便是其中一员。“她看不起他（这不公平），可她喊他一家之主（并不是这么回事）。这种婚姻/家庭模式遍布我所目及之处。”这可能是温特森太太一生不快乐的根源。

英语文学A—Z

温特森太太希望把女儿培养成传教士，她不允许温特森受到任何世俗的影响，尤其不准她读小说，“书的坏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等知道时为时已晚。” 温特森家里只有六本书，一半是圣经和和圣经有关的。每晚，温特森太太会为丈夫和女儿朗读半小时圣经里的故事，从开篇一直到把旧约和新约合计的六十六册全念完。据温特森回忆，“母亲是位出色的朗读者，自信、声情并茂。她读圣经时仿佛把那当作是最近刚写的——也许对她而言是如此。我很早就感觉到，文本的力量不受时间限制。文字持续不断地发挥其功能。”

可另一方面，温特森太太嗜读探案小说，喜欢艾勒里·奎恩和雷蒙·钱德勒，每周，她派温特森去镇上的图书馆为她取书，这给温特森创造了走进英语文学世界的机会。“（Accrington公共）图书馆里有全部的英语经典名作，还有些颇令人意外的像Gertrude Stein的作品。我不知道读什么，或照什么顺序来读，于是我就从A开始。”

“书是一扇门。打开它，走进去，你还会回头吗？”“小说和诗歌是药剂，是良药。它们治愈的，是现实在想象上造出的裂痕。”于是，阅读和书写成了温特森走出创伤的自我救赎。她在回忆录里解释自己写作的原因：“我不说自己‘决心’当一个作家，或‘成为’了作家，这不是出于志向，或甚至不是有意识的选择。为躲避温特森太太的故事的严密罗网，我不得不想办法讲出自己的故事。”

在直言自己是个雄心勃勃的作家时，温特森特别强调，她欲跳出人们给女性作家设置的偏见——认为女作家写的总是自身的“经历”，不像男作家那么恣意大胆，具有实验性。“为什么不可以既写自己的经历，又兼具实验性？”温特森用自己的作品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回忆录的前半部分，她打破直线叙事，在时光的隧道里跌宕，在往事与反思间徘徊，行文散漫而别具张力。她的文句简练优雅，有时短促得只有一两个单词，却掷地有声。

伤疤，身份的标志

在回忆录里的题献里，珍妮特·温特森把这本书献给她的三位母亲，Constance Winterson（温特森太太），Ruth Rendell（给予温特森母亲般关怀的好友），以及Ann S.，这是她的生母。

2007年，温特森在养父母位于小镇Accrington的家中无意发现了一些有关领养她的旧文件。一段以前似乎从不存在的过去突然冒出来，令她措手不及。与此同时，她与舞台剧导演Deborah Warner长达六年的恋情陷入危机。在这双重冲击下，温特森几近精神崩溃。

她寄情写作，与自己身体内的另一个声音对话。在创作的童书《太阳的战役》（The Battle of The Sun）里，有个叫作“被锯成两半的人”（Creature Sawn in Two），在某种意义上，它其实是温特森本人的投射。“难怪这（《太阳的战役》）是本写给儿童的书。我体内那个发狂的人正是一个迷路的小孩。她想听故事。长大成人的我必须讲则故事给她听。”

在回忆录的后三分之一，温特森以更动情的文笔，叙述了自己如何克服心理顾虑，应付种种繁琐冰冷的手续，找到生母、与她相见的过程。与前半部分相比，这部分的叙事偏于中规中矩，少了些温特森自由不羁的个性色彩。

“要把我送走，等于让我的母亲将自己的一部分切除。我已感觉到那道自那而来的伤口。”“别人怎么认出你？你怎么认出自己？”温特森在文学的世界里搜寻答案。荷马史诗里的奥德赛、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休斯、必须摸到伤口才相信耶稣复活的圣徒托马斯、离开慧骃国时膝盖受伤的格列佛，她把自己与这些虚构的人物类比，找出和伤痛和解的方式。“我们在这些故事里发现伤口与天赋的咫尺之隔：一个受了伤的人——在表面上和象征意义上——因伤口而被和其他人区分开。伤口是与众不同的标志。连哈利·波特也有一道疤痕。”“愈合的伤口不会消失；疤痕永远都在。人们总是通过我的疤痕认出我。”在创作了多本关于爱、关于孤独、关于失去的小说后，温特森选择了一种更直接、更需要勇气的方式来书写她伤痕累累的人生。

（for《上海壹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