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s blog

陈映真的小说

March 3, 2007 on 5:49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

朋友说起，陈映真的小说不好找，也许因为他是太过左翼，不招台湾人的喜欢。学校的东亚图书馆倒是有两套陈映真的作品集，一套是洪范书店出版的《陈映真小说集》，共六本，收录1959年到2001年陈映真的中短篇小说作品，一套是全集，包括小说之外的散文、杂文、评论等其他作品。陈映真的小说语言并不艰深晦涩，较为容易阅读，花去整整三天，通读了一遍洪范一套六本的《陈映真小说集》，感慨良多，却不知从何写起，对这样一位忧国忧民、满腔抱负的小说家，非常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可惜无法形成共鸣，但无论如何，阅读陈的小说，给我打开了一扇了解台湾历史的门，对台湾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股势力的纠缠、复杂的政治环境、台湾社会的变迁，有了更清楚的认知，这是枯燥的历史课本、或者所谓的（历）史书记载所不能给予的。

陈映真怀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将国家和民族的苦难背负于他的小说创作上，孜孜不倦的寻求一个作为“人”的出路。他的小说题材广泛，视野开阔，早期作品的基调多是抒发城镇知识分子苦闷、迷惘、抑郁的心情，充满浓郁的个人感伤主义色彩，比如，因乌托邦的破灭而自杀的十八岁少年（《我的弟弟康雄》），逃离家乡、躲避现实、用父亲的人寿保险金过着波希米亚式生活（《故乡》）、抑或一心成为画家、却浑浑噩噩无以自立的大学生（《苹果树》），精神荒芜自弃、消极等死的中产阶级（《兀自照耀着的太阳》），生活无聊落寞的大学教授（《一绿色之候鸟》）此外，作者还借用改写圣经故事/古希腊传说的文本形式，来表达心灵的反叛和挣扎（《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和《猎人之死》）。

对贫苦大众、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关怀，也是陈早期小说的一个特点，如《面摊》中带着咳血的儿子、从苗栗来到台北靠摆流动面摊为生的一对夫妇，《祖父和伞》里悲惨的矿工生活，《将军族》里为贫困所逼、把女儿卖给妓院的农村家庭，

在陈六十年代中后期的小说中，知识分子的题材，由早期悲观主义的灰色基调，转变成犀利的批判和嘲讽。《最后的夏日》写一群碌碌无为的中学教师，有的自私、虚伪、善妒、报复心重，有的或沉溺麻将女人、或编织着出国梦、或安于一种寄生虫的生活；《唐倩的喜剧》则通过叙述女主人公唐倩和读书界先后流行的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的两次“结合”，既对台湾知识界崇洋媚外、盲目跟风西方学术思潮的风气，提出尖锐的批评，进一步批判他们精神上对西方的奴性，同时也无情的揭露了知识分子伪善自大、狂妄无知的卑行丑态，唐倩在两次结合的失败之后，最终跟着留美工程师，一个拜金主义者，一个弃“国家或民族”作“世界公民”的美国狂，完成了她第三次的结合与“绽放”。《唐》一篇的语言非常尖锐锋利，夸张的人物造型（胖子老莫、罗大头）、闹剧式的情节，凸现讽刺的笔调，它所表达的主题内容，即使今天读来，仍有着很强的现实批判意义。

在描写台湾深重的苦难以外，1967年的《六月里的玫瑰花》和1978年的《贺大哥》两篇以越战梅莱村虐杀事件为题材，描写了一黑一白两个美国士兵在精神上受到的不可恢复的创伤，当“被害者，终于成为加害者”，“加害者又成了加害于人这个事实的被害者”，受到强大的罪恶意识的折磨时，战争双方都沦为了他们背后“国家”这个“巨人”的牺牲品，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反战立场。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这层辩证的转换关系，也是陈后来写白色恐怖的《夜雾》一文的观察角度。

1978年至1982年，陈创作了四篇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和《万商帝君》，通过对台湾经济发展、商业社会的深入考察和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对人的异化和侵蚀。《上班族的一日》让人想起意大利电影The Job，生存的压力使人无从选择的放弃理想、屈从于不堪的工作，“早已落在重重的生活的，驱使每一个人去上班、下班的无形的巨大网罟中，难于动弹”；《云》通过工厂女工重组工会的失败，揭露了合资大企业内部腐败的黑幕；《万商帝君》中，作者对台湾商业经济/消费模式作了细致的研究，小说以两条线索平行展开，通过公司人事上两派的勾心斗角，反映全球化经济下跨国企业抹杀民族认同的企业文化特征，通过一心想当经理、最后得妄想症精神错乱的悲剧人物林德旺，反映企业可怕的“吃人”制度，但是故事为思想服务的意识过于明显，使小说读起来有些枯燥。

《铃铛花》《山路》和《赵南栋》三篇讲的是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湾，残酷的刑讯、革命者大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很易让人想起《红岩》之类的烈士小说。其中《铃铛花》一文从两个农家孩子的叙述视角，循着他们逃学在山区林间游逛的途径，铺垫出小说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从荒废的陶窑、郑成功的传说、废弃的小园、昔日日军征台的纪念碑，写到他们发现被通缉藏身于山洞的青年教师高东茂，通过小孩子纯真的眼睛和他们童言无忌的聊天，讲述莺镇人的故事，在小说的艺术性上，取得较高的成就。

陈映真被认为是台湾乡土小说的旗帜作家，当台独试图从本（乡）土文化上制造“一中一台”、寻找台湾独立的依据时，陈映真却是一位坚定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者，“乡土”一词，在这里显得颇为弔诡。在以许南村为笔名回顾自省陈映真小说创作历程的《后街》一文中，陈明确指出，两岸关系是“民族内部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从来和反对外力干预，实现民族团结与统一不产生矛盾”。这一政治观点在陈的小说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1999年创作的《归乡》，可视为一篇比较集中的代表作。故事的主人公杨斌青年时被国民党从台湾征去大陆抗日，几十年后回到台湾老家，乡音已改，被当作外省人，老人家在失落之余，对侄子道出了“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是我的老家”的心声。

《忠孝公园》是陈2001年完成的一个中篇，也大约是作者最近的一部小说作品。故事通过一个尽忠尽孝、到头来却发现只是为他人利用、连自己是谁都无法确定、更妄论为谁忠孝的台湾人林标，和一个不忠不孝、狡猾奸诈、见风使舵的政客汉奸东北人马正涛，与标题的“忠孝”二字形成极大的反讽，同时，林标这个人物的悲剧命运，也让读者对台湾社会因为历史遗留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有一番更透彻的认识。

陈映真的小说是入世的，这种“入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小说在诗意/美学上的提升和发展，但是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命运的忧怀，对社会、政治、历史的审度批判，对人世爱的理想主义追求，从他勤勉不息四十年多小说写作的文字中，流淌出的那份对平凡（底层）人饱满真挚深厚的情感，着实令人动容和肃然起敬。回到陈映真早期的小说，其实他是一位语言非常善感和敏锐的作家，他在早期作品中灵光一现的语言亮点，例如，“他看见爸爸抛出去的烟蒂在暗夜里划着血红的弧”（《面摊》），“我小心地在脸上塑着成人一般的风景”，“伊的悲愁皱起来之后原是容易舒平的”（《家》），在读完这六本小说集后，仍是让我最难忘和回味的。