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陈若曦《老人》、《城里城外》和《二胡》

December 10, 2006 on 5:17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之前看《文革杂忆》，介绍里提到陈若曦的两个短篇集《老人》《尹县长》，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早期作品，于是兴趣上来，可惜没有找到《尹县长》的中文版，先借了《老人》和其他两本小说作品来一读。

《老人》里共有七篇短篇小说，均取材于文革期间大陆百姓的生活，《城里城外》和《二胡》则转为北美的华人生活为创作重点，前者也是短篇集，后者是一部长篇，但是总体来说，也许作为史料保存的价值，远远大于其文学价值。

《老人》最令人失望，里面人物的塑造，作者的个人情绪流露得太明显，几个“造反派”的头头，长就一副令人厌恶的外貌，三角脸三角眼，连名字都是奸的，比如阿刁之类。这些人为的痕迹，使作品严重失于冷静，有些地方，更有将作者自身对文革的认识加于笔下人物的倾向，使语言变得不仅不自然，也不符合人物的个性特点，缺乏一致性。小说不同于个人的回忆散文或杂文，我以为，作者仍需保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去创作人物和故事，即使是强调写实的现实主义作品，也不宜在作品中做太多道德或价值的判断，留给读者也许更好。

《城里城外》和《二胡》里的故事，以文革后大陆的改革开放为大背景，记述在美华人在处理和内地、台湾的关系时微妙而艰难的处境，仍有写实痕迹太重的遗憾，缺少文学的意境和诗意。相比之下，长篇《二胡》确具几分打动人的力量，讲述一对叔侄，因为中国政局的变动，与大陆亲人长期分居两地，后排出重重障碍、回乡探亲的见闻经历，反映了历史给这一代中国人造成的无以弥补的悲与苦，对人物心理的刻画较为细腻，但未脱议事论政的框框，没有更进一步的对人性和自我的探索。写于现实，却未走出现实，中国的当代小说似乎都脱不了现实主义这个弊病，鲜见在作品文学性上的实验或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