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听士兵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October 25, 2015 on 2:09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来自萨拉热窝、主编《欧洲最佳小说》年鉴的美国作家亚历山大·黑蒙(Aleksandar Hemon)说，他很讨厌英美文学里虚构（Fiction）与非虚构（Nonfiction）的划分。他认为，这样的区分一方面造成误解，仿佛非虚构作品里就不包含一丝虚构色彩，反之，虚构文学，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称之为的小说，里面的一切皆是虚假编造的；另一方面，当一部作品被贴上“虚构”或“非虚构”的标签后，那无形中与真的或不是真的联系在了一起，可在黑蒙看来，所谓的“真实”（Truth）其实是在叙事中形成的产物，而并不是先于叙事而存在的，正如著名的艺术批评家、作品、画家约翰·伯格有一句名言：“一个故事的讲述，将不再会仅限于只有一个版本。”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出兵阿富汗，继而入侵伊拉克，这些硝烟战火，转眼已十余年，现在，至少名义上，美国已撤军伊拉克，同时也在逐步从阿富汗撤军。这期间，关于这两场战争，从电视新闻到报纸书刊，从影像到文字，累积的叙述和评论早已满坑满谷。那些亲历战火、幸存归来的士兵开始加入讲故事的行列，把他们看到听到体验到感受到的战争，用他们的语言和思考，讲述给别人——我们——听。近年来，由退伍军人创作的、以此次伊战或阿富汗战争为题材的作品陆续涌现，在英美文坛引起强烈的关注和反响。

几年前，利特尔&布朗出版社以丰厚的预付金签下80后退伍士兵凯文·鲍尔斯(Kevin Powers)的首部长篇小说《黄鸟》(The Yellow Birds)。2012年，这本书出版后，被《纽约时报》盛赞为“当代战争小说的经典之作”，先后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摘得英国卫报的首作奖。凯文·鲍尔斯出生在美国南部一个堪称军人之家，他的父亲和爷爷都参过军，叔叔是一位水兵，谈到自己入伍的初衷，他说，因为他高中成绩不好，想上大学，可没有收到录取，而且美国大学的费用很高，如果参军，部队不仅会出学费，而且还有提供生活津贴。

不无巧合的是，在今年春天出版的又一本伊战题材的小说《重新部署》(Redepolyment)里，即有和凯文·鲍尔斯一样为获得上大学的资助而从军的主人公，而该书的作者菲尔·克莱(Phil Klay)亦是一位从伊拉克战场归来的海军陆战队队员。

《重新部署》为一本短篇小说集，菲尔·克莱通过十二故事，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拼组出一幅多层次、如万花筒般围绕战争展开的图景。集子里的半数故事发生在前线，沙漠、尘土、爆炸、狙击、枪战、汗水、死亡，另一半的故事发生在退伍之后，返乡，脱下军装，重新适应和融入平民生活，可同时从戎赴战的那些往事又时刻如影随形。他们进入大学就读，受到同学的挑衅，他们在酒吧向女孩子讲述或吹嘘他们的英雄事迹，他们患上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他们里有的人自杀，有的人站出来控诉战争。

由于短篇集的灵活性，这些故事里的美军士兵身份各异，除了通常提到战争时我们第一想到的冲锋陷阵的将士以外，有因为会说阿拉伯语而被分派到心理战部门的，有专门负责收尸、处理尸体的，有主要给阵亡士兵举行临终圣礼的随军牧师，还有专做案头工作、从未碰到枪并为此耿耿于怀的文员。可相同的是，这些故事的叙述者都是“我”，都是由一个亲历伊战的士兵来向读者讲述发生在战场上或归来后的故事。我相信这里面包含了作者的意图，暗示出他对这些故事的某种叙述权。诚然，假如以第一手的标准而论，有谁比“他们”更清楚战争前线发生的一切呢？换言之，《重新部署》讲的正是菲尔·克莱自己的故事，是美国士兵他们自己的故事。

故事里的这些“我”用最直抒的方式揭开伊战退伍士兵的内心世界，呈现他们在回到普通人中后所面临的尴尬与挣扎。在一次邦诺书店的新书朗读会上，有观众问克莱，他对这场伊战的对或错持何看法。他说，军人是他的工作，他无意从政治或道德的立场来评断这场战争，而只希望从人的层面来讲述这些和战争有关的故事。好似他笔下的一个主人公，在遇到反战人士时捍卫战争，在支持战争的人面前诋毁战争，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让人禁不住反思，前线与后方，在对战争的认知上存在着一道怎样难以弥合的鸿沟。

在书店的活动上，一位中年女士对克莱说，她的父亲参加过二战，可他从未对子女讲起过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直到临终时才有所启口，读完《重新部署》，她理解了父亲的沉默。再多关于文学关于阅读的恢弘口号也许都抵不上这几句简单朴实的读后感。我想起华裔作家李翊云转述的一则事，一位英国老人在妻子的病床前念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的作品给她听，直至她过世。特雷弗说：“那是我们为何写故事的原因。”或许，那也是我们为何听故事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