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翁达杰小说的前世今生

October 25, 2015 on 2:12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生平和他的小说一样错综神秘、难以捉摸。1943年，他出生在当时仍是英属殖民地的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在英国以前，葡萄牙人、荷兰人已曾相继踏上这块与印度最南端隔海相望的土地，在不同程度上成为那儿的主宰。一般认为，翁达杰是荷兰殖民者的后裔，可他的身上也带有僧伽罗人、泰米尔人（斯里兰卡当地最主要的两个民族）的血统，“我的背景是一盘名副其实的什锦色拉，要搞清我是谁很难，”翁达杰笑言。

在第二本糅杂了自传、回忆、虚构等多重元素的散文作品《世代相传》里，翁达杰写道，“母亲遗传给了我们蹩脚演员的特点，而父亲虽然有时在公共场合有些疯狂的举动，但是他却遗传给了我们保守秘密的意识和离群索居的愿望。”翁达杰的父母均出生于锡兰富有的名门望族，母亲是一位散发文艺气息的女子，她跳着伊莎朵拉·邓肯风格的前卫舞蹈，“办过一所小型舞蹈与戏剧学校”，“她年轻时高雅的气质和迷人的舞姿曾令所有人倾倒。”父亲则是个十足的浪子，家人送他去英国念大学，他没有通过入学考试，却用家里寄去的钱在英国享受了几年奢侈的生活；他虽然在锡兰轻步兵团任职，却“几乎把那当成了一种业余爱好。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科伦坡的聚会进行到一半，他突然想起自己今晚当班，于是驾一辆挤满了准备半夜去芒特拉维尼亚游泳的男男女女的车，径直开进营房，穿着燕尾服跳下车来，检查一下岗哨，然后跳回那辆坐满了大笑大叫、喝得醉醺醺的朋友的车，扬长而去。”

翁达杰六岁时，父母离异，母亲去了英国，并带走了哥哥姐姐，翁达杰被留在锡兰，此后几年里，他生活在一众亲戚的包围下，直到十一岁，母亲决定接他去英国上学。日后，在过了半个世纪后，翁达杰以童年这段独自从斯里兰卡登船前往英国的经历为轮廓，创作了小说《猫桌》，那是一趟去和母亲团聚的旅程，却也是一次与父亲的永别，从《世代相传》里我们知道，“直到去世，他（父亲）都没和我们在一起。他一直离我们那么遥远，他在北极。”翁达杰给《猫桌》中的男孩起名叫“迈克尔”，同时又在后记里强调，“这部小说虽然有时使用了回忆录和自传的笔法及地点，可它是虚构的。”在翁达杰的作品里，读者似乎永远无法清晰的区分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想象。

翁达杰在英国生活了近八年，无论是作为移民在新环境中受到的冲击和产生的隔阂，还是进入青春期后的迷茫叛逆，总之，念完高中后，十九岁的翁达杰选择离开气氛压抑的英国，前往更广阔的新大陆——加拿大，他的哥哥克里斯托弗已先于他在蒙特利尔定居谋生。在加拿大，翁达杰先后就读于魁北克的主教大学 (Bishop’s University)、多伦多大学和安大略金斯顿的皇后大学 (Queen’s Univeristy)，获得硕士学位。期间他首度开始尝试写诗，他说，“在加拿大，你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假如留在英国，我恐怕不会从事写作。我遇到了年轻的作者、编辑，”这里面包括1967年出版了他第一本诗集的马车房出版社(Coach House Press)，后来他成了这家独立小出版社董事会的成员，至今依然。

从写诗迈入小说，1970年的《比利小子作品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Billy the Kid)也许是这个过程中一部标志转折性的作品。打开这本书，里面有若干首诗歌，有散文式的叙事片断，有编造的采访实录，有海报、图片、照片、甚至一块空白，而作品围绕的主人公比利小子，乃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美国西部传奇牛仔。跨越自身的国界，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对象或出发点，用想象填补未曾留下记载的空白，寻回、重建那些消失湮没在时间岁月里的故事，这样的创作思路和风格，鲜明或含蓄的体现在翁达杰接下来的小说《经过斯洛特》和《身着狮皮》里，也影响了后来的年轻作家，如爱尔兰小说家科伦·麦凯恩。

诗人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使翁达杰常被人冠以“诗意小说家”，可这个称号也容易造成误解，让人把他的作品与唯美华丽、飘渺脱俗划上等号，而忽略他对历史、现实的关注。事实上，几乎在翁达杰的每一部小说里都暗藏着反抗权威、为边缘人或弱小者发声的入世情怀。譬如在《猫桌》里，男孩迈克尔和卡西乌斯把赫克托爵士的半身塑像丢进大海，“在那时，我们也许已长大，不再对权贵感到好奇。毕竟，我们更喜欢温和的、沉迷于照料他的植物的丹尼尔斯先生……改变我的，永远都是像他们这样的陌生人，在我人生各式各样的猫桌（分配给最没地位的人坐的桌子）上。”

对此，翁达杰解释，“我不认为自己是在写优美抒情的小说，只是恰好那是我会写的。抒情式的手法也许是我能够掌握的方式，但不是目的，而是我用来能够走入人物内心情感的途经。”以《身着狮皮》为例，这部小说刻画了一群为多伦多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却没有被官方历史留下任何记载的移民工人，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靠出卖劳力和血汗为生，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在描写这种种辛劳的付出时，翁达杰用的句子是，“汗水在他们结实的身体和冰冷的衣服之间流淌。有些人由于得了肺炎，或者因为其他季节在制造厂干活时吸进了硫磺而死去。”简单写实的用词，经过诗人翁达杰的组织，变成一种不平凡的描述，那不会教人迷失在辞藻的游戏里，道出的是一个人们熟知或意想中的事实，却别有一番震颤人心的效果。

在写建造高架桥的一章里，翁达杰重点刻画了一个名叫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的工人，他的工作是吊在半空中，检查桥身上“钉进去的铆钉，偏向的阀门，以及承重的托盘和垫石下面水泥凝固的情况。”这明显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角色，空中飞人，“他是个独行客。……即使在档案照片上也很难找到他。你一次又一次地在眼前看到远景，你的眼睛必须沿着天空形成的墙壁搜寻，直到看见河谷对面一小块仿佛烧焦的纸的斑点，那就是他，一个惊叹号，在桥与河之间的某个地方。”但是，无论这些字句多么如诗如画，不曾被掩盖或流失的是20世纪初造桥的艰辛和危险，那个连在档案照片上都难以寻找到的身影，似乎亦暗示了这些工人被历史遗忘的边缘身份。

碎片、拼图、跳跃式的叙事、蒙太奇，这是翁达杰小说的另一大显著特征。他的小说没有一部是单一的线性叙事，即使如《猫桌》，被誉为他最平易近人的作品，在二十一天海上之旅这条支配性的主线之外，叙述者的声音仍不时穿梭于童年船上的“我”和成年后的“我”之间，夹杂的闪回闪进，使整部小说读来犹如一座小径分岔的花园；而他最离经叛道的《遥望》，干脆变成了“用一个故事来把另一个故事写完”，小说内在脉络的联结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战，相关的不再是人物、地点、时代、或符合逻辑的情节发展，而是不同故事之间的映照、回响，一种也许只可意会的沟通。身为一个把文字当作工具的艺术家，翁达杰仿佛试图从中创造出无法诉诸语言来复述的艺术品。

关于小说，翁达杰认为，那“是一个大口袋，里面可以放钉子、芦笋及其他种种一切，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只要找到某种方式把它们架构起来。”另一方面，他与电影有着深厚的渊源，他拍摄过纪录片，从事过电影剪辑工作，还写过一本有关电影的书《对话：瓦特·穆奇与电影剪辑艺术》，这无疑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我非常喜欢剪辑的工作。一秒二十四帧，不多不少——剪到第七帧，或第二十一帧。我非常喜欢那种微观的时间控制。”他简直把这种剪切画面的方式移植到了编辑自己的小说上，“从这儿取一个句子，放到那儿，从而颠覆整部作品，生成新的联想暗示。”

悠游在翁达杰包罗万象、扑朔松散的小说迷宫里，时常会有似曾相识的恍惚。重现的有人物的身份，如小偷，那大概是在翁达杰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角色，自称“我是个小偷”的富翁安布罗斯，先后在《身着狮皮》和《英国病人》里现身的真正小偷卡拉瓦乔，《遥望》开篇所赞的具有“伟大小偷的风度”的让·热内，《猫桌》里不小心被梁上君子利用而成为共犯的男孩迈克尔；相似的画面，悬在半空中检查桥梁的尼古拉斯（《身着狮皮》），吊在空中修葺钟楼的罗蒙（《遥望》），荡至空中观看教堂湿壁画的扫雷兵（《英国病人》）；甚至可能一件不大起眼的物品/道具，造桥时尼古拉斯把自己吊在绳索和滑轮上工作，后来他开了一家面包房，“滑轮和滚筒将上百只面包送进烤箱，停顿片刻，然后继续把面包送出去”，过去的一抹影子，落在“从不回忆过去”的尼古拉斯的身后。然而，这些复现的主题、身份、画面、细节，并不让人觉得是单调的重复，那更像一种建立联系和秩序的努力，诚如《身着狮皮》里的一段话：

只有最好的艺术才能整理杂乱无章的事件。只有最好的艺术才能重新调整混乱，不仅表明混乱，而且表明它即将成为的秩序。

紧接着，翁达杰更直截的写道：“每一部小说的第一句话都应该是：‘相信我，这要花些时间，但这里有秩序，非常微弱，非常有人性。’”纵观翁达杰迄今的小说创作，这俨然一句谶语，如今，当我们翻开他的某本小说时，不妨回忆起三十年前《身着狮皮》里的这席话，让我们多花些时间来发现他小说世界的奥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