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他，不是说故事的人

October 25, 2015 on 2:11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科尔姆·托宾大概是当代爱尔兰作家中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一位，在过去几年中，他几次去中国，出席各种公开活动。他给人的印象是谈笑风生，随和亲切。他会拿着他那副从中间开合的眼镜，对着摄影记者的相机摆出搞怪的姿势，他会在朗读会上为活跃气氛，大方地演唱他作品里写到的一首歌。然而，当谈起小说创作，当在回答记者关于他作品的提问时，他说到最多的一个词是“沉默”，换言之，“文如其人”这句中国老话在托宾身上是最不适用的。他的小说常常静得出奇，静在人物都倾向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藏在心里，几乎从不有酣畅淋漓的爆发，静得缺乏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高潮，甚至好像都没有“事”发生。

这种让叙事归于平淡日常的手法，在他的巅峰之作《大师》以后变得益发明显。他的上一本长篇《布鲁克林》写一个从爱尔兰移民去美国的小镇姑娘。在这段离乡背井的旅程中，性格温顺的女主人公并未遭遇特别的坎坷，抵达纽约后，在神父的安排下，既有了栖身的住处，也找到一份应付自如的工作，后还结识了一个情投意合的男友。与一般移民题材的小说不同，托宾把故乡与异乡之间的戏剧冲突完全内化为人物的心理挣扎。时隔五年，他的新作《诺拉·韦伯斯特》(Nora Webster)采用同样的路数，刻画一个寡妇如何走出丧偶的悲伤、建立自己的生活，在波澜不惊的发展中不断跳出读者对故事或人物的预想，展示了小说更多的可能。

诺拉·韦伯斯特的原型来自于托宾的母亲，托宾的父亲在他十二岁时去世，小说的时代和地理背景就设置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托宾的家乡。在很大意义上，这是一部最贴近他个人经历的小说，可他没有从自己的视角来讲述父亲过世给家庭造成的冲击。他在给英国卫报的撰文里说明，回顾当时，“我不记得自己有任何感觉”，失去父亲给他投下的不是明显的悲伤，而“只有一片空白”。但是，在那片空白中，年少的他对周遭的一切变得格外警觉，“那给了我完整的回忆，因此，在《诺拉·韦伯斯特》里，有的场景，连最微小的细节——房间里有谁，谁讲了什么话，谁看了谁，谁没有讲话——都是实际发生过的。”他把这些观察和谛听到的内容变成小说的皮表，在这些已知的基础上施展想象，发掘出一个从母亲的视角来把事情戏剧化的可能，那便是，在一座人际关系十分紧密的保守小镇，一位中年守寡的妇人，她该怎样生活和她想怎样生活之间的冲突。

书中的诺拉四十出头，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两个年长的女儿在外地读书，家中有两个尚在念中学和小学的儿子。刚经历了丧夫之痛的她，没有带着葬礼上的泪痕而登场，也没有表现出刻意的坚强，只是有些愠怒，厌烦了人们对她的关切，却又无从拒绝。独立持家的生活徐徐展开，可她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个决定，似乎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似乎都面临错综复杂的牵绊，会有引发震荡的危险。例如，出于经济所迫把海边的度假小屋出售给一位有意购买的同乡，女儿不悦，因为那里存着父亲在世时全家人的回忆，年幼敏感的儿子由此惶恐家里将供不起他们上大学：戏剧的张力在这类日常小事中若隐若现。

然而，作为创作者的托宾，他有一种非凡的克制力，从来不让这些戏剧性的矛盾激化、走向极端。小说里，诺拉的命运几度出现令人担忧的转折：她原先的雇主念及她可能生活维艰，主动召她回去，她却在上班以后背着他们暗中加入了工会；现今办公室的主管是她当年关系不和的同事，时常对她刁难喝斥；70年代，北爱尔兰局势恶化，她在都柏林念大学的二女儿参加抗议活动，一度与家人失去联系……可狡黠的托宾总是在正面冲突即将爆发、故事可能走向令人扼腕的悲剧时把笔锋一转，将矛盾化解，雇主对她加入工会的举动虽恼但没有记恨报复，她与有龃龉的主管虽未和好，但也通过反抗为自己争取了利益，从此和平共事，失联的女儿在几经焦急的找寻后证明安然无恙：一次次的逢凶化吉，仿佛在在是故意扫读者的兴。

如果说幸福圆满的结局早已成为当代小说家自觉规避的俗套，那么托宾则走得更远，在紧扣写实的同时他试图抹除小说可能有的故事性，而不厌其烦地用细节吸引读者走进小说的时空，直至与主人公形成认同，变成不可分的一体。因此，当有些小说家自谦地说自己只是个“说故事的人”时，托宾却直言，他不喜欢这个称呼，他认为那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小说创作中组织构思的份量，把小说简化归类成一种自然的复述。也许同理，作为托宾小说的读者，他不能只再是一个被情节牵动的故事听众，他需要真正走入文字创造的世界，感同身受地体验主人公所体验的一切，阅读变成了一次征程，而不是无关痛痒的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