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的小说

March 3, 2007 on 5:49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朋友说起,陈映真的小说不好找,也许因为他是太过左翼,不招台湾人的喜欢。学校的东亚图书馆倒是有两套陈映真的作品集,一套是洪范书店出版的《陈映真小说集》,共六本,收录1959年到2001年陈映真的中短篇小说作品,一套是全集,包括小说之外的散文、杂文、评论等其他作品。陈映真的小说语言并不艰深晦涩,较为容易阅读,花去整整三天,通读了一遍洪范一套六本的《陈映真小说集》,感慨良多,却不知从何写起,对这样一位忧国忧民、满腔抱负的小说家,非常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可惜无法形成共鸣,但无论如何,阅读陈的小说,给我打开了一扇了解台湾历史的门,对台湾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股势力的纠缠、复杂的政治环境、台湾社会的变迁,有了更清楚的认知,这是枯燥的历史课本、或者所谓的(历)史书记载所不能给予的。

陈映真怀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将国家和民族的苦难背负于他的小说创作上,孜孜不倦的寻求一个作为“人”的出路。他的小说题材广泛,视野开阔,早期作品的基调多是抒发城镇知识分子苦闷、迷惘、抑郁的心情,充满浓郁的个人感伤主义色彩,比如,因乌托邦的破灭而自杀的十八岁少年(《我的弟弟康雄》),逃离家乡、躲避现实、用父亲的人寿保险金过着波希米亚式生活(《故乡》)、抑或一心成为画家、却浑浑噩噩无以自立的大学生(《苹果树》),精神荒芜自弃、消极等死的中产阶级(《兀自照耀着的太阳》),生活无聊落寞的大学教授(《一绿色之候鸟》)此外,作者还借用改写圣经故事/古希腊传说的文本形式,来表达心灵的反叛和挣扎(《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和《猎人之死》)。

对贫苦大众、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关怀,也是陈早期小说的一个特点,如《面摊》中带着咳血的儿子、从苗栗来到台北靠摆流动面摊为生的一对夫妇,《祖父和伞》里悲惨的矿工生活,《将军族》里为贫困所逼、把女儿卖给妓院的农村家庭,

在陈六十年代中后期的小说中,知识分子的题材,由早期悲观主义的灰色基调,转变成犀利的批判和嘲讽。《最后的夏日》写一群碌碌无为的中学教师,有的自私、虚伪、善妒、报复心重,有的或沉溺麻将女人、或编织着出国梦、或安于一种寄生虫的生活;《唐倩的喜剧》则通过叙述女主人公唐倩和读书界先后流行的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的两次“结合”,既对台湾知识界崇洋媚外、盲目跟风西方学术思潮的风气,提出尖锐的批评,进一步批判他们精神上对西方的奴性,同时也无情的揭露了知识分子伪善自大、狂妄无知的卑行丑态,唐倩在两次结合的失败之后,最终跟着留美工程师,一个拜金主义者,一个弃“国家或民族”作“世界公民”的美国狂,完成了她第三次的结合与“绽放”。《唐》一篇的语言非常尖锐锋利,夸张的人物造型(胖子老莫、罗大头)、闹剧式的情节,凸现讽刺的笔调,它所表达的主题内容,即使今天读来,仍有着很强的现实批判意义。

在描写台湾深重的苦难以外,1967年的《六月里的玫瑰花》和1978年的《贺大哥》两篇以越战梅莱村虐杀事件为题材,描写了一黑一白两个美国士兵在精神上受到的不可恢复的创伤,当“被害者,终于成为加害者”,“加害者又成了加害于人这个事实的被害者”,受到强大的罪恶意识的折磨时,战争双方都沦为了他们背后“国家”这个“巨人”的牺牲品,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反战立场。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这层辩证的转换关系,也是陈后来写白色恐怖的《夜雾》一文的观察角度。

1978年至1982年,陈创作了四篇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和《万商帝君》,通过对台湾经济发展、商业社会的深入考察和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对人的异化和侵蚀。《上班族的一日》让人想起意大利电影The Job,生存的压力使人无从选择的放弃理想、屈从于不堪的工作,“早已落在重重的生活的,驱使每一个人去上班、下班的无形的巨大网罟中,难于动弹”;《云》通过工厂女工重组工会的失败,揭露了合资大企业内部腐败的黑幕;《万商帝君》中,作者对台湾商业经济/消费模式作了细致的研究,小说以两条线索平行展开,通过公司人事上两派的勾心斗角,反映全球化经济下跨国企业抹杀民族认同的企业文化特征,通过一心想当经理、最后得妄想症精神错乱的悲剧人物林德旺,反映企业可怕的“吃人”制度,但是故事为思想服务的意识过于明显,使小说读起来有些枯燥。

《铃铛花》《山路》和《赵南栋》三篇讲的是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湾,残酷的刑讯、革命者大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很易让人想起《红岩》之类的烈士小说。其中《铃铛花》一文从两个农家孩子的叙述视角,循着他们逃学在山区林间游逛的途径,铺垫出小说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从荒废的陶窑、郑成功的传说、废弃的小园、昔日日军征台的纪念碑,写到他们发现被通缉藏身于山洞的青年教师高东茂,通过小孩子纯真的眼睛和他们童言无忌的聊天,讲述莺镇人的故事,在小说的艺术性上,取得较高的成就。

陈映真被认为是台湾乡土小说的旗帜作家,当台独试图从本(乡)土文化上制造“一中一台”、寻找台湾独立的依据时,陈映真却是一位坚定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者,“乡土”一词,在这里显得颇为弔诡。在以许南村为笔名回顾自省陈映真小说创作历程的《后街》一文中,陈明确指出,两岸关系是“民族内部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从来和反对外力干预,实现民族团结与统一不产生矛盾”。这一政治观点在陈的小说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1999年创作的《归乡》,可视为一篇比较集中的代表作。故事的主人公杨斌青年时被国民党从台湾征去大陆抗日,几十年后回到台湾老家,乡音已改,被当作外省人,老人家在失落之余,对侄子道出了“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是我的老家”的心声。

《忠孝公园》是陈2001年完成的一个中篇,也大约是作者最近的一部小说作品。故事通过一个尽忠尽孝、到头来却发现只是为他人利用、连自己是谁都无法确定、更妄论为谁忠孝的台湾人林标,和一个不忠不孝、狡猾奸诈、见风使舵的政客汉奸东北人马正涛,与标题的“忠孝”二字形成极大的反讽,同时,林标这个人物的悲剧命运,也让读者对台湾社会因为历史遗留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有一番更透彻的认识。

陈映真的小说是入世的,这种“入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小说在诗意/美学上的提升和发展,但是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命运的忧怀,对社会、政治、历史的审度批判,对人世爱的理想主义追求,从他勤勉不息四十年多小说写作的文字中,流淌出的那份对平凡(底层)人饱满真挚深厚的情感,着实令人动容和肃然起敬。回到陈映真早期的小说,其实他是一位语言非常善感和敏锐的作家,他在早期作品中灵光一现的语言亮点,例如,“他看见爸爸抛出去的烟蒂在暗夜里划着血红的弧”(《面摊》),“我小心地在脸上塑着成人一般的风景”,“伊的悲愁皱起来之后原是容易舒平的”(《家》),在读完这六本小说集后,仍是让我最难忘和回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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