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读《从文自传》，和高行健

January 5, 2007 on 7:31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也许是最近对这两位作家的关注比较多，不知为何，读完《一个人的圣经》，无由想起沈从文来，到了读《从文自传》，又总是想到高行健，虽然还理不出一个对比/比较的思绪，但隐约中常感到两人有着某些相通的地方，说不清是在作品里还是在作品外。今日读刘再复的《论高行健状态》一文，在论述中国现当代作家文学立场的一段中，提到沈从文。一方面，在刘再复的文学批评里，高行健是当代中文作家里文学立场最彻底的一员，而在对二十世纪下半叶老作家群的概括中，他认为，“能把文学立场贯彻到底的，似乎只有沈从文”，虽然没有明确的比较，但“文学立场”这个概念，似乎给自己的联想提了一条清晰的线索。

《从文自传》一书写在1932年间，之后经过几次修改、补充，此番阅读的是1980年经作者同意、再次修订、并附上附记的版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自传》中，沈从文先生回忆叙述了自己从出生至离家到北京二十年间、在湖南家乡的生活点滴。书的封面上印有一小块作者手迹，齐整的蝇头小楷，和作者的文字一样，那般隽秀。“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特别喜欢第一章结尾的这句话，也可说提纲挈领整本自传的一句起始语。沈从文式质朴的语言，透出对生活、对自我细致入微的感性体察。

《从文自传》不是一本优美牧歌式的散文体传记，平实的文字下，涌动着乱世的动荡和残酷，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但出人意外的是，沈从文采用了一种静观凝视的态度，将自己二十岁前这段精神上混乱迷茫、物质上贫乏悲苦的经历诉于笔下，其中，写的最多的是杀人和看杀人。“辛亥革命的一课”，革命的失败，接来的是如麻的杀戮，跟着父亲，孩童时的作者就已看到过摆放在衙门口的几百个人头和一大串人耳朵，尸体太多，“因为天气既很严冷，不必担心到它的腐烂，埋不及时就不埋，或者又因为还另外有一种示众的意思，河滩的尸首总常常躺下四五百”。

十四岁不到，就参了军，进入预备兵训练班，而后更是跟着军队在湖南乡间和湘、川、贵三省的边界地区游走流动。“传说快要‘清乡’（剿匪）去了，大家莫不喜形于色”，“到后我们却一共杀了那地方人将近两千。怀化小镇上也杀了近七百人”，“我们部队到那地方除了杀人似乎无事可作。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作的”，“到那些乡下人往来最多的桥头上，把奸细头砍下来，在地面流一滩腥血。人杀过后，大家欣赏一会儿，或用脚踢那死尸两下，踹踹他的肚子，仿佛做完了一件正经工作，有别的事情的，便散开做事去了。” 且只摘抄其中几句，亦可见出作者在描述此般残暴非人的行径时，语言却保持着一种出奇、超然的冷静。（这一点，同样也是高行健小说语言的特点和出众之处。）

在叙事以外，作者没有惯例的为读者分析抓人杀人背后隐藏的军阀派系的混战，只是在第一章介绍“我所生长的地方”的历史里，告诉读者那是一个因军事而建、驻兵人数超过地方居民的古怪小城。但是，这些少年时的经历对作者今后人生的影响，写得率真而分明。“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份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读‘子曰’的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 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儒的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这份份量，在沈从文以后文学创作上的印记非常明显，就像他一直坚称自己“实在是个下乡人”，“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一样，这几段自述性的话，反映到写作的实践中，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有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声音——沈从文，和他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